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明

摘  要：在《体育教学》创刊40周年之际，编辑部同志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我与《体育教学》，可谓相识不早，但相交很深，属于“快热型”。《体育教学》杂志的成长过程中，我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在我的成长和事业中，也绝对离不开《体育教学》。

关键词：《体育教学》;成长;40周年

中图分类号：G6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410（2021）07-0014-02

在《体育教学》创刊40周年之际，编辑部同志约我写篇纪念文章。这是责无旁贷的。学校体育学界的两本杂志《中国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都与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都曾有过副主编或副主任的头衔，都为两本杂志设计过封面，写过的文章可能都超过了100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今天，两本杂志都迎来了40周岁的生日，真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与《体育教学》，可谓相识不早，但相交很深，属于“快热型”。《体育教学》杂志的成长过程中，我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在我的成长和事业中，也绝对离不开《体育教学》。

一、《体育教学》成长中的我

1996年5月，我从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职位上调到了首都体育学院（当时叫北京体育师范学院）。记得那是我第一次面对中国的本科生讲解《学校体育学》，我模仿着我在中日两国遇到的好老师们的模样，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把我对学校体育的理解融入到中日两国学校体育的生动故事中，把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融入到我的成长和祖国的改革与发展之中，同学们一会儿静静地听，一会儿开心地笑，其他班级的学生也都跑来蹭课，教室里永远满满当当全是学生。

就在某一次课间，有三位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原来是《体育教学》编辑部的王港、齐栋和章柳云。章柳云是赖天德老师的女儿，我们体大家属院的小妹妹，很熟悉，但王港和齐栋老师却是第一次见。他们专门到教室来“堵”我，是为了《体育教学》杂志的发展。得知来意后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是一件我特别愿意做的事情，而且对这本杂志我也略有所知，知道是经过很多学校体育同仁努力哺育的一本学术期刊，所以我愿意以我的努力为中国的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增加一个良好的学术园地。

后来，当我真正接触到《体育教学》时，感觉到这本杂志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当时杂志的发行量只有一两千本，由于是自办发行，每本杂志都是编辑部同志用牛皮纸包装，写上地址再送到邮局寄到读者手中，工作繁重且效率低下;由于杂志在学界的影响力有限，稿源不是很多，基本处于“接稿、登稿、审稿”的被动办刊状态;杂志与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中国教育学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领导机构的联系不紧密，缺乏接受领导和指导的意识与措施;每期包含的内容繁杂，缺乏明确的主题，很像是体育教学文章的“箩筐”;由于是季刊，很多话题等到见刊时都已显陈旧，新闻性和前端性就显得不足;由于经费和意识问题，杂志极少参与各种全国性的体育活动，对全国学校体育改革的参与性和引领性都显不足;杂志基本属于无装帧状态，封面和内页的纸张克数严重不足，从外表上看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体育教学》在当时主办单位的地位不高，学校领导层面对杂志的意义和认识不足。

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开始和王港、齐栋、章柳云以及负责内务的田老师一起努力。为了扩大发行量，办理了邮局发行，《体育教学》的发行量第一年就迅速上升到了1.5万册;为了改变被动办刊的不良状态，根据各种教改新动向和国家有关文件，制定每期的学术主题，跟踪、引领体育教学改革方向;主动与中国学校体育研究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教育部体卫艺司等上级部门加强联系，接受指导和领导;积极参与各种全国性体育活动，加强杂志对全国学校体育改革的参与性和引领性;为加强杂志的实时性，将杂志改为双月刊，后来又改为月刊;大力改善杂志的装帧，提高封面和内页纸张的质量，让《体育教学》变得越发漂亮起来;通过我们在各种校内会议上阐述《体育教学》对学校宣传的意义，以提高各位学校领导对办好《体育教学》杂志的认识。

在上述的各种努力中，我作为体卫艺司前干部、两个学会的主要领导、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学校体育界有点儿知名的专家、对美术一知半解之人、在学校里说话有点儿分量的中层领导以及杂志主编比较信任的审稿人（主编是副校长杜俐老师，我审过的稿从来没有被否过）的特殊角色发挥了特殊作用，因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奋斗促进了《体育教学》杂志的成长。

二、我成长中的《体育教学》

同样，在我的成长中也有《体育教学》杂志的滋养和激励。

首先，《体育教学》给了初入教学岗位的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当时刚刚“官”转“民”的我，真是有点儿“懵”，今后除了作为教师进行教学外，我还应该做点儿什么？而《体育教学》的出现，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一个能发挥我各种特长的舞台。这个舞台让我写了好几篇卷首，如《吴校长的故事》《狗熊、硫酸和体育》《“千年虫”的联想》《电视机和体育教师》等，让我过了一把“文学青年”的瘾;这个舞台让我有了几期封面设计机会，虽然这些“设计”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美观，但也让我过了一把“美术设计师”的瘾;这个舞台让我有了几年审稿的“大权”，使我可以挡住不少观点谬误或写作平庸的文章，同时发现和推荐不少很有见地的好文章，让我过了一把“责编”的瘾;这个舞台让我有了作为学术主笔的机会，使我可以带领全国学界同仁去讨论，去争鸣，去创新许多重要问题，过了一把“学科带头人”的瘾。《体育教学》成就了我，让我的学术生涯更加丰富多彩。

其次，《体育教学》让我结识许多好同志、好朋友。王港老师是一个工作严谨认真、内心平静、不图名利、甘于实务的好老师，后来我们还合作出版了一套《中小学体育与健康系列教案丛书》。齐栋老师有大家闺秀的形象和善良的人格，加上对工作的执着，让我看清了好职业人的“标准像”，心中祈祷齐老师的退休生活健康幸福。田老师虽是“内务”和“财务”，但我们也一起参与杂志发展和各种学术活动。至于柳云和后来到编辑部工作的海燕，一个是小妹妹，一个是我的博士生，自然与她们也很亲近，她们在不断给我“派任务”的同时，也给我各种鞭策和快乐，她们和我亦生亦友、亦友亦亲。当然还有后来领导《体育教学》的王子朴老师和付全老师，他们的到来，使杂志的学术质量大幅提升，更加激流勇进，尤其钦佩王子朴老师的系列卷首。

再其次，《体育教学》让我结识了全国的学校体育同仁。在参与《体育教学》的工作中，我结识了众多体育教师和体育教研员，通过《体育教学》杂志社举办的各种培训班、体育教学改革研讨会、体育活动等，我和许多学校体育界同仁成为好朋友，这些同仁的实践给了我学术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案例，使我的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研究更加贴近实践，更加瞄准真问题，也更加具有辩证性。

最后，《体育教学》给了我一份心灵的安宁。我39岁到体师，是“不惑之年”的前一年，也是最困惑的一年：从被人说是“如日中天”的“毛处长”变成了被业内权威大专家说是“已经废了”的大学小讲师，心中有些困惑;面对日本大学工作邀请的信息诱惑，心中有着困惑;面对好朋友相约一起去澳洲移民的熱烈“鼓动”，心中有着困惑;面对清华、北大、南师大、华南师大等高校的真诚邀请，心中有着困惑。刚刚来到体师的我，那时心中的困惑可真是不少，其实，那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困惑，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在困惑，发展中国家的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人生的最佳道路。而此时《体育教学》的出现抚平了我的些许困惑，让我在实实在在的成就感中逐渐平复了情绪，让我困惑的心灵多了一份安宁。

结识《体育教学》的当年，我成为副教授，第二年便成了教授，第三年成为北京市学科带头人和体师5个“责任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个。虽不能说这一切均是拜《体育教学》所得，但是，在我那些年的成长中，《体育教学》是个真实的存在。

值此《体育教学》创刊40周年之际，我谨向在《体育教学》编辑部工作过的和正在工作的各位同仁表示由衷的祝贺，感谢你们对全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巨大贡献，也感谢你们对我个人的所有支持与帮助，让我们共同回忆和感动着曾一起拥有的火红岁月和艰辛努力，一同祝愿《体育教学》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