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章 杨珂凡 王静 杨志红

摘 要：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包含着历史范畴与发展意义。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秉承“消除贫困，达到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百年来，党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进行了大胆探索，先后经历了建党初期的陕甘宁试点、新中国成立后的艰难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发式扶贫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四个不同的反贫困阶段。期间凝聚出以毛泽东反贫困思想、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江泽民、胡锦涛扶贫开发相关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系列重要论述为主体的反贫困思想谱系，积累了大量以实践为基础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实践探索、理论结晶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受到高度赞誉，作为世界现代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采取不同策略为人类所分享，为全球贫困治理、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理论结晶;分享策略

文章编号：2095-5960（2021）04-0001-14;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敌人和挑战，据世界银行报告，目前世界极度贫困人口仍有12亿人之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新增8800万～1.15亿①[①亿资料来源：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201008/38823104.html，2021～03～23. ]，预计2021年将达到1.5亿，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大事，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堪、民不聊生，摆脱贫困成为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在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这个由工人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自1921年诞生那天起，就坚持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和实现共同富裕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位置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打土豪”，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人翻身解放，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和组织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夯实了基础。[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2]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位一体”战略布局;把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扶贫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前推进。[4]到2020年底，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现实，中国从此告别延续千百年的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为人类反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与贫困落后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奋斗史，是一部人民幸福的演进史，更是一部民族复兴的创新史。目前，学界对中国反贫困历程的归纳总结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新中国成立为始，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生活水平、工业化城镇化水平、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脱贫成效等方面为切入点，探寻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减贫实践。[1][5][6][7]二是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从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化和宏观战略的层次推进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反贫困历程。[2][8][9][10]文献梳理发现，在扶贫工作的各个阶段，中国的政治制度优势、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多样化的扶贫治理方式是推动减贫事业的关键因素，包括产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生态补償、教育扶持和政策兜底在内的具体扶贫措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1][12][13][14][15]总的来看，关于中国反贫困的现有研究多聚焦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贫困实践，对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间的反贫困历程鲜有涉及，并且对建党百年后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和分享扶贫经验缺少系统性探索。

因此，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反贫困的实践逻辑，总结取得的伟大成就，凝练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结晶，不仅有助于凝练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而且有益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百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与相对贫困进行斗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对续写“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新辉煌、向世界反贫困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实践探索逻辑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历史逻辑，三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领导各族人民与贫困进行百年艰苦斗争的实践逻辑。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不懈奋斗的峥嵘岁月就是一部不断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历程，也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史。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实践历程与历史脉络，有助于总结过去、了解历史，把握反贫困的光辉历程。为此，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概括为建党至新中国成立（1921～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49～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年）和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

（一）建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反贫困的陕甘宁实践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在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出现挫折、陷入迷茫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展开新的探索，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摆脱贫穷落后的历史重任。建党初期，党的重心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立足解决土地问题，先后颁布《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等一系列土地文件纲领，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但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军事“围剿”以及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扫荡”，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举步维艰。其间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导致红军被迫从长江以南革命根据地向陕北地区战略转移。因此，这一阶段反贫困的革命实践主要集中在相对稳定、和平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1.发展抗战总后方经济，满足作战需求。陕甘宁作为全国敌后抗战根据地的总后方，反贫困任务的核心是满足作战需求。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农村经济，保障战时生产品供给”[16]的战略思路，通过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抗战。并在商品流通方面制定“对外调剂、对内自由”政策，要求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发展边区各种私营商业，发展交通运输，扩大剩余货品的对外运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7]，以保障物品供给、稳定物价。最终在根据地形成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公私兼顾发展的经济模式，既发展了边区经济，也基本满足了作战的现实需要。

2.开展政治改革，为反贫困提供政治保障。经济发展与反贫困需要稳固的政治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层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一是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初期，陕甘宁边区的行政机构和公职人员规模较大，而行政支出主要由农民承担，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精兵简政”直接减少了行政支出，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二是制定“三三制”原则①[①“三三制”指在政权机关人员配备上，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密切联系群众，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三是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同志意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困难，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确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还是一场政治动员，通过政治改革促进经济发展[18]，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从1943年起，各根据地机关一般能做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自给，人民负担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14%左右，按照当时的经济水平，已基本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19]到1945年，该地区大部分农民实现“耕三余一”，部分可以做到“耕一余一”。

3.注重文化层面的反贫困，激发内生动力。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精神，缺乏内生动力，因为文化在引领人去行动中有独特作用[20]。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的雏形来自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其间，一是通过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并执行符合地区实际的政策措施。二是发展社会教育。由于陕甘宁地区缺少正规学校，党领导的陕甘宁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教育活动，学习内容紧密结合发展生产和抗战所需，学习方式灵活多样，针对实用性和普适性，传播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知识，通过树立劳动模范，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采取党政领导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劝说感化与处罚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培养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形成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良好氛围，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最终农业、工业等产量增加，为抗战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资源。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194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不足亚洲平均水平（44美元）的2/3[21]，贫困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首先面临的关键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背景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贫困的实践探索。

1.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奠定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基础。基于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近代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的基本事实，中国共产党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过渡性的社会形态，领导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終把中国带入到社会主义新阶段。一是通过《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在农村地区采取保留富农经济的政策，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富农在发展生产中的顾虑。[22]二是通过三大改造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1953～1956年，中共中央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贫困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2.强调集体化、合作化生产，走共同富裕之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中，中央领导集体认为以合作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能够克服小农经济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避免农村出现只有少数人发财的局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实行合作化的具体设想，提出在农村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设想[23]，“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合作化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但由于当时党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村所有制问题的认识不足，造成多次反复，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尽管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全国农业人口年平均收入仅为70多元，有将近1/4的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收入不足1万元，有的甚至不能维持简单生产①[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人民日报》1979～10～6。]，贫困问题突出，但这次实践也成为党在发展农村生产力问题上的宝贵经验，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反贫困做了政治铺垫。

3.不断开展农村改革实践，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土地、经济方式、机械化、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实行了改革，为农业发展和贫困治理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是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消除了农民土地占有不均的现象。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转为农民所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到1952年，农村土地占有不均的现象基本得以解决，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资料有了基本保障。土地制度改革消除了农民土地占有不均现象，为后来农村反贫困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24]二是确定“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指导思想，兼顾吃饭和发展问题。中共中央主张通过发展多种经营，综合利用劳动力资源，实现人、地、物的全面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材料和资源。虽然粮食生产受到“大跃进”冲击，但总体仍保持增长趋势，1977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949年的2.50倍②[②国家统计局编：《1949—1984：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三是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据统计，1949年至1976年间，全国水利建设支出近800亿元（包括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筹集近100亿元）。建成大型水库308座，中型水库2127座，小型水库8.32万座，总库容4200多亿立方米③[③参阅水利部农村水利司编：《新中国农田水利史略（1949～1998）》，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杨煜国：《毛泽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世纪行》2009年第3期;王琳：《毛泽东水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6～57、72～73页。 ]，不仅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也为改革开放后农业的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四是重视提升农民的技能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方面，大力推广业余学校，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同时，大力普及城乡中小学教育，到1978年，全国在校中小学生数量从1950年的3022.9万人增加到12878.7万人，在校学生人数是1950年的4.26倍，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950年的5.48%上升到16.30%。[25]生产技能方面，极力推广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农作物良种，组织农民和干部外出学习，建立各级农业科学院、农机服务站，选拔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才等。④[④《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633～656页。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发式反贫困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开发式扶贫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与贫困展开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体现。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大致经历了如下阶段。

1.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开展救济式扶贫。1978～1985年我国推行经济增长拉动救济式扶贫模式，主要是依靠国家优惠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以提高农民收入进而缓解贫困现象的一种扶贫方式。一是在农村实行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农民的家庭主体地位和权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进行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央直接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缩小工农产品的价格差，以增加农民收入。三是1985年首次以是否满足基本需要为依据，即按世界银行规定的最低营养需要确定的食物基本需要和最低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确定的非食物基本需要，制定了我国农村贫困标准，即年人均纯收入206元。

通过农村制度性改革，以及对落后农村、贫困农民的大力救济，这一阶段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1985年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25亿，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从30.7%下降到14.8%，仅仅7年（1978～1985）时间，农村贫困发生率减少了一半，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169%，年均增长率高达15.1%[26]，中国扶贫事业迈向新台阶。

2.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开展瞄准式扶贫。1986～1994年我国推行以县为扶贫单位，通过设置国家级、省级重点扶持贫困县，实施了瞄准贫困县的扶贫模式，其对象具有区域针对性。一是有了组织领导机构。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农村经济增长对扶贫的拉动作用减弱，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依靠整体性制度改革和经济拉动的救济扶贫模式已不能解决问题，扶贫开发面临着新挑战。为此，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这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有了组织和计划，推动了减贫工作的有序化、规范化。二是确定了国家贫困县。1986年国务院根据贫困程度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参照国家做法确定了368个省级重点扶持贫困县。1987年国家根据划定的18个集中连片特困带确定了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从此建立了以县为扶贫对象的瞄准机制，扶贫开发有了明确的“靶向”。三是出台国家层面的扶贫计划。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用七年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1994年农村贫困标准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484元，贫困人口从1986年的1.25億减少到1994年的8000万，贫困发生率也从14.8%降到7.8%。[26]

3.注重区域非均衡格局，开展专项式扶贫。尽管大规模的连片区域贫困现象得到一定缓解，但区域差距拉大，贫困人口的地区分布显著，因此该阶段中共中央将重心转移到对贫困地区的专项式扶贫。一是构建贫困地区扶贫监测系统，适时调整贫困标准，动态监测贫困现象。1995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测算，将标准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530元，2000年，国家把农村低收入标准提高到865元。二是199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专项扶贫开发政策，促进扶贫工作的开展。三是1998年中共中央制定《残疾人扶贫攻坚计划》，将残疾人纳入国家扶贫对象中，将特殊困难群体列入贫困人口行列，增加对残疾人物质帮扶。四是建立了东部沿海先发省份对口帮助西部贫困省份的协作模式，推动了区域间扶贫开发合作。到2000年年底，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7]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有318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迅速，劳动者素质普遍提高;大多数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得到改造或重新建设，缺医少药状况得到缓解;一大批农业实用技术得到推广，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大为提高;群众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为进入新世纪扶贫奠定了良好基础。

4.实施整村推进，开展深化式扶贫。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贫困特征出现了新的变化，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扶贫成效的日益显现，大面积的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但贫困差距不断拉大、农村贫困人口向村级层面集中成为新问题。针对新时期贫困问题，国家将扶贫瞄准对象从贫困县精准到贫困村，进一步聚焦扶贫对象。一是开展整村推进的深化式扶贫。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确定14.8万个贫困村[28]，以村为单位，整合多方面资源，开展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二是确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对象从整村推进扶贫工作转向14个连片特困地区，即秦巴山区、武陵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小凉山彝族区等，注重区域贫困问题，加大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开发力度。三是2011年中共中央再次提高扶贫标准，以2010年的2300元为准，往后年份按2010年不变价换算。贫困标准在以往单一收入标准之上增加消费因素，并用逐年物价水平更新调整。根据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 年的 9422 万人减少到 2010 年的 2688 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比例由 2000 年的 10.2% 下降到 2010 年的 2.8%[29]，为实现全面小康夯实了基础。

（四）社会主义新时代：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将扶贫工作放到了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更加重视扶贫开发创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针对“年年扶贫年年贫”等现实，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方略，从根本上回答了“扶持谁”“扶什么”“怎么扶”“谁来扶”等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各级党和政府做好新时代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

1.聚焦贫困人口，推进精准扶贫。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①[①唐任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021/c40531～27723431.html，2016～11～14. ]，把扶贫工作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15年开始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相较于过去粗放型扶贫，“精准”更具有靶向性，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传统扶贫方式，从“漫灌”到“滴灌”，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首先是“扶持谁”的问题。积极推进扶贫大数据平台建设，对贫困户逐一建档立卡，运用信息技术对贫困资料进行科学分析、规范管理，对比分析贫困户的关键指标，分析致贫原因，摸清“病因”，并观察贫困动态情况，建立扶贫信息网络系统，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其次是“谁来扶”的问题。我国扶贫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但除了依靠政府外，还需要贫困人口本身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最后是“怎么扶”的问题。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有针对性地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灾后重建帮扶一批、低保兜底脱贫一批、转移搬迁安置脱贫一批、医疗救助脱贫一批实现脱贫，扶贫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针对贫困人口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到精准扶贫。此外，在扶贫工作的精准管理方面，注重对扶贫部门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让扶贫工作透明化。

2.确定多维脱贫标准，注重人的全面发展。2013年以来，我国许多地方制定实施了多维贫困标准。尤其是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标准。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提出，贫困人口以户为单位退出，退出标准是该户年人均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即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且满足农村人口脱贫目标（“两不愁、三保障”）。这一新的标准，除考量经济指标、物价指标外，将教育、医疗、住房等权利指标纳入体系，多维度关注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大了贫困人口的基本保障力度。

3.靶向发力攻坚深度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范围内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如期完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成为关键。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需要采取更加集中、更加有力、更加有效的办法推进反贫困进程。2017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新增资金和项目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①[①注：国家层面上深度贫困地区指“西藏、四川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 ]同时特别关注因病致贫人群、因返贫人群、贫困老人群体三类深度贫困人口，“一个人不掉队，一个民族不能少”，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人群成为2017～2020这3年脱贫攻坚的重点。[29]

经过不懈努力，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国家确定的832个贫困县已全部脱贫摘帽，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重大贡献。

回首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贫困斗争，不仅使中国彻底告别了延续千百年的绝对贫困，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而且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大大增强，创造了贫困治理不同类型的无数中国样本，为新的百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理论结晶与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总结了我们在脱贫攻坚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和认识，指出“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靠的是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坚守执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①[①新华网.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2/25/c_1127140240.htmm2021～03～23. ]这些重要经验和认识既是我国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凝练出的智慧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贫困伟大实践的宝贵财富。

（一）立足國情不断实践探索，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内涵不断丰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反贫困的实践探索中，不断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其内涵丰富，实践指向明确，品质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不同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1.毛泽东反贫困思想。毛泽东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从解决“人民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抓起，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30]，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贫困的最大优势和最坚强保障，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31]其中，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农业现代化来消除农村的贫困，是我国反贫困的重点。[32]毛泽东从战略布局、领导力量、重点领域、依靠对象、主要路径等方面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反贫困理论体系，为从建党初到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奠定了中国反贫困的制度和思想基础。

2.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仍然面临着生产力缓慢、人民普遍贫困、科技教育落后的现状。邓小平从制度和生产力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贫困问题，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3]，指出我国当前之所以贫困，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所致。因此他提出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4]。在发展途径上，要“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35]。在解决我国贫穷落后的问题上，他认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经济发展速度上去了，扶贫目标才能够早日实现，改革开放是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战略，这一理论开辟了我国反贫困的新思路。

3.江泽民对扶贫开发的阐述。江泽民同志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并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扶贫开发制度建设上实现了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但在绝对贫困率不断降低的同时，贫富差距显著，东中西部差距正不断扩大。面对新贫困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中国国情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扶贫开发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把扶贫开发同发展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实施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强国战略，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我国的扶贫理论。

4.胡锦涛的扶贫开发的精髓。胡锦涛同志基于新的历史机遇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拓宽了马克思主义贫困制度分析的新视野。进入21世纪以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面对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看病贵、上学难等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施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党中央从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出台了32条支农、惠农的具体措施，并确立了到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36]。胡锦涛同志关于扶贫开发方面的论述，深化了我国的扶贫理论体系，为我国的具体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方向。

5.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系列重要论述。进入新时代，中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克难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从“漫灌”到“滴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系列重要论述开拓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他要求针对不同区域的扶贫对象、扶贫阶段、扶贫任务的新变化，运用科学有效方法对贫困人口实施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施精确化配置、对贫困农户实施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对象能够分享到资源，最终根除贫困。

早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地方的扶贫开发中就有一系列关于扶贫要精准的论述，并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把扶贫摆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①[①新华网.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2/25/c_1127140240.htmm2021～03～23. ]。2013年11月初在湖南湘西调研时进一步指出：“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这就要求在扶贫的实际工作中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持、动态化管理，以达到最佳效果。“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向农牧区、边境地区、特困人群倾斜，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贫扶到家”②[②中国青年网.习近平：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EB/OL].http：//news.youth.cn/gn/201405/t20140529_5284830.htm，2016～08～17.]。“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③[③习近平.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09/c1024～26657810.html，2016～08～17. ]。“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37]同时贫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还“要靠内生动力”[38]。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对目标、对象、方式、举措、机制和内生动力等有着明确的界定，是转变粗放扶贫、弥补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提高扶贫开发质量和综合效益的新思维、新思路，是实现“扶真贫真扶贫”的制度创新。

扶贫开发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就针对宁德地区九个县中有六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现实，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倡导“经濟大合唱”，依托国家政策和“‘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38]，把本地的山水林地资源转化为脱贫致富的强项。他还以辩证的思维从“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紧缩和发展的关系、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办事和量力而行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回答了如何处理闽东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要求正确认识“好与坏，有利与不利”相互转化关系，“把握事物运动的本质，加以正确引导。”[39]指出：“如果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促进发展理念的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那么发展就能走出一条新路，就能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39]。在论述生态保护与开发这对关系时，他特别强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④[④习近平.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3～07/5926228.shtml，2016～08～18.]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辩证统一的思维揭示了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由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所造成的基本规律，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推进扶贫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书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扶贫理论的新篇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内涵。首先，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答了扶贫既是共产党执政的首要责任和使命，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指出从中央到农村基层党支部都要“增强做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他把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国家战略布局的引领，强调“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要求整体考虑，对扶贫开发要“做到有计划、有资金、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并告诫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脱贫致富要有志气、有信心，“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再次，他把人的技能提升放在扶贫开发中突出的位置，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尤其是要“切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让农村下一代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等①[①中国农业新闻网.习近平：扶贫开发要同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结合起[EB/OL].http：//www.farmer.com.cn/xwpd/rdjj1/201311/t20131106_907144_1.htm，2016～08～18. ]，突出了他鲜明的人本经济思想。习近平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论述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針对性和指导性强，充满着吸引力、感染力和感召力，蕴含着大智慧，既是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更是取得脱贫攻坚决定性胜利的理论武器和应对相对贫困的行动指南。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历史经验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伟大历程，成就彪炳史册，期间积累的丰富宝贵经验，对我国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立足国情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消除贫困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重要使命，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立志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让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到新中国成立，从三大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式建立，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始终履行神圣使命，牢记初心，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制定战略，出台政策措施，充分彰显出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许多外国学者也指出，中国反贫困的全面胜利，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②[②人民网.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方案[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323/c1002～32057568.html，2021～03～24. ]。

反贫困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扶贫工作效率，并能对扶贫战略进行适时调整。1986年之前，我国减贫主要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没有具体的扶贫对象，也没有具体的扶贫措施，扶贫处于小规模碎片化状态;1986年国家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后，反贫困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开始了以区域瞄准为对象的有计划的扶贫开发，随后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再到扶贫对象从农村地区转向贫困县，再转向整村推进扶贫。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前几个阶段扶贫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提出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总要求，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具体指向，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攻令。为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自2016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投入近千亿资金助力脱贫攻坚，仅2020年国家财政部优先累计下达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96亿元。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2.立足国家发展规划，用制度建设压实扶贫责任目标。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将扶贫开发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国家五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发展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贫困地区的扶贫计划。一是成立专门的扶贫开发部门，各省市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成立扶贫开发领导机构指导扶贫工作。同时，设置专项扶贫开发资金用于地区开发建设，缓解地区贫困状态。二是根据各个时期扶贫开发工作进展因地制宜制定扶贫开发计划。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颁布实施后，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2020年）》等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通过扶贫政策促进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普惠贫困人口。三是推动扶贫计划和项目权不断下移，发挥地方政府主观能动性，治理结构得以创新。中央出台《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并将扶贫资金、项目、权利、任务等下放到各省，地方政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开展反贫困工作。同时加强各地区政府的合作，健全“大区域”扶贫机制，不仅兼顾东西部地区，还通过地方政府合作实现东西部协同发展，使扶贫资源在东西部之间形成良好的流动空间。四是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的首创精神。在基层治理方面，强化贫困村第一书记制度和驻村工作队制度，治理力量不断下沉到基层。贫困村建立了包括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等在内的稳定的脱贫队伍，打通了扶贫政策和帮扶工作的最后一公里[40]。为了规范考核，提高扶贫质量效益，2016年初，党中央颁布并实施了《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办法中明确将扶贫开发工作成效与省级干部的综合考核评价挂钩。该办法有效发挥了我国政治制度、组织制度的优势，强化了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3.不断调适发展理念，夯实脱贫致富的物质基础。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为一切工作的抓手，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处理各种发展关系。一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增加农民外出务工的就业机会。由于工农业存在明显的“剪刀差”，农业生产回报相对较低，不少农民到相对发达的省份和地区打工就业，既增加了就业机会，又提高了收入水平，有利于减缓农民贫困。而且，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户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大，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在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大力发展本地经济。在第一产业方面，通过推广普及农业科技创新，设置农业补贴、实施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颁布“四项补贴”等鼓励农业规模经营;在第二产业方面，有序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工资性收入;在第三产业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乡村旅游业、乡村康养业等，吸收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收入。三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不断向贫困地区倾斜，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向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地区聚集，不断提高农村公路和高速公路的通达率，大力改造升级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同时，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实施，一方面，农村新农合和新农保基本实现全覆盖;教育扶贫工程全面实施，出台了一系列瞄准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子女教育支持的政策，农村教育设施不断提档升级。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医疗支持和设施投资，尤其2015年开始实行健康扶贫系列行动计划后，大幅度提高了建档立卡户的医疗费报销比例，减轻了贫困家庭的医疗负担。

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由于目前中国农村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其确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举措和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4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要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①[①新华社.《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全文[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26/c_1123487123.htm，2018～09～26. ]，通过乡村振兴来巩固脱贫攻坚结果。一是促进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的融合发展。在贫困地区培育带动作用明显的特色产业，增加当地就业岗位，拓宽贫困农户增收渠道，形成优势产业与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确保贫困人口分享产业红利，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二是促进易地搬迁扶贫、生態扶贫和生态振兴的融合发展。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创新生态扶贫机制，实现生态改善与脱贫致富双赢，同时通过“稳就业”“保就业”来拓宽易地搬迁群体增收渠道，实现逐步致富的目标。三是推进扶贫扶志与文化振兴的融合发展。加强贫困地区的思想道德教育，弘扬文明新风尚，强化脱贫光荣导向以提升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引导贫困群众实现精神脱贫。同时，通过乡村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改变贫困群众的精神面貌，变“被脱贫”为“要脱贫”，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信心。四是推进脱贫队伍建设与组织振兴的融合发展。通过干部轮训，发展驻村农技员等方式锤炼了一批工作能力强、整体素质高的脱贫攻坚干部队伍，不断提升了凝聚力、统筹力和战斗力，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既为精准脱贫工作提供了牢固的人才保障，又为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支撑。

5.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脱贫致富仅靠外力是不够的，必须着力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只有具备内生发展动力和自我“造血”功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才具有可持续性，反贫困的成果才能得以巩固。因此，“智”“志”双扶尤为重要。一是从思想上改变贫困人口对贫困的认识，调动贫困人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强固脱贫能力;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造血”能力，组织贫困人口参与扶贫项目，如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易地搬迁扶贫、以工代赈等，激发贫困人口的主体意识。同时紧抓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抵制陈规陋习、树立脱贫典型模范等活动，从思想上断绝了穷根。二是通过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切断贫困代际传递。义务教育方面，通过控辍保学、学杂费减免、营养午餐、贫困生补助、贫困大学生奖励等方式提高教育巩固率;职业教育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加大对贫困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掌握一技之长，提升他们外出务工就业的技能和适应性，增强收入的稳定性，不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6.坚持开放共享扶贫战略，注重减贫的国际合作交流。消除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一向注重国际反贫困的合作，除了致力于本国的脱贫攻坚外，我国坚持开放共享，在吸收国外先进减贫经验的同时，也积极向外分享我国好的减贫模式与经验。一方面，注意吸收国外减贫经验，将国外经验本土化，催生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减贫模式。如针对我国扶贫信贷资金还款难、到户率低等问题，我国积极学习借鉴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并将该模式中国化，最终催生了适合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中国式小额信贷“仪陇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试点。除此之外，中国已广泛采用国外先进的贫困监测方法、贫困分析方法，反贫困项目管理中关于项目招标、采购、报账做法等。另一方面，注重反贫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积极将本国经验与模式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共享文明成果，共同消除贫困。新中国成立的70年，我国累计提供4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国际反贫困事业，派遣60多万扶贫工作者参与反贫困，向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帮助120个国家开展反贫困工作，合作范围广，援助程度深。①[①人民网.背景资料：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的突出贡献[EB/OL].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9/c157278～27644490.html，2021～03～23.]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反贫困领域的合作实现了互学互鉴，经验分享。中国坚持开放共享扶贫战略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去了可供借鉴和复制的中国模式，扩大了交流与合作领域，在“共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中展现中国责任、中国智慧，也使“朋友圈”越做越大。

四、与全球分享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经验的策略

毋庸置疑，中国是全球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最大的贡献者，已与160多个国家开展扶贫合作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我国以产能合作和投资为突破口，通过公路、铁路、航空、港口、隧道、能源、通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国际减贫合作，构建起开发式减贫机制，为区域合作减贫提供了诸多“中国方案”，尤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推进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核心的“硬联通”建设，搭建起高效陆路交通网络，实现跨区域联通，有效降低了沿线各国参与全球化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减贫事业;同时通过对接政策标准，积极推进以政策和规则标准对接为重要内容的“软联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等，但由于各国基本国情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程度、需求等各异，中国在扶贫经验分享上仍存在战略布局有待优化、传播渠道亟需拓宽、国际话语表达能力需要提升、经验内容零碎缺乏系统性和实操性、分享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不能适应和满足世界发展中国家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扶贫经验的现实需要。因此，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时亟需讲究策略，以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经验有针对性地落地，造福人类。

（一）将分享中国反貧困经验纳入国家间合作战略框架

中国与世界各国分享反贫困经验需要国家战略层面加以布局，纳入整体思考和制度安排。一是做好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把推进反贫困合作、分享中国减贫经验纳入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充分发挥中国减贫正向溢出效应。二是完善体制机制。针对不同国家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建立健全中国产能参与反贫困合作方的体制、机制，将中国扶贫经验巧妙融入具体合作项目中去，充分发挥减贫的综合作用。三是借助平台凝聚共识。有效利用减贫国际合作论坛，与诉求国家交流扶贫理论与创新实践，为合作反贫困凝聚共识，找准双边利益汇合点。四是注重提升减贫经验分享的“软实力”。在实施现有援助项目以及未来的合作项目中要强化扶贫意识，将“绿色减贫”理念融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领域，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降低投资风险和合作争端，增强中国减贫经验的“软实力”。

（二）建立中国反贫困经验分享的国际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由思维视野、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等多方面构成。要分享好中国反贫困经验，就必须拥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并基于不同受众区域特点进行调适，以提升分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建立与不同国家合作减贫的国际传播网络。完善中央部级协调机制，加强政党外交与文化外交的支持与协作，为传播分享中国减贫经验营造开放式的环境。二是加快推动中国扶贫经验分享的品牌建设。拓宽诉求国普通民众了解中国扶贫经验、开展双边合作成果的渠道，推介中国减贫模式和方法，提升合作反贫困的综合效能。三是加强与不同国家权威出版机构的合作。组织编辑出版中国扶贫、脱贫、减贫经验通俗易懂读本，扩大受众面。四是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方式。国家对外传播机构要发挥好全媒体时代的“融力量”，深入推进媒体融合，提高中国扶贫经验的推介比重。要转变话语体系，让中国脱贫实践和成果更加可感知、可触摸，使合作方从减贫成功案例中学习中国扶贫经验，延伸中国扶贫经验的传播价值;我驻外机构要把分享中国扶贫经验纳入日常工作内容。五是借力来华留学生传播扶贫经验。充分发挥不同国家来华留学生比较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的优势，鼓励他们多上报纸、走进广播电视台以亲身感受分享中国扶贫经验;支持高校与他们建立长期稳定的信息交流网络，定期向他们传送有关中国扶贫经验文字音频材料，及时了解诉求，解疑释惑，提供帮助，让他们成为传播中国扶贫经验的友好使者。

（三）借助国际平台传播中国反贫困的好经验

具有实力且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和涉外平台在传播中国反贫困经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加以充分利用。一是加强价值理念导向。依托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一带一路”减贫与发展联盟等平台，组织国内外权威专家加大对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论述的阐发、宣传力度，增强各国对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为推进合作反贫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二是深化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农发基金、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组织等多边开发机构在资金、知识、国际发展方面的合作，组织国际代表、沿线国家驻华外交官、政府官员和基层骨干等深入到我国不同类型的脱贫村、农业园区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中国扶贫经验，共同探讨分享、借鉴、移植、合作的途径，为合作反贫困夯实民心基础。三是发挥国内涉外媒体的主渠道作用。国家外文局所属外文期刊、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中国日报等要充分发挥全媒体融合传播优势，开设专栏、出版专刊，加大对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功经验的传播，讲好鲜活的精准扶贫故事，系统介绍与沿线国家合作反贫困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培育生成正向、健康且为世界人民“读得懂、能接受、可借鉴”的扶贫话语。四是整合利用社会力量。挖掘组织我国社会组织，民间援助机构和私营企业资源，加大对重点沿线国家的扶贫援助力度，在规划设计具体扶贫项目中充分融入本土成功经验，真正实现中国扶贫经验的国际间流动和传播。

（四）以鲜活的形式推介中国反贫困取得的伟大成就

由于分享的对象面宽范围广，需求各异，多样化的推介形式直接关系到接受效果和质量，因此，必须在深入了解受众需求的基础上采取鲜活的形式，将内容巧妙地融入形式之中。一是注重现场体验分享。依托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非洲学院、非洲研究院等平台，定期组织世界有关国家政府、政党官员和专家学者来华学习和实地考察中国减贫实践，感受中国扶贫经验。二是强化智慧力量。资助国内实力雄厚的高校智库开展合作反贫困专题研究，支持扶贫专家学者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走进国际广播、电视接受专访，介绍研究成果和具体实施方案，将中国扶贫成功经验分享出去，为世界各国有效治理贫困提供智力支持。三是加强海外减贫经验分享阵地建设。资助或是依托有关国家成立区域性的减贫培训中心或研究机构，定期选派专家学者和来自一线的反贫困专家主动“走出去”开展现场教学培训。四是发挥企业“走出去”主导作用。将分享中国扶贫经验与企业“走出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园区合作、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模式外移等，在沿线国家建立几个不同类型的样本示范区，让中国减贫经验在当地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实践逻辑、理论结晶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抓改革、搞建设、促发展、反贫困”的伟大精神，将国家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困境发展到国家昌盛、与日俱新的时代。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哪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时代、结合实际、创新务实，书写一个又一个减贫佳话，最终取得反贫困的历史性胜利，形成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谱系和实践经验具有广泛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当今世界，消除贫困是各国的共同愿望、共同使命和责任担当，中国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不仅为加快推进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作出重大贡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进入新的百年，跨入新征程，世界再次瞩目聚焦。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百年奋斗不断发展成熟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上，将以崭新的姿态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向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书写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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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logic， theoretical crystallization and sharing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nti-poverty in the past century

WANG Zhizhang1，YANG Kefan1，WANG Jing1，YANG Zhihong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As a worldwide problem， poverty contains historical categories and developmental significanc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21，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lofty ideal of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party has made bold explorations based on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It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pilot proje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he difficult explor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s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fight four different anti-poverty stages. During the period， a pedigree of anti-poverty thoughts based on Mao Zedongs anti-poverty theory， Deng Xiaopings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Jiang Zemin & Hu Jintaos thought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Xi Jinping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condensed， and a large amount of valu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experience based on practice was accumulated， forming an anti-pover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entury-old anti-poverty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crystallization has provided a Chinese solution for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which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s modern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differ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to share with mankind， for global poverty govern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poverty-free Make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one hundred years of anti-poverty;theoretical crystallization;sharing strategy

責任编辑：张 领

收稿日期：2021-03-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查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18ZDA121）;贵州省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重大专项课题“贵州省易返贫人口常态化监测、精准帮扶长效机制研究”（21GZZB06）;重庆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阐释专项课题重大项目“重庆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19SKZDZX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志章（1956—），男，湖北当阳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财经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反贫困研究;杨珂凡（1996—），男，四川南充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 静（1992—），重庆南川人，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志红（1994—），女，湖北恩施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