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小凤

（中央美术学院 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北京 100012）

发生在1929年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的“二徐之争”，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桩公案，是美术史著述不可或缺的内容。现有研究大体从事件入手，聚焦在徐悲鸿和徐志摩关于现代艺术问题的论争和分歧上，从而引出对事件本身与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关系的认识。①对“二徐之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颜廷颂、阮荣春《论“惑”与“不惑”：1929年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一场论争》，《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93年第4期；吕澎《关于徐悲鸿、写实主义及其论争》，《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周博《惑的回声》，《读书》2006年第11期。围绕事件的历史真相、当事人话语及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境遇展开论述，是对这场论争进行研究的基本立足点。然而，从更大的话语实践层面来看，“二徐之争”的意义及影响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它关涉的不仅是论争当事人“二徐”、打圆场的李毅士和收尾的杨清磬等人，有关“惑”的声音一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艺术立场之间回荡，其批评话语涵盖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和政治，构成一个探寻中国美术批评现代性的“寓言”。

本文使用了詹姆逊的“寓言”（allegory）理论。詹姆逊将“寓言”定义为“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1]37-38，即一种再现事物的模式。在詹姆逊诗学中，历史只有通过文本才能为人们所接近，而历史的文本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遏制，“尽管我们说要抓住历史变化中的环境，打破旧有的关于变化的叙事形态，并着眼于活生生的事物间的矛盾，但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