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

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组织——“粤东赤十字会”，后改称粤东红十字会，红十字会番禺分会、广州市分会，是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创办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粤东赤十字会的创始人群体、后继机构，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有着密切联系。2021年正值辛亥革命110周年，为缅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开创性贡献，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笔者希望借助新的史料，进一步完善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书写。

【中国红十字先驱】

孙中山是最早接触红十字事业的中国人。1887年，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他的恩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就是香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在康德黎的言传身教下，孙中山很早就对红十字会有着深度认识。

1896年伦敦蒙难获释后，孙中山认识了“伦敦城赤十字会总医员”柯士宾。这年冬天，两人一起游玩了温莎行宫，相谈甚欢。出于对红十字事业的高度推崇，孙中山答应将柯士宾的著作《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成中文。1897年春夏间，该书译成出版，为中文世界第一部红十字会文献，在当时来说属于救伤领域的标准著作。在译序中，孙中山引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来阐释红十字精神，认为红会救伤法为“救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

按伦敦红会的安排，孙中山翻译的这本教材将分发到英国各个殖民地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故也很快进入香港，传回国内。1904年3月5日，上海《申报》评论道：“孙文所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正不必以人废言也。”自1895年秋第一次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已成为清廷钦犯，但《申报》仍对这本译著给予高度评价，丝毫不顾忌孙中山的身份，可谓客观公正。1907年，《民报》社在日本重印此书，为适应日本习惯，书名改为《赤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清末时期，“红十字会”“赤十字会”很大程度上通用。1912年2月29日，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立案。

如果说孙中山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第一人，他的同乡先辈、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则堪称第二人。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在上海停留期间与郑观应有过密切接触，郑观应专门为此写信给盛宣怀，请盛氏为孙中山上书一事提供协助。

郑观应留心世事，精通英文，一贯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很早就注意到国际红十字运动。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郑观应认为，中国面对德国侵略，必须坚决应战，而战端一开，就必须为军中救伤做好准备。为此，他写成《劝各名医仿泰西预筹军中救伤会歌并序》，其中写道：

泰西各国医士有红十字会，凡遇交战之时，会中医士雇工携药料追随营后，如有受伤员弁，无论敌人亦皆舁回医治，敌人不准伤害，此泰西公例第一功德也，较散赈尤为难能。我中土当兹危局……且念中土医士尚无军中救伤会，倘有战事，西医只救洋人，我华兵伤夷不能兼顾，若待临时劝募，势恐不及……如能及早预筹，则功德无量矣。（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

郑观应呼吁中国医生未雨绸缪，他的倡议有着高度前瞻性和爱国情怀。

1904年初，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郑观应正在广州负责粤汉铁路的购地工作。据当时的报刊报道，有留居广州的美国女医生倡议成立赤十字会，意欲组织救护队开赴东北救治伤员。这一倡议立即得到郑观应的积极响应。他邀集富商张弼士、黄诏平等人，“捐资协赞，劝华医之精于外科者偕行”。

擔心广州募集的经费不足，郑观应又专程到香港，与华商领袖温佐才、冯华川等人协商，请他们在香港开演说会，“普告绅商，踊跃捐输，以成美举”。粤汉铁路建设千头万绪，郑观应一边忙本职工作，一边抽出时间为粤东赤十字会的成立奔走募捐。正是来自商界的这一大笔资金，为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的成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粤东赤十字会的创立】

报道中提到的美国女医生是创办广州夏葛女医学堂、柔济医院的富马利（Dr. Mary Fulton，1854—1927），而她最得意的门生，正是粤东赤十字会的创始人、著名女医生张竹君。

张竹君（1879—1964）出身十三行富商家庭，是广州番禺沙湾岐山村人。1900年，她获得博济医院附设医学堂的毕业证书后，利用家族财富与友朋捐款，在广州西关和河南（今海珠区）龙溪首约分别创办諟福医院和南福医院。作为孙中山的师妹，又热心于公益事业，张竹君应该会留意到孙中山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

在郑观应的倾力帮助下，年轻的张竹君与邓倬卿联手，挑起粤东赤十字会筹建工作的重担。1904年3月8日，《香港华字日报》刊登《赤十字会批词》：“日俄战务已亟，职商邓倬卿等联合同志，拟仿赤十字会章程，集资救济伤病士卒，日来已具禀督院，随奉云帅（岑春煊）批示，谓查赤十字会，系为疗治军人伤病而设，现在局外各国均有此项善举，事属可行。”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华字日报》刊登两广总督岑春煊批准粤东赤十字会立案的日期为1904年3月8日；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则是在1904年3月10日才召开发起人大会，3月17日才正式定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粤东赤十字会的成立时间比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要早。

一个多月后，报纸又刊登了张竹君欲赴东北战场救助伤员的报道：“张竹君女士曾在河南创南福医院，昨诣督院，禀请附日本十字军，疗治受伤军士。旋奉云帅批示谓，泰西红十字会实为仁至义尽之举……现在上海绅商已立红十字会，外务部商明日俄驻使转致政府承认此会。该民女既具此志，应俟咨送前往……”（《张女史赴赤十字会》，《香港华字日报》1904年4月15日）这里所说的“河南”，指的是今广州市海珠区西北珠江沿岸一带。粤东赤十字会在辛亥革命后，曾改名“红十字会广东河南支部”。据记载，粤东赤十字会最初地址就是河南龙溪南首约，成立后将张竹君创办的南福医院改为附属医院。

张竹君得到岑春煊的批准后，旋即前往上海，准备进入战地，后因沙俄不予接纳，留在上海行医。广州的粤东赤十字会由马达臣医生接手管理。马达臣是广东顺德人，毕业于惠师礼会创办的佛山医学院，对公益事业、爱国活动十分热心。

在马达臣的领导下，粤东赤十字会的会员训练有素。1909年初，广州大沙头沿岸停泊大量花艇，为求平稳，便用绳索相互捆绑为一体，因某船灯火失慎，造成火烧连营，跳落珠江求生者甚多。马达臣闻讯，立即派出救伤队前往大沙头，捞起溺水者9人，其中8人经过紧急抢救生还。（《中国赤十字会之救伤》，《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2月2日）这次义举表明，粤东赤十字会已对会员进行了水上救生的专业训练，让他们在灾难面前能沉着应战。

【辛亥革命功臣】

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张竹君正在上海。作为孙中山的师妹，她的内心早就倾向革命。1900年她创办南福医院时，曾获女志士徐宗汉的慷慨捐资，两人因此成为挚友。1907年，徐宗汉加入同盟会。1911年初，孙中山、黄兴发动“黄花岗起义”，黄兴力战受伤，又受到清廷追捕，情况危急。张竹君陪同徐宗汉，护送黄兴到香港动手术，黄兴、徐宗汉由此而喜结良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张竹君紧急联络在沪革命党人和開明士绅，于10月18日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亲自出任会长一职。此时清军反扑武汉，形势岌岌可危，急需同盟会领导前往指挥调度。张竹君毅然决定，让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干部化装混入赤十字会的救援队伍中，躲过清廷检查，及时抵达武汉。她率领的第一批救护队120人准时出发，又安排后方组织第二批队伍跟进。10月24日，张竹君率第一队从上海出发时，“西人皆肃然尊敬”。

一经抵达汉口，张竹君即深入战场第一线，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沉着指挥，两个月里共救疗受伤战士1300余名，她甚至还亲自抬伤员到医院。在紧张的医疗工作中，她不慎感染微菌，体温异常，仍坚持工作，直到双方停战后才返回上海休整。此后，在“二次革命”等战事发生时，张竹君仍多次组织赤十字会开赴战地，出生入死，毫无惧色，抢救伤病员无数。

为巩固新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马达臣领导的粤东红十字会也积极筹备北上支援。广东光复不久，财政支绌，马达臣不得不为筹款奔走忙碌。1912年2月3日，马达臣致电孙中山：“决二月十日前亲领第一帮赴宁听遣。”2月19日，“粤东红十字会事务长马达臣……带同男女看护救伤队、军乐队数十人，取道南京，随军北上，道经申江，昨十九日下午由‘金华轮船到沪”。马达臣等人抵达南京后，即随军北伐，参加了徐州等地的战地救护工作，因工作极度繁忙，积劳成疾，返回南京治疗，不幸于3月27日在下关逝世。

粤东赤十字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张竹君、马达臣都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功臣，他们公而忘私、为推翻清廷统治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是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表明粤东赤十字会是紧紧追随孙中山领导的先进团体，代表了中国红十字会的革命传统。

【孙中山、宋庆龄的关怀爱护】

1916年，粤东赤十字会在河南福居里租赁民房办公，改称“中国红十字会广东河南支部”；1917年在同福西路6号建成自己的会址，不久改名“中国红十字会番禺分会”。当时广州河南属番禺县管辖。

1921年夏，孙中山发动西征战役，征讨桂系军阀。番禺红十字会会长谢英伯鉴于前敌战事激烈，偕夫人率领救护队，内有女护士10多人，于7月17日搭乘轮船前往梧州，担任战场救护工作。

10月，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宋庆龄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希望借助红十字会的专业经验，为出征军人服务。10月18日，宋庆龄邀请谢英伯到总统府慰劳办事处谈话，其间，谢英伯邀请宋庆龄担任红十字会番禺分会名誉总裁，后者欣然同意。

担任红十字会番禺分会名誉总裁后，宋庆龄加紧组织军人慰劳会与红十字会队伍开赴前线事宜。12月6日，宋庆龄亲自率领红十字会救伤队伍由广州前往桂林，于12月21日顺利抵达阳朔，孙中山亲自前来迎接。

据《红十字会历史编年》记载，大约在此次红十字会救伤队前往广西期间，孙中山为番禺红十字会分会题写了“博爱”二字。笔者在《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广州分会特刊》中，找到孙中山这幅墨宝的原件摄影，在“博爱”两字后面，孙中山还用竖行注明题赠“番禺红十字会分会”并签名。这幅珍贵的墨宝，表达了孙中山对红十字会番禺分会救伤队不畏矢石、冒险犯难抢救伤病员工作的高度肯定与赞赏。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从广州前往韶关大本营督师，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会员多人一起赶赴前线。由此看来，宋庆龄虽是名誉总裁，却已实际担负起番禺红十字会的领导工作。此后不久，番禺、南海两个红十字会合并为广州市红十字会。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大批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广州市红十字会于12月24日至27日在主要战场南关等处收殓烈士遗骸，加以妥善安葬。

随着日军步步进逼，红十字会广州市分会加紧进行救护训练，筹组救护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飞机开始空袭广州，成千上万无辜群众惨死街头。广州市分会与省市当局共同组建“广东省救护委员会”，将全市分为9个救护区，救护人员共1000多人，一旦有警，立即前往被炸现场，抢救伤员。

1938年，红十字会为适应抗战来临的紧急形势，在长堤设立战时干事部，以便接收分配医疗物资，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络。6月6日，日军悍然违反国际红十字会公约，轰炸扫射红十字会战时干事部，致使救护大队长陈有光当场牺牲，总务主任陈侠卿等5人重伤。在时长为15个月的救护活动中，红会救护总队共抢救了5000多名伤员。

8月，为勉励广东各界团结抗战，宋庆龄来到广州视察。24日下午五点，宋庆龄在广东妇女界领袖伍智梅的陪同下，亲临河南红十字会操场，检阅救护总队属下各支队，广州市红十字会会长曾养甫、救护总队长朱广陶、救护科长陆如磋等随同检阅。宋庆龄对广州市红十字会等单位组织的救护队，在日本军机对广州实行狂轰滥炸之下，依然高效地组织救护给予了高度评价。（广州《中山日报》1938年8月25日）

广州沦陷前夕，广州市分会经肇庆等地撤往粤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为抗战服务。在八年抗战中，广州市分会救护队伍足迹遍布粤、桂、湘、赣四省，行程达8万多公里，救护伤员12.47万余人，掩埋尸体431具，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特殊功劳。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