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静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被博尔赫斯赞为“东方的《一千零一夜》”。但与其身后的荣耀相比，蒲松龄生前却是在“载笔以耕，卖文为活”（《上健川汪邑侯启》）中度过一生的。他“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蒙朋赐贺》）。缠裹科考却屡试不中，让他“半生忍辱，未登长吏之庭”（《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可以说，蒲松龄一生步步低回，是在几乎是常态的贫困拮据中郁郁终老。但正如袁世硕在《蒲松龄志》中所言“经济状况的低下使他能体察百姓的痛苦;政治地位的低下使他能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去认识社会。他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有着共同的语言”。《促织》“异史氏曰”正反映了他为百姓忧怀的民本意识。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座大山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这里的“天子”“奉行者”“官吏”分别对应了政策的“指挥者”“制定者”和“执行者”。此三类人自上而下形成一套牢不可破的管理架构。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这三层架构对百姓的钳制是日渐紧缩的，压迫是日益加重的。在天子处，谈笑时“过目已忘”的偶然行为，到了“奉行者”这里，他们为了迎合上意，将随意的偶然变成了政策的必然，成了套在百姓身上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