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清末民初，正值天下大變之时，胸怀天下与苍生的知识人们迫切需要从各类书籍中觅得救世良方。较之古人，其读书习惯遂多了一分时代的属性。

以梁启超为例。作为彼时思想传播的领头羊，他的笔锋常常自带“魔力”，深深影响了一众青年学子。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匪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青年毛泽东博览群书，对《新民丛报》印象深刻，“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梁的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可知梁文深深影响了几代知识人。

然倘若细思，读新式报刊确实会给人耳目一新甚至醍醐灌顶之感，但报章文字毕竟因其题材与功用所限，价值尚浅。知识人要想济世，恐怕还要从扎扎实实阅读一本本经典或专著入手，打好底子，充实自我，具备真学问，养得大气象。早在清末，梁启超便直言：“学问之道，未知门径者以为甚难，其实则易易耳。所难者莫如立身，学者不求义理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不可不警惧也。”可知在民国学人心中，读书之本意与路径，看似稀松平常，实则极为讲究。

【读书之始，须立读书之志】

为何要读书？这恐怕是彼时每位学人都曾自我追问的终极问题。

揆诸时人回忆，钱穆先生的经历堪称耐人寻味。十岁那年，还在家乡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求学的钱穆，一天遇到体操老师伯圭先生，此君是钱氏同族且参与过革命活动。伯圭先生一把揽住钱穆的小手问道：“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钱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它们”。

对于一名小学生而言，这番话无异于“巨雷轰顶”，钱穆自道“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换言之，钱穆一生读书治学所欲达致之境界，“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

钱穆明晓读书之本意，凭的是他人启迪，著名史学家蒋廷黻靠的则是自我领悟。早在少年时期，蒋廷黻已立下为改变中国落后局面而奋起读书的宏愿。赴美求学期间，蒋对政治的高度热情便初现端倪。在专业选择上，他原本想钻研政治学，以便将来在中国政坛驰骋一番，但后来又发觉政治学太过于理论化，不切实际，“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他专攻历史学，主修政治史。但他又不仅仅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致用而研究历史，“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解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强烈的入世乃至用世的冲动，是蒋廷黻转而攻读史书的缘由所在。

历史往往多有巧合。待到蒋廷黻执教清华后，为了唤醒学子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与警惕，他于事件发生后第四天，特意在清华校内发表题为《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的演讲，青年学子夏鼐去现场聆听。由于受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蒋氏演讲所产生的号召力，夏发觉历史可以照进当下与未来，并不“空虚”。此后两月内，他一气读完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刘彦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及樊仲云《最近之国际政治》，最终下定决心“进军”历史系，拜在蒋廷黻门下。

因看中夏鼐学史之意愿所在，蒋廷黻对其的培养颇具特色。蒋深知夏的史学功底较薄弱，于是命他多读史料、多写书评。半载后，尚不知学界这潭“水”深浅的夏鼐，兴冲冲地将所写书评汇集成册，希望老师推荐出版。蒋通篇阅毕，告知夏撰写历史著作非常艰难，此书评集过于稚嫩，“非同时兼阅其他参考书不为功”，况且“以中国对于纯学术的著作殊难求销路之广，书店不敢出版恐致折本”。蒋师此番点评如同一盆冷水，将夏心中旺盛的热情骤然浇灭，禁不住在日记里道：“我知道自己入历史系是弄错了，呜呼！今日中国之出版界！”

其实，此举不过是蒋“欲扬先抑”之策，目的在于祛祛夏身上的虚骄之气。待夏倍受挫折后，蒋适时开出一份三十多部的书单，令其逐一精读。没了浮躁，夏读书自然心平气和，加之他天资不错，很快便“上道”。两年内，在蒋悉心指导下，夏发表三篇论文及一篇书评，可谓成果颇丰。

如上三例，不难发现读书之始，须立读书之志，否则恐流于囫囵吞枣，徒为一两脚书橱而已。

【梁启超叫板胡适】

既知需读书，那要读何书？读书的范围与目录，民国学人不乏各种讨论。最有名的，莫过于胡适与梁启超受《清华周刊》所邀开列国学书目及二人之间引发的意见分歧。

1921年，在创办《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里，人气甚旺的教授胡适强调此刊物的一大初衷，即在于“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

那到底何类书籍算是好书？有没有一份堪称权威的书目可供参考？两年后，《清华周刊》记者邀请胡适、梁启超等学者拟定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一马当先，开了一张洋洋洒洒达190余部典籍的书单。依照胡氏本意，他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也就是说，这些书应是针对零门槛的普通人而定，是最基础的入门材料。

就如何研究国学，当时尚没有系统可循的规范路径，那些作出成绩的人大都要下死工夫，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而言，须先引起他们的真兴趣。所以胡适想了一个方法，“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意味着，该书目并非一盘散沙，而是内含着胡适精心置入的阅读逻辑，如能按部就班，自然能登堂入室，掌握国学。如此看来，胡适本人对书目还是颇为自得的。

奈何支起了一大口热锅，迎来的却是一盆盆凉汤。先是清华学子不买账。他们回信反映，第一，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在文中并未对国学下定义，但由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但思想史与文学史便能代表国学么？第二，先生（指胡适）所谈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认定清华学生的国学最低限度，应要顾及两种事实：第一是他们的时间，第二是他们的地位。“我们清华学生，从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学一年止，求学的時间共八年。八年之内一个普通学生，于他必读的西文课程之外，如肯切实的去研究国学，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件应该考虑的。第二，清华学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教育家对于一班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这是第二件应该考虑的。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间太少”。他们希望胡适另拟一份真正适合学子们实际情形的书目。

碍于情面，胡适后来特意撰文解释，最终他还是压缩了数量，圈出了一份所谓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然而毕竟这个破绽已是显露于众，素来喜欢叫板的梁启超此次“黄雀在后”，不仅补交了一份书目，还写了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与之商榷。身为学界前辈，且后来出手，梁氏自然不会客气，他开篇径直认为，“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原因何在？梁启超认为，胡适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当时胡适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可以表明他的思想路径和所依据的资料。但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便十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其次，胡适之失误在于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殊不知青年学生，正苦于跑进图书馆里头不知读什么书才好，不知如何读法，你给他一张图书馆书目，有何用处？何况私人购书，谈何容易？这张书目，如何能人人购置？结果还不是一句废话吗？”

此外，胡适在前述书目里自称是隐含内在逻辑可供遵循的，梁启超却认定此逻辑并不通。比如“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可见胡并没有考虑到读者的实际知识储备，更多是凭个人想象。

其实，时人已注意到胡适治学与读书的某些习气并不值得推广。如夏丏尊就曾提醒学子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实是好书，但在未读过《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原书的人去读，实在不能得很大收获。知道了《春秋》《左传》《论语》等原书的大概轮廓，然后去读《哲学史》中的关于孔子的一部分，读过几篇《庄子》，然后再去翻阅《哲学史》中关于庄子的一部分，才会有意义。

如此看来，给他人开书单，并非易事，且兹事体大，一来能否符合对方实际需求，二来个人经验能否放大为普遍做法，也需认真考量。否则到头来不免有南辕北辙、误人子弟之虞。

其实梁启超这般细致地挑错，并非有意针对胡适，而是真心希望学子们能读到应读之书。故后来他又专门写了《治国学杂话》，为学子们打气。在他看来，人生“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中国的古籍有许多没有经过整理，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恰在这里。虽然很多年轻人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兴味，这是坏处，然而如果逼着自己披荆斩棘，从甘苦阅历中磨炼出智慧，那可是莫大的好处。梁先生对年轻读书人的谆谆教诲，跃然纸上。

【读书贵在勤、恒、毅】

有了合适的书，又当怎样读呢？

对此问题归纳较早的，还要属“好为人师”的胡适。1925年，胡适撰写题为《读书》的文章，刊于《京报副刊》。根据个人经验，胡提出读书的两个要素：“精”与“博”。

何为“精”？胡适看来，可用“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来概括。“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口到”则是一句一句念出来——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能明白；“心到”是体会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而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如使用字典、善于比较、要会“于不疑处有疑”等。“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贵手”。胡适以为，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来的还是听来的，都是模糊零碎的，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必须经过加工——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

胡适还特意举了得意门生顾颉刚的例子。胡曾劝顾颉刚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起初的本意是希望借此让顾补贴家用。原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一去半年，还未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删节之处等。动手半年之后，顾颉刚告诉老师，《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辨伪丛刊”。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顾颉刚索性要自己创作了。胡适认为顾颉刚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他成功的最大原因，就是他“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那何为“博”？胡适概括为两个意思：“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一言以蔽之，要打开涉猎范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

总而言之，胡适心目中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故他对读者的期望，遂用一句口号表达：“为学要如金字塔， 要能广大要能高。”虽写得粗浅，倒也生动贴切。

胡适这篇谈读书的文章，启迪后人之余，仍失之于泛泛。因此后来史学大家严耕望先生曾特意做了几点补充，其中与读书紧密相关的，可总结为“勤”“恒”“毅”。

“勤”，这是学术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不能勤，根本谈不上做学问，做其他的事，恐怕也不会有多大成就。单就阅读而言，严氏认为，阅读要精读、粗读、检读、泛览兼具并行。

“恒”，恒比勤更重要，也更难做到。就读书来说，无论职业怎样忙，年轻人毕竟精力旺盛，每天抽出两小时读书，绝不困难，只要减少无谓的交际应酬与消遣，便可做到。每天两小时虽不多，但十年累积就很可观。若能坚持十年以上，一定会有相当成就。

“毅”，没有坚强的毅力，如何能永恒地工作下去？再者，毅力在另一方面表现是耐性。长期读书，耐性极重要。因为工作有时不免繁重，或遭遇困难，非用无比的耐性加以克服不可。而有了坚强的毅力，无比的耐性，问题也一定会获得解决，很少白费功夫。

严耕望先生的补充，使得读书这项事业，除却趣味，多了几分精神。

【“横通”者，移动的“四脚书柜”而已】

如上关于读书的心得，更多还是关乎方法和门径，尚未言及境界问题。

一番深邃钻研、博览群书后，学人的境界当是怎样？其实一字便可概括之：“通”。古人所追求的治学化境之一，即“通”，故学识渊博之辈，常被誉为“通人”。

民国以来，西方的现代学术体制大举入主中华，分科由强力贯彻到形成惯例，逐渐为社会习以为常。然科目区分，初衷不外乎便于大学建立科层式的学术体系，利于学术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不过这种高度分工现象的背后，往往易于形成壁垒自立的观念，“专家”涌现便是最佳证明。即使在民国时期，“专家”一词也并非褒义。于是在诸学科各砌城墙、森严对峙之际，偶有数人可探出城外，说几句其他门类的“内行话”，遂被目为通人，颇受追捧。只是他们究竟“通”什么，如何“通”，仍是值得琢磨的。

故此处的“通”，又有“纵通”与“横通”之别。纵通，大致指学问已贯通古今、涵盖四科（经、史、子、集）之境界，似毋须赘言。至于“横通”，钱锺书先生将其解释为“参考书式的多闻者”。钱虽以博闻强记闻名于世，但其实他认定“参考书式的多闻者”距离“通人”甚远，“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无论记诵如何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依钱氏之意，“横通”者仅是可移动的“四脚书柜”而已，乏创新，缺思想，少关怀。

很多学人对此亦是心有戚戚。顾颉刚治学之初，曾以贪多求博闻名，据其自述，“到这时，天天游逛书肆，就恨不能把什么学问都装进了我的肚子。我的痴心妄想，以为要尽通各种学问，只须把各种书籍都买下来，放在架上，随心翻览，久而久之自然会得明白通晓。我的父亲戒我买书不必像买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买书好像瞎猫拖死鸡一般的不求拣择，但我的心中坚强的执拗，总以为宁可不精，不可不博”，一副以有涯之生追无涯之知的架势。

然终有一日，顾氏忽而翻到章学诚的《横通》篇，“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得汗流浃背。从此想好好地读书”。但那时其仍限于目录一类书籍。又过几年，顾才“胸中有了无数问题，并且有了研究问题的工作，方始知道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可见若无问题意识，学问终归流于泛泛。有了问题，学问便会做得专精，随着研究深入，自然延及其他科目，达至触类旁通。

陈垣先生开门授徒，便极其强调“博”与“专”关系的处理。他反复主张，研究历史，需要知道的知识幅度很大，既要了解古今中外，又当有己之专长领域。若样样都去钻研，事事皆欲过问，势必囿于时间、精力，反使得门门都不能深、不能透。但话又说回来，只有专精，没有广泛涉猎，专业研究亦如沙上筑塔，难以持久。所以，无论何种专业，不博不能全面，因阅读范围不广，得出孤陋寡闻、片面偏狭之结论在所难免。但若只是一味求博，便势必浅尝辄止，沦为“横通”，无法攀登学问之顶峰。

其实要想接近“通”的境地，有两种精神不可或缺。其一是读书勿“杀书头”。民初学者黄侃精通《说文解字》，与其读书习惯大有关联。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詳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

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他亦凭此方式引导弟子读书。黄氏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于是，黄侃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至二十四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就等于摸清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再调头审视唐之后作品，颇有一览山小之感。如此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

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黄侃听后，只是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曰：“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在心。

钱穆先生对此精神深有同感。年少时他喜欢四处翻书，常少定力。一日，他读到《曾文正家书家训》，发觉曾国藩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全书”。反观自身，则多随意翻阅。于是钱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即从此书起，以下逐篇读毕，即补读以上者。全书毕，再诵他书”。另外，钱氏还效仿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坚持每天清晨必读经子艰读之书，夜晚始读史籍，中间上下午则读闲杂书。一直坚持到老，收获之丰，可想而知。

其二是坐得住“冷板凳”。除却读书之规矩，黄侃在治学上还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留他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黄侃更是以身作则，坐穿冷板凳，五十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反观今人，不少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

其实，黄侃所言三十岁前不发文，五十岁前不著书，除去忠告学人要潜心读书，做大学问、真学问外，另有一层深意隐含其间，这便是关涉学者“如何做学问”层面的问题。在黄看来，学人写文章，一方面要立说，另一方面就是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长时间的潜心磨练，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耐得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若是读书不够，轻下结论，暴露自己学问不扎实之事小，而误导后辈学子盲从之事大。

所以，学者好似闯荡江湖的剑客，再精妙的剑术也必须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歷经百战而不致方寸大乱。如果功利心过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写文章著作里完全体现，甚至奢望超水平发挥，以收到八分、十分的效应，学人们往往沦为“快手”“高产学者”，一年论文一二十篇，不论质量如何，先以数量胜人。但不容忽视的是，锋芒毕露的同时也时常意味着破绽百出。学人们将文章一并公布于世，其水平高下自然尽收于同行眼底，优劣得失判然分明。而其中之败笔、硬伤更会让他人记于心间。“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又唯有如此。

【读懂书，更需读懂作者和时代】

综观民国著名学人诸多关于读书之高论，大致而言，皆是期望后人能胸存贯通之念、并不功利、满怀兴趣且孜孜不倦地一生读书。倘申言之，则有三条准则：第一，治学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读者不可预设藩篱和问题，避免受到近代分科教育的局限和他人观点的左右，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大貌，打好功底。第二，读书要虚怀若谷，力求理解前人著述通篇之本意，切莫自设架构，戴着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如此势必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是故唯有始终以无我状态读书，方能养得大气象。第三，读书绝非看到最后一页即告结束。当由书见人，知人而解书，把握各类作者行事著述的惯习风格，细揣其人其学在学术史中的位置，理解彼时之时代风尚与学界时趋。总之，读懂书，更需读懂作者和其身处的时代。如此才能具备真学问。循此门径，读者或有可能逐渐登堂入室、把握来龙去脉，从而执简御繁。于是，读书之乐便开花结果、妙趣横生，畅游其间，不亦乐乎。

民国学者蒙文通先生曾形容过该境界：

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

明确好专精、博约关系，读书先须“善入”，一头猛地钻入书堆中，啃上十年八载；再须“善出”，以知识常识见识来比观时人时势，必妙不可言。诚可谓“其所得将无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