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威 陆远权

摘 要：经济社会转型期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地方创新活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运用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基准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进一步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未来需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助力技术创新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关键词：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财政纵向失衡

文章编号：2095-5960（2021）04-0101-10;中图分类号：F812.7;F205;文献标识码：A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应对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以及资源过度耗费等挑战，传统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并不能缓解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危机，只有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道路才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不可忽视的是，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财政压力过大会使地方政府对环保产业的绿色补贴与税收优惠缺少足够的财力保障，导致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性不强，从而制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为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愈发重视财源建设，更倾向于放松环境规制、引入产能过剩企业以扩大税基，而忽视投资周期长、短期见效慢的技术创新项目，最终导致地区技术创新不足、污染效应扩张、绿色发展效果不明显等问题。那么，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是否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是否是财政压力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解答上述问题，对于清晰识别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制度成因、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已有學者注意到中国式“压力型”财政问题，并从地方政府的财源建设、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环境规制、污染治理效率以及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展开了较充分的研究。譬如，谢贞发等在检验财政压力变化的财源增长效应时发现[1]，地方政府的财源建设行为更多来自财政压力的激励而非税收结构变化的激励。当地方上下级政府间存在权责错配时，财政压力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2]而受财政压力增大的影响，地方政府放松环境规制以吸引更多污染密集型企业入驻，会导致地区工业污染水平提升。[3]彭飞和董颖研究发现，取消农业税之后地方财政压力显著上升，受财政收入冲击越大的地区雾霾污染越严重。[4]与上述观点不同，杜雯翠和张平淡研究证实，财政压力的缓解并不会提升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5]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在于公共价值冲突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即财政压力诱发地方政府出现公共价值冲突，并使其陷入公共价值困境中，进而抑制环境治理效率。[6]詹新宇和苗真子在实证分析财政压力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时得出，地方财政压力与辖区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7]

尽管学者们对财政压力及其效应展开了诸多有益探讨，并证实了环境规制、OFDI、金融发展、要素市场扭曲等是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8-12]但是，尚未有文献探究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仅有少量文献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财政分权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效应。譬如，卞元超等指出[9]，财政支出分权通过地方政府竞争激励发挥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张彰等证实，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13]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张建伟实证得出，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14]尽管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是分权程度的提高抑制了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整体而言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5]杜俊涛等指出，财政分权所引发的政府间恶性竞争会促使政府牺牲环境以获得地区经济效益，环境治理不充分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16]此外，财政分权的提高不仅会引起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还会造成周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17]

综上，现有文献关于财政压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财政压力的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领域，虽然学者们关注了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但尚未有文献探讨财政压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现有文献：第一，基于中国式“压力型”财政的典型事实，从技术创新视角考察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第二，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逻辑框架，实证检验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以定量识别财政压力是否通过抑制技术创新来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以财政压力为门槛变量，拓展研究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门槛关系，为“保持适度财政压力以发挥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提供注解与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中国地方政府的压力来源变得日益复杂化，既有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压力、自下而上的需求满足压力，又有水平方向的发展竞争压力，诸多压力大都会转化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1]为了应对财政收入与支出刚性不均衡所导致的尖锐化财政冲突，地方政府将汲取财政收入、适当缩减财政支出作为缓解财政压力的重要途径，并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式“压力型”财政可能会削弱地方政府对资源与环境的配置效率，从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难以支撑绿色发展。地方财政承担着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在大量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投资中产生了大规模的财力消耗。据《关于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调研报告》统计，从财政支出层级看，2018年中央财政生态环保支出3718亿元，占全国支出的40.3%;地方财政生态环保支出5499亿元，占全国支出的59.7%①[①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财政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调研报告。http：//www.npc.gov.cn/npc/c5871/202011/2b59f414632745daa6b157b7bf8dadca.shtml。]。在此基础上，当财政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提供环保产业的监管人力、物资设备、绿色补贴、关停企业下岗工人的就业安置与保障等支出将更为窘迫。[6]此外，虽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污染物的治理有抑制作用，但田淑英等研究证实，环保财政支出每增加1%，才可引致废水排放量减少1.177%。[18]受制于有限的政策调控工具与待优化的环保投资形式，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制约了地区污染治理水平与绿色生产革新，从而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较强的财政压力水平下，更倾向于地区财源的稳定与建设，并采取多种途径扩大税基。地方政府既可能通过放松环境管制、引入部分产能过剩企业以扩大税基，纵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规避地方环境处罚与监察，采取损耗资源、破坏环境的粗放式生产;[19]又会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度强调招商引资优惠，换取污染密集型企业入驻，并借助“逐底”竞争扩大地方税基。[20]而放松环境管制的粗放式生产与非理智策略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均会引致生态恶化、能源耗费严重与环境污染加剧，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财政压力会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技术创新对于改善投入产出的要素规模、结构和配置，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技术创新通过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技术与模式，培育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与生产污染治理技术等，将替代性清洁能源、碳捕获与存储技术等应用于工业生产，有利于提高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污染物、废弃物的排放及能源消耗，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21]另一方面，技术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有助于推动新能源等科技成果涌现，逐渐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提升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绿色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促进污染型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的研究设计环节延伸[22]，并在拓宽产业价值链的过程中，构建起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从而助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技术创新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财政压力作为地方政府动态调整财政收支结构的重要因素，能够显著影响技术创新，并进一步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一，当财政压力过大时，一方面地方政府较难满足科研部门或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财政科技支出诉求，财政政策对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担与补偿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借助所掌控的政策与资源等“有形之手”，间接影响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行为，其对于高税收的生产性项目的投资意愿较强，而对于高风险、高投入、短期见效慢的技术创新活动的行为偏好较弱。[23]因此，在财政压力影响下，地方政府的较低财政科技支出及短视近利行为会抑制技术创新，最终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二，人才是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动力源泉，加强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投入更是符合技术创新发展的需要，但是当财政压力增大时，地方政府会大幅度削减教育、社保及医疗等财政投入。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减少不仅不利于培养高素质科研人员及吸引人才集聚，还会限制技术创新成果在各地区、各领域间的流动[2]。人才流失将满足不了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源需要，进而抑制了创新共享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财政压力会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及识别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的共同作用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具体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GTFPit=α0+α1PREit+α2INNit+α3PREit×INNit+βXit+εit  （1）

其中，i代表地级市，t代表年份。GTFP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PRE表示财政压力，预计估计系数为负;INN表示技术创新，预计估计系数为正;PRE×INN表示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如果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可以证实财政压力会抑制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X表示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金融发展（FIN）、人力资本（HUM）、FDI技术溢出（FDI）与科技投入（SCI）;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绿色经济发展更加重视经济效益与高环境污染、高能源耗费相脱离，在衡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有必要将环境污染与能源耗费同时纳入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而为了避免传统CCR模型和BCC模型基于径向和角度未能将松弛性纳入考虑范围所造成的偏差，同时进一步弥补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不具有传递性、循环性，在测算跨期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可能存在线性规划无解的难题。本文借鉴Fare等[24]、Oh[25]等构造的包含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性集合，利用基于非径向SBM方向性距离的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测算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具体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与产出变量选择如下：

（1）投入变量。一是劳动要素投入，选取各地级市期末从业人员人数来表示。二是资本要素投入，选取各地级市估算出的各年份资本存量来表示，采用永续盘存法，其中流量用2004～2017年各地级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对各期名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了平减处理。2004年资本存量按照K0=I0/（g+δ）公式求得，其中g为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平均值，δ为5%的折旧率。三是能源要素投入，采用各地级市全年用电量来表示能源消费水平。

（2）产出变量。一是期望产出，本文选择各地级市生产总值表示，并将各地级市GDP调整为2004年不变价格的实际值，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二是非期望产出，将地级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统一纳入非期望产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与熵值法计算非期望产出的综合指数，以该综合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的测度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学者们在测算财政压力时通常有几种思路：一是选择收入分权或支出分权作为财政压力的代理变量;二是测算财税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造成的所得税损失;三是利用财政纵向失衡度测算地方财政收支的不匹配現状。考虑到财政分权（收入或支出分权）并不能较全面反映财政压力的形成逻辑，所得税实际损失率与财政纵向失衡度又同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产物，而财政纵向失衡度更能从宏观层面反映地方财政收支失衡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综合考虑，本文借鉴Eyraud和Lusinyan[26]、储德银和迟淑娴[27]以及阎川和雷婕[28]等的研究，选择财政纵向失衡度作为财政压力的代理变量，并将财政纵向失衡度的测算公式进一步优化为如下表达（见表1）。在度量技术创新方面，现有文献主要选择发明专利数量或研发经费支出来衡量，鉴于专利授权量可以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状况和科研产出结果，参考Furman等[29]、张玉明等[30]的研究，采用各地级市年末每万人拥有专利总授权量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

（三）控制变量

为了科学探究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获得稳健且可靠的检验结果，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金融发展（FIN）。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依赖绿色生产技术与绿色科技创新，作为投资风险高、科技研发周期长且正外部性溢出显著的技术创新活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亟需金融体系的创新风险分担与融资配置支撑。采用地级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存款余额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HUM）。科技人员是绿色技术进步的知识载体，是能源环境约束下实现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选择地级市科技活动人员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刻画人力资本。FDI技术溢出（FDI）。FDI带来的生产技术溢出会影响生产工艺变革、人员知识技能水平，进而影响绿色技术进步。本文利用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占地级市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反映FDI技术溢出。科技投入（SCI）。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以绿色环保技术为依托，科技投入则是实现技术研发的物质保证。本文采用地级市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科技投入。

（四）数据说明

本文用于研究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面板数据介于2004～2017年，剔除四大直辖市、海南、西藏、新疆等年鉴中城市数量较少的省（区），以及从业人员少于10万人的城市，该样本区间共涉及中国256个地级市的3584个样本。本文所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SOOPAT专利搜索引擎以及Wind数据库等。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检验

表3为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估计（LSDV）①[①Islam曾经运用蒙特卡罗模拟研究发现，对于个体数目较大但时间期数有限的样本而言，LSDV估计效果较好于工具变量估计（IV）和GMM估计。 ]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出，用以检验面板模型设定显著性的F统计值均较大，且全部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面板模型整体系数显著，结论较为可靠。表3中的模型（1）和模型（2）是包含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目的在于检验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财政压力（PR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技术创新（IN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而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上可以证实研究假说1与假说2是成立的。模型（3）和模型（4）是加入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交互项的基准回归结果，用以检验财政压力是否会抑制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依旧显著为正，再一次验证了假说2是成立的，即技术创新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PRE×INN）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显著为负，说明财政压力会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初步证实研究假说3是成立的。

从模型（2）与模型（4）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金融发展（FIN）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满足绿色技术创新对金融风险分担与融资的要求，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人力资本（HUM）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科技人员比重越多，越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作用于污染减排与能源消耗，从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FDI技术溢出（FDI）和科技投入（SCI）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可以证实，FDI带来的生产技术溢出有利于提高绿色生产工艺与相关知识技能，而科技投入所提供的资金保障有利于满足绿色环保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需求，二者均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二）内生性检验

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潜在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较多，实证分析时很难全部纳入计量模型，遗漏变量的影响在估计时将被计入残差项，从而引发内生性问题。对此，参考国内外学者的通常做法，将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一阶作为解释变量加入计量模型中，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列（1）～列（2）。二是，变量之间逆向因果关系引发的内生性问题。即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的粗放式生产与非理智策略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过度倚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也可能导致地方财政压力增强;另外，技术创新通过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可能助推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与生产污染治理技术的创新。为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经典做法，以核心解释变量（财政压力和技术创新）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利用2SLS方法重新对模型进行估计，以检验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关系。结果见表4列（3）～列（4）。从内生性检验结果来看，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以及两者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符号、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检验保持一致，說明在控制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研究假说1～假说3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本文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绿色技术进步作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5列（1）～列（2）。二是改变研究样本。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具有普适性，本文剔除了重点城市样本（包括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并运用LSDV方法重新检验财政压力、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见表5列（3）～列（4）。三是变量缩尾处理。为了减轻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在1%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结果见表5列（5）～列（6）。从上述三种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主要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检验相比均未发生根本变化，可以证实本文的基准检验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四）中介效应检验

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检验初步探究了财政压力会通过抑制技术创新来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也可能是因为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关系，即财政压力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战略选择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的财政科技支持及其高风险属性又会对财政压力产生影响。因此，交互项检验不一定能有效识别假说3，即财政压力会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此，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的研究思路，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改进交互项检验，以准确识别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31]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检验财政压力（PRE）是否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倘若式（2）中β1显著，表明财政压力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GTFPit=β0+β1PREit+θXit+εit   （2）

第二步，检验财政压力（PRE）是否影响技术创新（INN）。倘若式（3）中γ1显著，表明财政压力会影响技术创新。

INNit=γ0+γ1PREit+ηXit+εit   （3）

最后，将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同时纳入模型进行检验。倘若式（4）中α1和α2均显著，且回归系数α1的绝对值小于β1的绝对值，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部分来自技术创新的传导;倘若仅α2显著，回归系数α1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完全来自于技术创新的传导。

GTFPit=α0+α1PREit+α2INNit+λXit+εit  （4）

表6为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从模型（1）与模型（2）的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财政压力的回归系数β1均显著为负。在模型（3）与模型（4）中财政压力的回归系数γ1也均显著为负。在模型（5）与模型（6）中财政压力的回归系数α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α2均显著为正。另外，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与模型（1）、模型（2）中的回归系数β1相比，模型（5）、模型（6）中回归系数α1的绝对值均有所下降，这说明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部分来自技术创新的传导。综上，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即揭示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并证实了研究假说3是成立的。

（五）拓展性讨论：门槛效应检验

当面对较低程度财政压力时，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更倾向于兼顾公共产品供给与地区发展需求，其为科研部门或企业科技创新提供资金、风险补偿的主动性较强，由此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并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与生产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有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随着财政压力的持续增强并超越某一临界值，极易引发地方政府的短视近利行为或偏向性招商引资等问题，进而削弱各类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造成地区总体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缺少绿色技术支撑的工业生产活动则会面临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风险，最终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换句话说，财政压力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即在财政压力的不同门槛值区间，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对此，本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财政压力情境下技术创新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在采用Hansen提出的LR统计量检验财政压力的门槛值及其真实性后，得到财政压力（PRE）的双重门槛估计值分别为0.6180和0.7340。[32]表7列示了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7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当财政压力未跨过门槛值0.6180时，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0.0175，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财政压力跨过第一个门槛值0.6180时，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由0.0175降为0.0052，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当财政压力跨过第二个门槛值0.7340时，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由0.0052降为0.0021，但依然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综上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即随着财政压力的不断增强，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可见，只有保持适度的财政压力，才能有效发挥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式“压力型”财政的典型事实，理论分析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出财政压力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假说，并利用基于非径向SBM方向性距离的ML生产率指数，科学测算了2004～2017年中国256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此基础上，实证探究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第一，基准检验表明，财政压力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财政压力会抑制技术创新进而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二，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是财政压力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重要作用途径，即验证了财政压力→技术创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第三，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压力的双门槛效应，随着财政压力的不断增强，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降低趋势。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有序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与现实意义。

（二）政策启示

首先，综合完善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制度。一方面，坚持投入与产出高效率结合的思路，明确财政资金在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中的投入标准与考核要求，致力于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政绩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树立绿色财政新观念，引导和培育基于绿色GDP建设的主体税种以稳定地方财源，加快推进地方政府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切断环保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对环保工作的负面干扰，创新地方政府激励性环境政策工具，形成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多元化制度。

其次，合理控制财政压力的区间范围。当财政压力较小时，在法律法规要求的限度与合理门槛值区间内，充分发挥地方财政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缓解研发融资约束、矫正创新活动外部性以及补偿创新风险损失等的杠杆作用;而当财政压力日益趋紧时，既要警惕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逐底”竞争等短视化行为，加大环境治理的惩治处罚与监管力度，又要重视因地制宜的税源建设与提升财政支出效率，最大化保证财政收支平衡。

最后，助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鼓励地方政府设立绿色技术发展基金，促进技术孵化、科技研发与技术成果市场化，为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融資保障，并形成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技术系统。同时，扩大地方财政在教育与科研等领域的支出规模，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盘活人力资本存量，建立系统性的人才引进配套措施，实现技术创新渠道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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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Pressur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ZHENG Wei，LU Yuan-quan

（College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and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

The typical Chinese-style “pressure-type” financ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o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5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in 2004～2017，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pressure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The results of benchmark test show that fiscal pressure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improvement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found that the financial pressure prevented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restrain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rther threshold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financial pressure.In the different threshold range of financial pressure，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hows a significant step down.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hinese-style “pressure-type” financial incentive system，reasonably control the range of financial pressure，and help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enhance urba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

fiscal pressur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fiscal vertical imbalance

责任编辑：吴锦丹

收稿日期：2020-08-20

基金项目：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村金融服务深化与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AJY020）;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20QN035）;贵州财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2019YJ039）。

作者简介：郑 威（1989—），女，山东威海人，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陆远权（1966—），男，重庆云阳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