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西雅

摘   要： 马丁布伯“对话哲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我—你”与“我—它”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呈现、“永恒之你”即上帝与人的关系。这里，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核，对现代教育、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我—你”关系建构等，都有着新的理解方式。

关键词： 马丁布伯   对话哲学   关系

马丁布伯主张有神论的存在主义，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体会生命的意义，感悟上帝“永恒之你”的存在。在马丁布伯所有著作中，《我与你》这本只有几万字的小册子很有代表性，最早被台湾地区学者许碧瑞翻译，1986年陈维纲翻译的由三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我与你》，被称为所有译本的优作。马丁布伯的另一本著作《人与人》是《我与你》的续篇，全书立足于“对话哲学”，将“我与你”的关系和对话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将《我与你》和《人与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马丁布伯的对话思想。

1.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思想渊源

1.1犹太宗教神学

纳粹统治德国时期，犹太人遭受到毁灭性的伤害，然犹太人并没有被击垮，宗教神学将犹太人重新紧密联系，马丁布伯作为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的对话哲学思想不免受到宗教神学的影响，布伯论述的人与上帝的关系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犹太宗教神学。

由于布伯自幼在祖父母身边成长，他的祖父是一名哈西德主義者，因此布伯的思想也有一部分受犹太哈西德主义的影响。受童年期的影响，布伯在青年时期特别专注于哈西德文学，花了五年的时间研究哈西德教派，一生发表无数关于哈西德的著作，哈西德主义的核心思想：“上帝与我们同在”“注重内心体验”等使布伯的思想布满了人性与爱的智慧。爱上帝即爱世界，上帝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词，人与上帝的对话由此产生，布伯反对将上帝“物化”，要与上帝平等真诚地“对话”。

1.2存在主义

作为一个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布伯的著作《人与人》中无处不透露着存在主义的思想，在存在主义的一个永恒问题，即“他者”问题的讨论中，布伯提出的关系本体论有一部分源自对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及海德格尔的批判与继承。克尔凯郭尔提出“慎与他人交往”，人应该成为独与上帝交往的“单一者”。布伯在单一者的基础上提出，人不仅应该与上帝交往，还应该和他者交往。海德格尔虽然认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认为人最重要的是与自我的对话，“我”与他者是对立的。基于对两者的批判性继承，布伯提出了“我—你”的关系本体论，人不仅要与自我进行对话，与上帝对话，还要与他者对话，并且这些对话都是建立在平等真诚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布伯对话哲学的核心。

1.3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批判

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布伯是这样说的：“二者均未达到人的全体，未达到完整的人。个人主义看到的是只处于与自身联系中的人，而集体主义则全然不见人，只见到社会。”布伯年轻时的思想曾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布伯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有一部分承自费尔巴哈，所谓的个人主义只看得到与自身产生联系的人，无法成为本质上的人。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中，且团体与集体不同，团体是一群互相面对的人的实体，在团体中个人既有自由又受束缚，个人在互相面对中通过交谈促进成长;集体是被捆扎在一起的个人，人与人在集体中并不能真正产生联结，只是在组织中平庸退化。据此，布伯提出了“之间”领域，在集体和个人之外存在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就是“之间”。第三者的存在让人避免了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二选一的错误看法。

2.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主要内容

2.1二重世界

人置身于二重世界之中，因之他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1]（1）。所谓二重世界，意思是人所生活的世界，由于所持的态度不同，便有了二重性。为了我的生存和需要，把周围的在者都当作我可利用的对象和工具，其他的在者对我来说都是对立的客体，从他们身上获取我所需要的经验、知识乃至情感寄托和慰藉。只要持这种态度，其他在者对我来说就是“它”。世界对我来说就是“它”之世界。另一世界是“你”之世界，当我与“你”相遇时，你不再是我的利用物，我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与你建立任何关系，我与你是两个平等的主体。布伯指出，人既栖息于“你”之世界，又往返于“它”之世界，然“我与你”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2.2“我与你”的关系本体论

在布伯看来，世上的关系分为两种，一是“我与你”，当我不带任何目的和希望预期，用本真的我和本真的你相遇时。我不是为了满足我的任何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如所谓“爱的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1]（5）。这种关系是纯净的、最本质的关系，也是布伯所认为的人类最应该具备的关系。“我与它”关系虽然是社会上建立最多的也是最容易建立的关系，但在布伯看来，这种关系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很难找到自身存在的真正意义。布伯指出只有在“我—你”关系中对话才能揭示人生的意义。马丁布伯强调关系理论，主要是想表明关系的重要性，我们从未出生起便处于关系之中，无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动物、自然无不处于关系之中，因此，对话哲学又称为“关系哲学”。

2.3“之间”领域的确立

“精神不在‘我之中，它伫立于‘我与‘你之间”[1]（57）。无论是在《人与人》还是在《论犹太教》中，布伯都数次提到“之间”并对其做了详细的解释和描述。“之间”领域又称“真正实在”的领域，抑或“共有的领域”，只有在真正的倾听中感受与他者的相遇，我们才能达到“之间”领域。之间是“我—你”对话产生的可能，“我”与“他者”的关系不可能产生于“我”之中，也不可能在“他者”之中被发现，只有在“之间”这样一个安全领域中，双方才有建立关系的机会。“之间”最重要的体现是“对话”，对话不等同于“交谈”更不是“说道”，是“我与你”的相遇，在之间领域，“我—你”的对话距离不会太近也不太远，刚刚好，双方既能产生共鸣，又保有自己的看法和特点，我们并不放弃自身的独立性。

2.4永恒之你

马丁布伯的对话理论最终想要讨论的是“我”与永恒之你即上帝之间是何种关系的问题，这也是他的对话理论与哈贝马斯等人之间的根本差异[2]。布伯认为“我与你”关系，可以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存在于人与世界万物之间，诸如动物、植物、自然中的风和雨等。由于上帝就在这万事万物之中，因此，我可以和这万物建立“我—你”关系，也就能和上帝建立这种关系。布伯反对将上帝作为“它”建立关系，将上帝视为谋利的手段。要把上帝视为“我”的对话者，认真倾听上帝。

3.对话哲学的特点

3.1无中介性

无中介性是对话哲学最显著的特点，马丁·布伯指出，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在“我”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目的意图、蕲望欲求、先知预见横亘在“我”与“你”之间……一切中介皆为阻碍。仅在中介坍塌崩毁之处，相遇始会出现[1]（10）。也就是说，唯有将“我”与“你”之间的中介都抛掉，才能建立一种直接的对话，因为在“我—你”关系中任何中介都会使其丧失原有的本真和纯粹，这些中介可能是“我—你”关系建立之前所抱有的幻想、期待甚至利用、贪念，当把这些都抛弃后，“我”与“你”才能真正相遇，建立最直接的关系。

3.2互动性

互动性是对话哲学的本质属性，在布伯看来，基于利用和需要的“我—它”关系是单方面的，“它”是被动的，与“我”之间没有产生真正意義上的对话。只有建立在双方本质属性上的“我—你”的关系，才具有互动性，在这种关系下产生的对话也是相互的，“你”作为告谓者对“我”说话，托付给“我”东西，我必须回应他，对他负责[3]（3），“我”与“你”真诚相待，互相理解，彼此陪伴，在心灵和精神上产生共鸣，是对话产生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3.3现时性

马丁·布伯提出，仅在当下、相遇、关系出现之际，现时方才存在;仅当“你”成为当下时，现时方会显现[1]（12）。“我—你”关系的直接性和相互性决定了关系的现时性，这种现时指的就是当下，我与你的相遇并不是为了怀念已逝的过去，也不是期望虚无缥缈的未来，只是在当下的、真实的生活中相遇了，我与你便建立了关系。

3.4在场性

布伯强调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在场性，这种在场指的是精神在场。如果两个人同处一室，但丝毫没有交流，或者没有真心投入地交流，那么他者对于我来说便称不上在场，他同房间内的陈设物一样。但若我与你精神相通，那么无论你是距我千里之外抑或是已不在人世，于我来说，你仍在场。因为我与你的对话可以不是通过语言传达的，是精神与精神之间的沟通。对话与交谈和独白不同，独白是一个人的演说，对话是两个人互动;交谈的产生伴随着语言为中介，对话可以没有语言，精神上的共鸣为对话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正如布伯举的例子，两个人都在歌剧院里听莫扎特的音乐，但他们互相都不认识对方，只怀着对莫扎特音乐的热爱和崇敬，那么此时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不易察觉，并且随着音乐结束散场，他们之间的对话关系随之结束。

4.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现实意义

4.1建构“我—你”师生关系

马丁·布伯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系概括为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以对包含的抽象而相互的体验为基础;第二种是对包含的具体而单方面的体验为基础的;第三种可以被称作“友谊”[3]（30-31）。这样，教育作为特殊领域的一种对话关系属于第二种形式，师生关系首先应该是包含的。这种包含不能是相互的，只能是老师单方面的，老师可以设身处地地站在学生的角度体验学生的感受和经历，但学生不可以站在老师的位置体会，因为作为老师，他的人生经历与学生相比更加丰富，他经历过学生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与老师相比，学生没有担任过老师的角色，无法体会教学的真谛，所以师生之间只能以单方面的体验为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进行教学，学生根据老师的教正常完成学习任务。否则，一旦越过教学边界便不能称之为师生关系而是变为友谊。

师生关系应该是信任的，“在性格教育领域中，在整个教育领域中，只有一条通往学生的路：他的信任”[3]（154）。“性格教育”被布伯称之为“教育的实质”，布伯认为性格教育与其他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教法，性格教育中教师不能告诉学生该怎么做，理论灌输在性格教育中会引起学生的反感，教师能做的就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与学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这是性格教育的唯一方法，也是整个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信任的建构只能通过教师个人的领会，不把教育学生当作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而是直接参与到学生生活中，为学生着想，对学生负责。当学生鼓起勇气向你敞开心胸时，教师用自己的学识尽力为他答疑解惑，不带有任何教育意图，却产生教育结果，这时师生之间的信任便慢慢建立起来了。

师生关系应该是自由的。马丁布伯批判旧教育，教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学生发号施令，划定对错的标准，强制性地提出要求，告诉学生什么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学生需要遵从老师的要求。学生作为接受老师知识的“容器”存在，此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我—它”关系，是一种单向的交流。他批判新教育，强调学生的主体性，给予学生过度自由，弱化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将自由理解为给学生指点，至于学生接下来怎么做，结果怎么样，都不在老师的职责范围内。这种错误理解将导致新教育产生教育危机。因此，布伯将自由划分为两类：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道德自由），布伯解释外在自由是能力的解放，但布伯否认将其作为教育的基本任务，相反，他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应是内在自由，是内心深处的解放和成长，新教育混淆了教育的基本任务。布伯通过“压制派”教师与“自由派”教师的对比进一步说明自由的师生关系。以绘画为例，“压制派”教师事先告诉学生大众接受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学生要做的便是模仿这种美;“自由派”教师则是把花摆放在那儿，让学生观察，告诉学生可以移动它，再绘画。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美，他的内心被引向对形式的尊重而受到教育[3]（128）。因此，布伯所说的自由，不是老师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不做不该自己做的，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4.2重构人与人之间的“我—你”关系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利益似乎成唯一纽带。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我—它”关系的束缚，缺少对他者的精神照拂和生命关怀，布伯担心这种独白式的关系会在以后变成社会的主要交流关系。布伯提出对话哲学，强调重构人与人之间的“我—你”关系。第一，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平等是双方产生对话关系的前提条件，只有将他者视为平等对话的主体，而不是将其看作给自己带来利益或实现目标的工具，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存在任何中介条件，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本真的“我”迎接本真的“你”;第二，建立互相尊重的对话关系，“我”与“你”自然地相遇、平等地交往，我以我的全部拥抱你、面向你，但我仍是独立的“我”，你的精神进入我，但我仍然保留有独立的意识，我也理解你、尊重你，用我的全部来倾听你，你也仍是独立的你。你不需要抛弃你的全部来认同我。只有在相互尊重的条件下，我与你的“之间”领域才会出现，“之间”领域正是“我—你”关系产生之处。第三，爱是“我—你”关系存在的基础。不能说对话是等同于爱的，但没有爱的关系是绝对到达不了“我—你”程度的。这种爱不仅指爱自己，更是爱他人、爱同伴、爱上帝。在马丁布伯对话关系哲学的论述中“爱”占据重要地位，没有爱，所有的论述便是空谈。

4.3从“我—你”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布伯的对话理论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把他应用到人與自然中也并无不可。我们现在十分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一些人把地球上的生态资源当作源源不断的能量加以利用，一棵树、一条河流都被当作可以获取利益的对象，人与自然的这种“我—它”关系，导致人对自然的利用过度，自然在人类的利用中不堪重负。从布伯的“我—你”关系来看，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首先人类不能把自然当作“它”来对待，换句话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人不报以任何目的接近自然，只是自然而然地在其间凝神关照，你怎么对待自然，自然就会怎么回馈你。这也是布伯对话哲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马丁·布伯.我与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徐向红.马丁·布伯对话神学的伦理意蕴[D].南京：南京大学，2014.

[3]马丁·布伯.人与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