刘 鹏

(安徽工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引言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制造业经历了跨越式的腾飞发展，已成为当今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同时，我国也于2009年起成功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总量上的可喜成就却掩盖不了低质量的发展问题。长久以来，我国制造业一直难以跳出“低端陷阱”，突出表现在科技含量不足、产业形态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等方面(胡迟，2019)。为了改变这一客观困境，我国于2015年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强调制造业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制造等高质量发展方式成为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黄群慧和贺俊，2015)[1-2]。

为了促进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央与地方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予以配套。政策颁布涵盖企业、银行等不同作用对象，涉及资金、互联网等各个内容方面，其政策效果如何需得到有效评估。显然，有效地效果反馈能深化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道路，及时的政策调整有助于产业转型的加快实现。然而，国内现有研究较多地将关注重心聚焦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之上，分析其对经济增长(傅元海等，2016)、技术创新(许和连等，2017)、价值链提升(余振等，2018)等不同方面的影响[3-5]，较少关注于其政策的制定效果。

不得不承认，由于政策时滞等问题的存在，有效的事前控制比积极的事后评估更为重要。同时，相比简单定性的政策制定建议，科学有效的制定效果评价无疑更具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