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活着》中的黑色幽默

2021-08-11张宸

艺术科技 2021年9期

摘要：电影《活着》以国民党统治后期到建国初期为时代背景，记叙了主人公福贵曲折不幸的人生。影片以幽默的手法叙写了他的悲惨遭遇，苦难与幽默并存，这也形成了电影主要的艺术风格——黑色幽默。本文主要分析电影《活着》中黑色幽默的呈现方式与文化内涵。

关键词：《活着》;黑色幽默;反逻辑;苦难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02

电影《活着》根据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联袂主演，于1994年上映。影片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又融合了对作品新的理解，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被部分影评人盛赞为张艺谋最优秀的电影作品之一。

电影《活着》通过描述中国内战时期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期主人公徐福贵及其一家人悲惨的经历向我们阐述人生哲理[1]。相对于原著文字的深沉凝重，电影对苦难的情节表现得相对轻松，不“愁云惨淡”地渲染痛苦，反而以幽默诙谐的风格反衬故事悲剧的基调。这种幽默不同于传统喜剧使人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而是用畅快喜悦的节奏语言表现抑或冲淡现实的荒诞和残酷，发人深省。

1 黑色幽默的含义

最早提出黑色幽默这一概念的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他将黑色幽默解释为自我战胜外部世界创伤的极端方式，是人对现实伤害的一种特殊反抗[2]。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黑色幽默的阐释更加丰富完善，它又被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黑色喜剧”等。有人则称：“黑色幽默让悲伤与欣喜的界线变得模糊，消解了悲苦的惆怅情绪，使之向喜剧的方向凑近、靠拢，最终呈现互相融合、不分彼此的效果。”不同的定义各有侧重，而笔者认为，所谓黑色幽默就是用喜剧的形式表达悲剧的内容，将病态的残忍或可怖的苦难和喜剧的轻快欢乐相糅合。黑色幽默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幽默”武器来反抗绝望的苦难。

2 黑色幽默风格的具体呈现

2.1 喜剧化的口语运用

在电影中，个性化语言能于无形间彰显时代的背景、鲜活人物的形象、贴近生活的情态，穿过荧幕带给观众最直接的情感冲击。影片中的黑色幽默，集中表现为人物台词中喜剧化与个性化的口语风格。影片开头，龙二赌赢了福贵家的院子得意归去时，福贵不顾众人阻拦以挑衅的语气喊道：“我拿命跟他来！”这滑稽的言辞既符合一个赌徒堕落后执迷不悟、妄想转运翻盘的真实心理，又消解了观众对福贵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悲剧的揪心痛楚情绪。

与此类似的真实且颇具喜感的人物口语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正因如此，影片中哪怕是小人物形象也丰满而鲜活，一丝一缕的情绪都在话语中有迹可循。徐家老爷子在拿院子抵债画押时，气急攻心，抄起拐杖向福贵大骂：“我杀了他，我劁了他，我剁了他，我饶不了他;我敲了他，我剁了他，我要他的命。”虽然说罢便一命呜呼，但是如果老爷子接受现实而一言不发、抑郁而终，这样的压抑只会使自己变得扭曲，反而是有声的怒骂迎着悲惨的现实更有冲击感，颠覆悲痛感伤情绪的同时彰显黑色幽默的力量[3]。随后，龙二对福贵嘲讽道：“我现在不赌了，免得日后和你一样。”如此这般当着面揭开福贵的伤疤，着实可笑。然而这反讽的幽默背后其实是世态炎凉的无限心酸：原本的少爷要卑躬屈膝地借钱糊口，恭敬称呼“少爷”的龙二现在反而趾高气扬、肆意取笑。这充满讽刺意味的场景下，福贵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哀恸，反而一本正经地答道：“我也不赌了，我儿子就叫不赌。”福贵的饰演者葛优凭借张弛有度的表演状态和高超的语言艺术大大削弱了原有情节的酸楚感，呈现出浑然天成的幽默质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严肃绅士喜剧化的表演风格，这正是影片的黑色幽默效果得以展现的关键之处。

喜剧化的口语不仅在影片中冲淡了荒诞生存环境下的悲剧色彩，更焕发出悲剧人物身上的喜剧精神。当福贵历经千辛逃回家中，发现凤霞因病哑了，福贵慨叹：“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回来就叫不了爹了。”他的人生仿佛戏剧一般，刚刚的温暖还残留手心，转瞬一盆凉水就让他从头凉到脚[4]。无独有偶，当有庆被撞死后血淋淋地躺在地上时，福贵大喊：“有庆叫爹，有庆。”这就是福贵的语言，没有无尽的哭诉、怨天尤人，把丧子之痛缩小成没人喊爹的失落怅惘，死亡的切肤之痛用潜藏的幽默消解，也许是为了给压抑沉闷的电影氛围增添一些温情的色彩，黑色幽默在此可见一斑[5]。

2.2 “反逻辑”的人物表现

中国传统电影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十分注重情节的逻辑性，而电影《活着》却有意识地打破这种传统的逻辑思维，着力以“反逻辑”的怪诞言行来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借此表现最真实坦诚的人性。当上区长的春生不慎开车撞死了福贵唯一的儿子有庆，家珍悲痛欲绝不能原谅春生。之后春生不堪批斗的折磨，想要自杀，在一天深夜来到福贵家，把毕生的积蓄交给福贵以求赎罪。此时，按照常理，看着仇人落魄求死，家珍本应该咬牙感叹一句“活该，恶有恶报！”然而这时家珍走出来对春生说：“外面凉，屋里坐吧。”这句话显然是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可霎时间，夜晚寒冷的空气、隔阂人心的坚冰就被这有温度的话语融化了。春生临走时，家珍嘱咐他：“春生，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哪，你可得好好活着！”每个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6]，我们却看不见本该存在的冷漠自私，相反，他们之间的相处总是充满温情[7]。家珍一系列“反逻辑”的话语犹如燃起在黑暗荆棘丛里的火把，给予自己和同处水深火热的人们坚定走下去的温热和光亮。

影片中不乏这般令观众意想不到的“反逻辑”情节，比如在凤霞难产不得救治死后，家珍问二喜：“那个王大夫现在还是只吃米饭不吃馒头了？”还戏谑调侃，“那得花多少钱哪！”不为死去的女儿痛哭流涕，反而講起了玩笑话，这是不合逻辑的。再如，福贵一家带着外孙馒头去坟地看望有庆和凤霞，馒头没见过这俩人却叫出舅舅和妈妈，显然是家中时常念叨的缘故。家珍欣慰于孩子都记得。在人生中最艰难的处境时，她没有表露出自我的脆弱[8]，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人眼中，死亡通常还是被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9]。家珍面对英年早逝的一双儿女，没有流露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奈，反而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也是反逻辑的。

综合看来，影片中许许多多的“反逻辑”片段有着一致的方向，即完全摒弃按逻辑来说应当残酷、狰狞、悲哀、揪心的情绪，自然而然扭转为和谐明朗、风趣幽默的一面。以喜剧的形式粉饰悲剧的内核，悲剧与喜剧的强烈反差和翻转令观众在意料之外的讶然中更加深入思考，达到一种“不渲染伤痛却愈加悲哀”的效果，为电影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与美感。[10]基于真实生活，用艺术手段表达才是对现实主义的真正诠释[11]。黑色幽默使得现实主义风格上升到更高的美学层次，更加真实感人。

3 黑色幽默的文化内涵

3.1 温存的悲悯情怀

在原著《活着》中，过多的苦难和暴力使读者感到窒息和颤抖，为了有效地缓解这种感觉，余华启动了幽默的机制，哪怕这种幽默是一种让人笑着流泪的黑色幽默，其间更体现出乐观、智慧、和平的思想[12]。

改编后的电影放大了幽默感，更是在结尾处留下了生存的希望。余华说：“我想有朝一日幽默会成为我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何尝不是作者人道主义精神的显现？黑色幽默主要突出描写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在支离破碎的现实里拼了命地找寻趣味[13]。荒谬的人生和瑕疵的人性，在一阵阵的戏仿、调侃中被消解，荒诞感和悲剧感中参差的诗性温情脉脉抚慰着故事里受难者的心灵[14]。一方面黑色幽默风格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残忍真实的荒诞，不遮掩生活的真相;另一方面以滑稽的言语行为缓解观众观看悲剧后痛心的共鸣情绪，但仍鼓励人们即使身处不测也不放弃光明未来的希望。影片继承传统的悲悯情怀，关注民间生活疾苦，也许这就是《活着》所要展现的黑色幽默。

3.2 生活的英雄主义

悲剧表现出的精神主旨往往并不消极和悲观[15]。在由悲剧小说《活着》改编而来的电影中，没有渲染悲苦的命运，而是真实地还原社会现实，将关注点放在小人物身上，不是为了夸大，而是释放真实的人性[16]。他们在生活的挤压下艰难地挣扎，常常与环境格格不入，表现得无所适从，却最具有黑色幽默的精神气质。一言一行的幽默之处皆可见人们苦中作乐的坚强隐忍、毫无杂念的友爱纯善，这是苦难也不曾掩盖的人性光辉。淮海战役中老全说：“要不是为了我的战友，早不穿这身黄皮了”，“我的兄弟跟我一个样”，为了战友情分甘愿赴死，黑色幽默背后是老全的仗义友爱。春生和福贵为求一条活路始终举起双手表示投降，战战兢兢、滑稽的举动下按捺不住他们内心强烈的求生欲望。

罗曼·罗兰说：“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当你陷入痛苦迷惘之中，彷徨过后，你明白‘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过生活的真面目后，依然热爱它。”一味逃避、掩饰苦难只会被生活击垮而一蹶不振，因此真正的伟大不仅仅是始终仰望天空，更是在看清生活的苦难真面目后依然能够仰望星空，积极面对[17]。电影中忍痛作趣的黑色幽默不畏惧揭示生活的真相——“西西弗斯”般苦难缠身的人生困境，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悲哀中挣脱开来，从中领略某种哲理，继而探索新的人生[18]。无论生活多么残酷都不曾丧失对生存的热忱和希冀，即使人生充满悲伤，也要努力点燃希望的光芒，在昂扬的乐观中愈加坚不可摧，在荒诞的世界中铸就生活的英雄主义[19]。

4 结语

张艺谋电影《活着》讲述了败家子福贵艰辛不幸的一生，描绘了他永远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黑色幽默是电影的主要表现手法，在电影中不乏人物面对苦难时风趣的口语表达以及反逻辑的人物表现，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消解荒诞现实中悲惨场面的哀痛，看似不合情理却往往道出了真实，电影黑色幽默风格背后是对“生活的真相”的揭示。此外，作者也借黑色幽默抒发对民生疾苦的悲悯的情怀，讴歌苦难生活中人们坚韧乐观的英雄主义。

参考文献：

[1] 洑阳靓.女性，需要刚柔并济——以《活着》中的女性角色为例[J].汉字文化，2019（16）：28-29.

[2] 范又玲.扼住荒诞世界的脖子——论余华小说中的黑色幽默[D].广州：暨南大学，2010：7.

[3] 朱卉.由《楼下的房客》浅谈人性的悲哀[J].汉字文化，2019（16）：121-122.

[4] 周云菁.孙少平的平凡世界：人生就是苦谛，各有各的辛酸[J].汉字文化，2019（12）：27-28.

[5] 雷澳佳.浅谈电影《釜山行》中人性的两个对立面[J].汉字文化，2019（10）：93-94.

[6] 许凌云.浅析《驿路》中的社会性表现[J].戏剧之家，2019（22）：106-107.

[7] 严彤.浅析《小偷家族》的家庭关系[J].汉字文化，2019（10）：45-46.

[8] 王璐.浅析《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的矛盾与成长[J].汉字文化，2020（10）：124-125.

[9] 关欣瑜.浅析电影《入殓师》里的生死观[J].汉字文化，2019（11）：99-100.

[10] 周林晔.生命短暂，价值恒久——浅析电影《变脸》与个人价值[J].汉字文化，2020（02）：119-120.

[11] 胡佳敏.浅论电影《幸福的拉扎罗》中的魔幻与现实[J].汉字文化，2019（10）：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