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学术道路就像滚雪球】

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有两个时间节点比较重要。第一个是1976年2月，我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在当时的上海师大中文系开始教书。第二个是1976年10月，我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这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今后所走的学术道路，从而也决定了我读书、买书的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没有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我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把一个个具体而琐碎的问题弄清楚。当时我负责的部分是鲁迅1934至1936年写给朋友、学生的书信。这些书信往往是很具体的，涉及某一件事情、一本书、一句话……按照注释的要求，需要一一注明出处或来历，于是，我不得不去做比较仔细的查找工作。

不久前，我参加了纪念作家郑逸梅先生诞辰125周年的活动，郑老就是当年我为了这些具体细节请教过的一位前辈。鲁迅有封信中写到买了张恨水和另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程瞻庐的小说，寄给他在北京的母亲当作消遣读物。按照注释的要求，我要注明程瞻庐是什么人、生卒年月等基本信息。在今天看来很容易，网上一查就可以查到，但当年是没有这方面的工具书可查的。当时，我突然想到了郑逸梅先生，就给他写信。郑先生马上回信，据他所知，为我一条条非常清楚地开列出来。所以，现在《鲁迅全集》里的这条注释，算是郑先生做的，我只是把他的回信搬上去罢了。就是这样的缘故，我开始对现代文学领域里一些史实、人物及他们的经历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其他研究者不屑一顾或没有兴趣的，而我偏偏对此兴趣盎然。

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后，我的兴趣转向了另一位作家——郁达夫——鲁迅的文坛好友。当时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鲁迅跟其他创造社作家的关系大多比较紧张，唯独跟郁达夫关系一直都很好。这是什么原因呢？郁达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1949年以后，郁达夫的作品只出过一册薄薄的选集。后来，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曾花费大量精力收集郁达夫的作品，按照他的理解，重新编了一个郁达夫的选集，于1959年出版。一直到1979年，郁达夫在内地出版的作品就只有这两本薄薄的选集，这显然与其文坛地位很不相衬。那么，究竟郁达夫写过多少作品？怎样重新评价郁达夫？我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便开始了对郁达夫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与王自立先生合作，先后编了《郁达夫文集》《郁达夫研究资料》《回忆郁达夫》等书。

对郁达夫作品及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当时觉得大体上已经完成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有很多缺漏。现在网络上有数据库很方便，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网上找资料，有时会跟我说：“陈老师，我又找到一篇！”当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一本本杂志、一本本报纸的合订本地翻阅。不过，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现在的年轻人在数据库里找，看的是电脑屏幕；我们当年查阅的过程，闻着报纸杂志那种接近古纸的味道，好像真的跟历史离得很近。

说到翻书，我有一段印象深刻的记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资料室，原是中华书局的资料室，后来中华书局从上海搬去北京，资料室里的书报杂志就留了下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接管。当时我要进那个资料室查书，先是找他们的领导征得同意，然后由一位具体管理的工作人员负责递书。后来又费了些心思，打了一番交道，他们才答应让我单独进资料室查找书刊。于是，我就在里面爬上爬下，浑身上下弄得都是灰，但心里是很高兴的——这种待遇，之前我从来没有过。那段时间，每翻开一份报纸，在副刊上看到一篇不知道或之前没有文字记载的作家的作品，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堪称“孤本”的上海《中华新报》副刊《创造日》，我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我研究的作家从郁达夫到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等。

【文学史是丰富的、多样的】

讲读书，经验是谈不上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角度，我只能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作为接受过教育的人，有一种书是必须要读的，就是教科书。教科书往往是最难吸引人的，要想让学生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欲罢不能，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使用的教科书是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后来简化成一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先生是从60年代开始编的，花了很大的精力，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是有遗憾的。后来唐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1985年，在浙江富阳召开“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纪念会”，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研讨会，郁达夫的很多尚健在的作家朋友都到场了，也包括唐弢先生。不巧的是，唐先生到得晚，他来时我已经提前离开了，没能听到他在会议闭幕式上的发言。多年后，在一份材料上，我才看到他当年发言的记录稿。那篇记录稿里有一条说的是：要郑重地向达夫先生道歉，在文学史里对他的评价低了，没有做到恰如其分。看到这里，我就产生了新的兴趣点——他在文学史里究竟是怎么评价郁达夫的？为什么说评价低了？为什么后来又意识到了？然后，我就去找他的文学史来看，这就促使我对文学史和文学史著作进一步地思考。

我看唐先生的书，更感兴趣的不是他编的文学史，而是他的《晦庵书话》——一本很有趣的书。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有时候还是会拿起来翻翻。“晦庵”是唐弢的笔名，所谓“书话”，就是他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种比较罕见的版本中，他认为值得介绍的，包括创作、理论、翻译等，用简明而带有文采和感情的文字表达出来。文章都很短，最短的还不到一百字。我的朋友周立民有一种说法叫“躺着读书”，《晦庵书话》就是一本比较理想的适宜“躺着读”的读物。

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唐先生在书里提到的很多作家及其作品，是现代文学史里没有讲的，这就给我们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启發——为什么不讲他们？还是应该讲而没有讲？

给每一届研究生上课我都会说：这本书的价值不亚于那些“高头讲章”、理论书，你们要去读一读。《晦庵书话》里的文学史是丰富的、多样的。这让人想起一句话，俄国作家契诃夫讲过：“狗有大小，可是小狗不应当因为大狗的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得叫，就用上帝给他们的声音叫好了。”对于文学史来说，也是这样。

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历过从“没有书读”到后来“书太多而没有时间去读”的过程。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条件是：好书太多了，来不及读。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书很重要，对于做研究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眼光，有大的视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书。

我们不要迷信一些现成的、得到公认的书。对于大家的著作和经典著作，当然是要认真去读的，甚至需要反复重温。此外，有些虽然不是大家，但在某些方面很有特色的作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大概从1990年到2010年左右，我先后编过一些以前被忽视或冷落的作家作品集。我想让更多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在内的年轻读者知道这些作家。第一步先知道了，第二步才是怎么去评价——哪怕后来的评价是“不过如此”。评价一位作家，不能照搬现成的结论。

我曾跟别的学者一起编过“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后来又一起编了“海豚书馆”丛书。在“新世纪万有文库”里，我选中的作家较多属于新月派，如丁文江、邵洵美、陈西滢、陈梦家、叶公超等。另外，徐志摩和梁实秋的书当然也编了不少，主要是他们的集外文。像邵洵美、陈西滢、陈梦家等人的作品，国内几乎没出版过，或出版得很少。

比如邵洵美，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家。现代作家里很多人都喜欢写宏大题材，有些具体的问题是不写的，比如中国近代以来的赌博现象。邵洵美就写了一系列关于赌博的小说，不但有趣，而且对赌博的看法也很特别，为文学题材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于是，我就把他这些题材的小说编成了一个“赌博系列”。这些文学史上不讲的内容，人家没看到的，你看到了，并且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也是读书有趣的地方。

再比如陈梦家，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夢甲室存文》是我编的。当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同仁只关心陈梦家考古方面的学术文章，其实他的很多文学评论和文艺随笔都是很好的，但迟迟没人来编。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编的这本书还有很多疏漏，但我还是很高兴当年把陈梦家的东西搜集了起来，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拾遗补缺——拾文学史之遗，补文学史之缺。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海豚书馆”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有些不要说普通读者，即便是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生听来也很陌生的名字，如宋春舫、熊式一、徐祖正、南星、李影心、艾霞、周鍊霞等，我给这些作家每人编了一个集子。我一直认为，不要忘记前人的功绩，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不能中断。

身处上海，我对上海文学的发展自然特别感兴趣，除去鲁迅和张爱玲，还关注了很多其他的上海作家。有一个年龄只比张爱玲小两岁的上海作家，笔名叫“东方蝃蝀”（“蝃蝀”二字出自《诗经》卷三“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原名李君维。他是“张派”小说家，写都市青年男女的生活写得特别好，他还喜欢看美国电影，写的很多影评也都漂亮极了。我给他编了两本书，是他的小说集，包括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其实，这个人物曾被列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合作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如果要写上海现代文学史，可以肯定地说：东方蝃蝀是不能不写进去的。

所以说，我不但教书、读书，而且编书。有时候我自己一算都吓一跳——竟然编了那么多书！而这些，都离不开买书。

【读书衍生出来的兴趣】

现在买书很便利，网上有新书也有旧书，只要你有功夫去“海淘”。我并不是位上网高手，所以比较“吃亏”，丧失了无数次买好书的机会。但我的心态还是很平和的，毕竟不可能所有好书都让同一个人得到，而应该大家共享才对。在藏书方面，这么多年来确实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关照。接下来，我就讲讲怎样去找到一些好书。所谓“好书”，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我认为好的，可能在别人眼中不值一顾。

最开始我收书的原则是：只要是有名的，只要是跟文学（广义的文学）相关的书，我都收。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于是，后来我就缩小了范围。

最初收的书，比如顾颉刚《古史辨》的签名本。这本书第一册上有一篇长序，曾被周作人收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本《古史辨》的签名本，是顾颉刚用毛笔签名后赠给朋友的，《顾颉刚日记》中有记载。这本书既是著名历史学家的代表作、又是受到周作人肯定的散文家的作品，还是签名本，太难得了。

后来，我就把范围缩小到文学家这个范围内。我最早收到的签名本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在北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定稿工作，一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除走亲访友外，其他时间我就跑旧书店。一次在灯市口的中国书店里，我看到一批书全是跟鲁迅研究有关的。当时图书馆有很多书不能借阅，而那批书把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的鲁迅研究资料收集得很全，于是，我用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买下了那批书。这是我在无意中买下的跟我专业相关的第一批书，其中就包括台静农先生所编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论文集《关于鲁迅和他的著作》。

买下来之后，我还发现，那批书都有同一个收藏者的签名——赵燕声，书里还有他夹进去的很多纸条。后来我才知道赵燕声先生了不起，他是做现代文学资料整理工作比较早的人，曾和女作家苏雪林、法国神父善秉仁合作编了一部大的工具书《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其中的“作家介绍”部分就是赵燕声写的。此外，他还编过现代文学研究书目之类的资料。唐弢先生曾经在书中提到过赵燕声，还说曾向赵燕声借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赵燕声先生的收藏之丰富。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的毛边本里有一张藏书票，用的就是《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的封面，作为对这位前辈的一个纪念。

我在上海买的第一本与现代文学相关的书，是一本巴金的回忆录性质的书——《忆》，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旧书店淮海中路门市部买下来的。书里还有巴金的题字“赠彼岸先生”，当时我不知道“彼岸先生”是谁，就通过柯灵先生向巴老询问，才得知“彼岸先生”是个华侨。巴金的作品当年风行一时，但他早期的签名本已很少见了。

在“汉园三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中，李广田先生不仅是个诗人，还是个散文家。我得到了他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的签名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本，是他送给当时上海的一位作家康嗣群的，题于扉页的钢笔字迹，如今已经有些褪色了。

2020年正好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我收集了两本与钱锺书先生有关的书。第一本是柯灵、师陀改编自高尔基作品《底层》的话剧剧本《夜店》。根据书上的题字，这本书原是柯灵送给钱锺书夫妇的，后来被钱锺书捐赠给了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后，它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藏书，后又因为破损被处理掉了……最终我把它买了下来。第二本是《手掌集》的毛边本，不仅集结了赫赫有名的辛笛先生的新诗代表作，而且还是当时仅有的50册道林纸本之一。这本书是1948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出版当月就被赠给了钱锺书和杨绛。书的封面上有一个版画的手掌，当时上海正好出版了萧乾编的英国版画集，辛笛先生很喜欢其中的这幅画。这本《手掌集》在港台也很有名。香港有一位女读者因为买不到这本书，曾借来恭恭敬敬手抄了一遍，后来她的手抄本赠给了作者辛笛先生，最后又被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不管怎么样，书比人长寿。这些书，记录了作家之间互相赠书的轶事，也是这些人物之间友情的见证。

如果不读书，我就不会去追求和搜集这些书。找书、收书和藏书，算是一种读书衍生出来的兴趣。文学史不像某些教科书那么呆板，而是非常生动有趣的，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故事。我曾写了一本《签名本丛考》，还准备写第二本，因为还有很多关于作家和他们创作的生动有趣的故事可以写出来跟大家分享，让文学史更加鲜活起来、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