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清末民初，正值天下大變之时，胸怀天下与苍生的知识人们迫切需要从各类书籍中觅得救世良方。较之古人，其读书习惯遂多了一分时代的属性。

以梁启超为例。作为彼时思想传播的领头羊，他的笔锋常常自带“魔力”，深深影响了一众青年学子。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青年毛泽东博览群书，对《新民丛报》印象深刻，“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梁的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可知梁文深深影响了几代知识人。

然倘若细思，读新式报刊确实会给人耳目一新甚至醍醐灌顶之感，但报章文字毕竟因其题材与功用所限，价值尚浅。知识人要想济世，恐怕还要从扎扎实实阅读一本本经典或专著入手，打好底子，充实自我，具备真学问，养得大气象。早在清末，梁启超便直言：“学问之道，未知门径者以为甚难，其实则易易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