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聂隐娘》出自唐代裴铏所著《传奇》，中国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太平广记》将它归为“豪侠”一类，使其成为后世女侠小说的雏形。《聂隐娘》中的“隐”在全篇中蕴含着多层次的意义。本文从身份、性格、结局等角度分析《聂隐娘》中“隐”的特征。

关键词：唐传奇;《聂隐娘》;“隐”;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0-0-02

0 引言

唐传奇作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有想象虚构，有一定的创作目的，有篇幅较长、故事完整、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文辞华艳等特点。唐传奇记述了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的风貌。唐代裴铏所著的《传奇》中的名篇《聂隐娘》讲述了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聂隐娘幼年时被一女尼用秘术掳走，并教以剑术和道法，五年后送还其家。魏博主帅知晓聂隐娘身怀绝技，因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便命聂隐娘刺杀刘昌裔。聂隐娘却转而投靠了刘昌裔，并帮他解决了精精儿和空空儿的暗杀，刘昌裔入觐后，聂隐娘选择离去。刘昌裔死后，聂隐娘赶到京城，并在其灵柩前痛哭，在蜀栈道劝告其子避祸，最后归隐而去。《聂隐娘》作为《传奇》中较为出名和典型的一篇故事，用短短千字刻画出了一个隐忍孤独侠义的女刺客形象。一个“隐”字贯穿全篇，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并隐含着万千意蕴。

1 身份之“隐”——隐藏

从聂隐娘的身份来说，虽然《太平广记》将她归为“豪侠”一类，后世也普遍认为聂隐娘是一个侠女，但聂隐娘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侠女，她成为侠女的契机是叛魏博大将而助陈许节度使刘昌裔。所以在拥有侠女的身份之前，她首先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女刺客，“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分别用《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记载了当时刺客和游侠的行径。《游侠列传》记述了汉代著名侠士的事迹。朱家散财救济侠士，郭解施恩于人声望极高，太史公将此类人归为《游侠列传》中，意在颂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的精神。而在《刺客列传》中，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专诸擘鱼以首刺王僚，豫让欲刺襄子，聂政刺韩相，荆轲刺秦王。虽然这些刺客或因大义，或因报知遇之恩而进行刺杀活动，但他们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个刺客。后世将他们统称为“侠客”，因为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儒、墨、道多重的精神特征，即展现出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情怀，体现出了墨家扶弱铲强的处世方式和舍生取义、自我牺牲的利他精神，且具有道家自在清净的性格特点。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们归为两类人，足以体现身份对其人格特征的重要影响。

从侯孝贤对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命名可以看出其对聂隐娘身份的偏向性，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侠客”与“刺客”的分别，刺客在隐而侠客在显。侠客可以在母亲死后“自远方送丧盖千乘”，而刺客之死要么默默无闻，要么暴尸于市，购问莫知谁子。“刺客是要隐藏的，‘待在树上，一动不动，只有在出手杀人的那一刻，才飞身而出，事成身退，转瞬即逝”。[2]

“贯穿《聂隐娘》全文的是感情上的收敛与克制。聂隐娘并非完全不言不语，却总是给人‘不响之感。”[3]“‘不响是不表现作者的个人态度，并且将沉默所带来的无限的想象空间交给读者。”[4]聂隐娘初归家时，家人问其所学，她说：“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父亲不信，又恳切地问她，她也没有任何隐瞒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她的坦诚让父亲十分畏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让父亲更不敢过问她，但也不敢怜爱她。这种“隐”表面上是聂隐娘能白日刺人，身怀高超绝技类似于隐身之术的隐，“一个是未入世俗前所生活着的纯净的环境，一个是进入世俗之后所充斥着封建礼教的大环境”[5]，实际上是指她走出纯净自然的环境，隐于充斥着世俗礼教的封建环境的隐。“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她虽身处世俗中，却已与世俗割裂，无法回归。这是她身为一个女刺客必须要学会的隐藏与孤独。

2 性格之“隐”——隐忍

从聂隐娘的性格来说，一方面她受到身份的限制，必须学会隐忍和克制，以等待最佳时机，另一方面也与她从小被女尼带入寂静之处修行的成长环境有关。在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的情绪都十分饱满明显，以聂隐娘的父亲聂锋为例，有“锋大怒，叱尼”“锋大惊骇”“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锋闻语甚惧”等描述，其情绪被寥寥数语表露得十分清晰。聂锋会愤怒、惊骇、思念、畏惧，而聂隐娘的情绪并没有过多地表露出来，隐忍和克制贯穿始终，她很少有真情流露的时刻，甚至有些冷淡。虽然聂隐娘的大部分真实情绪都被她隐藏了起来，但还是可以从其行为模式上窥得一二。

聂隐娘在一次刺杀有罪大僚的行动中，因见其逗弄一小儿而不忍下手，被女尼斥责：“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人，先杀掉他心爱的事物，然后再处决他。”从这个事件可以窥见聂隐娘内心深处的不忍和慈悲，“聂隐娘有独特的侠义情怀，她所信奉的仁义、善恶观念和她所具备的‘侠的情怀更胜过她对‘武的追求”[6]，这也为她后来叛魏博大将而助刘昌裔埋下了伏笔。但在前期，她还是一个纯粹的女刺客身份。被女尼斥责后，聂隐娘拜谢了女尼，选择隐忍不发，压抑自己心中的“侠义”。

聂隐娘的婚姻也体现了她性格上的隐忍冷淡，并表现出了唐朝人的“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7]，体现了女性在封建礼教的男权主义下的欲望渴求及对门第婚姻的反抗，冲破了“女性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教纲常的束缚下，饱受父权压迫”[8]的困境。当时正巧碰上磨镜子的少年上门来，聂隐娘说：“这个人可以当我的丈夫。”并且告诉了自己的父亲聂锋，聂锋不敢不顺从聂隐娘的意愿，便把她嫁给了磨镜少年。表面上看，聂隐娘选择丈夫的过程十分随意，但这体现出了女性“已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因为她们也觉醒了自己所拥有的独立意识和选择能力”[9]。磨镜少年除了会磨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连射鹊也射不中，但聂隐娘却能一击即中。女强男弱的关系虽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家庭观，但也看不出聂隐娘对自己随意择取的丈夫有什么感情，与后世侠女“自我牺牲、不爱其躯的侠义精神”[10]大不相同。然而，聂隐娘不愿跟从刘昌裔入朝觐见时，性格冷淡的她却对刘昌裔提出了一个要求，“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昌裔答应了。聂隐娘在故事的最后为自己存在感并不强的丈夫求得了一个闲职，由此也可以看出她隐藏在冷淡外表下的温情与真情。

聂隐娘首次表露出强烈的情绪是在刘昌裔死后，她鞭挞着驴子赶到京师，在刘昌裔的灵柩前痛哭离去，并在蜀栈道遇刘昌裔之子刘纵时出语让他避祸。这些看似不符合出世之人的行为举止，却让我们在隐与不隐的矛盾中，得以窥见聂隐娘隐藏着的侠义精神与报恩之心。

3 结局之“隐”——归隐

在故事的最后，聂隐娘选择了“寻山水，访至人”“沉醉而去”的隐逸生活。“古人讲究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人墨客们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诗文作品当中体悟儒家和道家思想，在进行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将这些他们认同的思想融入创作的文章当中”。[11]“文学是由人创造出来的”[12]，这意味着“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文学作品的创作”[13]。如《红楼梦》一般，“文学作品中看起来怪诞、神秘的现象其实都是加上了作者主观印象的对社会生活的反映”[14]。文学艺术创作者的灵感一般来自社会现实，所以他们的所思所想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在其创作的作品中展现出来，唐传奇便是文学艺术创作者们从“广大的民间的文学中获得启发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情创作而成的”[15]，以“显示作者借助文学反抗黑暗社会的不懈斗争”[16]。如此一来，文学作品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现实状况，还原了当时百姓的思想与生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平民和士人阶层的思想变化：渴望拥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在中晚唐战乱频繁、藩镇割据的大背景下，“道教盛行，儒学退守，传统的封建思想被这一股新的风气冲淡”[17]。儒家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丈夫理想已濒临崩溃，人们更愿意相信道家追求潇洒自在、遵循内心、简单自然的思想，并将自己的愿望寄托于聂隐娘这类道侠身上，入世可除奸佞，避世可求清净，“既体现了救世济民的入世情怀，又具有功成身退的隐逸思想”[18]。“儒家在道家面前，现实在虚无面前的式微”，[19]使道教的盛行成为人民在困苦中寻求解脱的精神道路。“道家文化重视虚静、玄鉴的审美心境，主张人应当改变心境，进入自然与逍遥的生活状态”[20]，回归道家精神上所讲的清净自然。

刘昌裔之子刘纵在蜀栈道遇见聂隐娘时，她“貌若当时”。“在古代，在寿命的长短上，人们希望长生不老，永久享受生命中的美好。在身体功能上，人们期盼能够不生病，健康快乐地生活。”[21]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得道成仙的期盼，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长生不老的渴望。聂隐娘的结局既照应了名字里的“隐”，隐隐透出一种命定的色彩，同样体现了道家的隐逸思想，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

4 结语

《聂隐娘》全篇充满了“隐”的色彩，从身份上来说，聂隐娘作为女刺客，必须学会隐藏与忍受孤独;她的职业性质和要求也影响到了她的性格，使她成为一个隐忍而又克制的人;而她最后的隐逸结局，也正好照应了她名字中的“隐”。由此可见，“隐”是《聂隐娘》最显著又最独特之处。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中华书局，2006：3865.

[2] 豆耀君.青鸾舞镜：侯孝贤电影中的孤独与悲悯[J].电影文学，2020（16）：63-68.

[3] 李娇.《聂隐娘》的晚唐意蕴[J].美与时代（下），2017（11）：75-76.

[4] 周欣叶.不同时代下的上海底色——以金宇澄《繁花》和张爱玲《倾城之恋》为例[J].汉字文化，2021（04）：104-105.

[5] 徐菲.浅析《聊斋志异》中婴宁的人物形象[J].汉字文化，2020（20）：65-66.

[6] 梁延芳.从“诗意武侠”看电影《刺客聂隐娘》的东方美学意蕴[J].视听，2021（04）：99-100.

[7] 顾雯清.论《搜神记》人鬼恋故事的思想内涵[J].汉字文化，2020（22）：42-43.

[8] 翟佳尔.浅析《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J].汉字文化，2020（07）：56-57.

[9] 苏盛祺.《聊斋志异》“狐嫁士人”故事中的狐女与士人形象分析[J].汉字文化，2020（20）：63-64，69.

[10] 浦景昀.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及蒲松龄的女性观[J].汉字文化，2020（12）：55-57.

[11] 沈嘉欣.从《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看志怪小说的教化色彩[J].汉字文化，2020（14）：32-33.

[12] 张静怡，张韵.唐、宋传奇中女性形象对比研究[J].汉字文化，2020（S2）：48-49，83.

[13] 张静怡.搜神记《李寄》中李寄人物形象及内涵的探析[J].汉字文化，2020（07）：41-42.

[14] 劉佳.浅析《红楼梦》中“梦”的情感取向和细节伏笔[J].汉字文化，2020（08）：100-101.

[15] 苏盛祺.论《聊斋志异》“狐嫁士人”故事的民间故事母题[J].汉字文化，2020（19）：51-52，64.

[16] 杨广承.论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中的女性形象[J].青年文学家，2018（27）：60-61.

[17] 马琨翔.浅析《世说新语》中女性形象及其存在意义[J].汉字文化，2020（18）：66-67.

[18] 肖佳琳.唐代道教视野下的女侠——以聂隐娘为例[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37（05）：53-57.

[19] 基语馨.《桃花扇》悲剧溯源——浅谈“阴阳”二元性模式的运用[J].汉字文化，2020（12）：49-50.

[20] 任安静.探析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中的美学思想[J].美术教育研究，2020（19）：54-55.

[21] 朱新雨.探究唐传奇中文士形象的思想内涵[J].汉字文化，2019（15）：40-41.

作者简介：孙瑞（2001—），女，江苏泰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唐传奇。

指导老师：吉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