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恂骅

《语文建设》2017年第34期刊载了邢延、薛飞两位老师的《“司马青衫”为何而湿？——〈琵琶行〉隐含意蕴探微》一文（以下简称“邢文”）。邢文认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原因是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即由先前的“勇猛精进”转而为“循默无为”。笔者认为，此论不妥。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仅可以视为“青衫湿”的背景，而非主要原因或者真正原因。

一、江州之贬后白居易真的“循默无为”了吗

事实上，白居易政治观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在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之前，不可以以“循默无为”来概括白居易的政绩。

一是白居易在释罪回朝之后仍然积极向皇帝谏言削藩平叛之事。长庆二年《论行营状》云，“贼众随之，遂陷弓高。又围下博。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以为：‘……疏奏，不省。”《新唐书·白居易传》云，“于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葛立方《韵语阳秋》则更直接地指出白居易是“是未能忘情于仕官者”。

二是即使是在地方官任上，白居易倾心为人民服务，积极处理公务，并非是无事可做的懒政干部。白居易后期（尤其是苏杭、洛阳时期）大量创作的闲适诗山水诗，常常给读者一种错觉，使邢文认为白居易江州贬谪之后徜徉山水，悠游岁月，无为而治，这是不准确的。《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云，“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表明了白居易在杭州立志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现如今矗立在西湖北山路旁的《钱塘湖石记》石刻展现了白居易在长庆年间积极总结西湖疏浚灌溉的经验。白居易感叹苏州的庞大事务众多“茂苑太繁雄”，感到心为形役“水旱合心忧，衣食须手抚”，觉得公务缠身“朝亦视簿书，暮亦视簿书”，即使如此也不能泯灭他勤奋治郡的决心“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蘇州山塘街的白居易纪念馆纪念着一千多年前白居易修渠开河筑路的功绩。

由此可见，说白居易在江州之贬后就此“循默无为”，恐怕不能成立。

二、江州之贬后白居易的仕途上了“快车道”

邢文未能综观白居易一生的仕途发展，而是采用一种一概而论的方式，反复强调白氏后期仕途顺畅，终其一身不见蹉跎，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白居易江州之贬后的仕途总体上只能称为平稳，而不可称为顺畅，甚至“快车道”等。

一是江州司马到忠州刺史。按照邢文的思路，官职的升迁就是提拔，但是忠州比江州来得更为偏远，身处崇山峻岭，很难说得上是仕途顺畅。《自江州至忠州》云，“前在浔阳日，已叹宾朋寡。……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在唐代，治理穷州远郡和富州大郡有着很大区别，《江州司马厅记》云“凡执役事上与给事于省寺军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资高耄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把官员放置在越远的州郡越能显示官员的昏聩无能和不受重视。

二是外放杭州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升迁的方式。学界对白居易出刺杭州历来有着两种看法，一是自请外任。因为白居易对时局不满，上书不纳，愤而请求外调。二是贬刺杭州。李商隐为白居易写的墓志铭《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就明确写道，“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复不报，又贬杭州。”无论是自请外任还是贬刺杭州，都不可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升迁的方式。

三是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不是仕途升迁的标志。晚年白居易的主要住所是洛阳的香山白园，他的主要活动是参禅悟道，烧香拜佛。充任闲职是他远离朝廷内部的牛李党争，洁身自好的一种方式。

由此可见，说白居易在江州之贬后仕途上了“快车道”，恐怕不能成立。

三、白居易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可否作为其“不以迁谪为意”的证据

在生活方式上，邢文认为白居易在庐山上幽居，与禅师为友，吟咏情性表明他实际生活并不是那么不如意。

我们知道白居易喜欢与佛道中人交往，喜欢幽居的环境，喜欢登山临水，是他一贯的习惯。他在江州与凑、满、朗、晦四禅师交往，在杭州与坚上人、光上人交往，包括与亲密挚友韬光禅师的往来，与道教中人苏炼师的往来，对炼丹仙人郭炼师的极度膜拜。在庐山的遗爱草堂和杭州的幽居郡斋，在庐山跻危登险和在杭州赏玩天竺灵隐。这些活动是贯穿他一生的，是他与生俱来的习惯。他本身就是乐观主义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与他所处的环境是升迁还是贬谪，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换一句话说，乐天身处江州的困厄以幽居自娱，崇佛信道，身处苏杭的安逸也以幽居自娱，崇佛信道，与生活得如意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像邢文一样，看到白居易幽居自娱，就断定其在江州生活得很好，不以迁谪为意，恐怕就错解了乐天的性格了。

在宗教信仰上，邢文认为笃信佛教的遁世哲学是白居易“忘怀处顺，不以迁谪为意”的原因，论据是《元白诗笺证稿》中“白姓是‘昭武九姓之一”，此论恐怕是很片面的。首先，以某一姓氏之来源断定某一人信仰某种宗教是否可信，笔者存疑。其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录明确指出白居易的思想内核是道家而非佛家，“白公则外虽信佛，内实奉道。”而邢文既已采信陈氏之言，又推论“在白氏的思想里，儒家与释家是不分伯仲的”，恐有自相矛盾之嫌。总的来说，宗教信仰与“不以迁谪为意”有一定关系，但是白居易“不以迁谪为意”可能是因为佛教的影响，也可能是道家的影响。至于邢文认为“儒家和释家各占一半”，则显然没有可靠的证据。

四、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很长时间内处于“经世和遁世”的矛盾冲突之中

邢文在结论部分提出“青衫湿”是白居易告别“昨日之我”而迎来“明日之我”的标志，白居易面对当时的政局现实，作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讲是有违事实的。原因如下：

一是江州之贬是白居易中隐思想的萌芽，但非彻底的思想颠覆。白居易推崇“中隐”，从这个词就可以看出，白居易有着很强的仕官情结，他希望遁世但是不希望完全放弃功名利禄，因此不存在因为一曲琵琶曲就使得自己原有的思想颠覆的可能，琵琶女本身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能力。

二是遁世中隐不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白居易选择中隐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而非听过一曲琵琶之后，心血来潮之举。《中隐》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三是中青年白居易事实上是很难达到中隐的境界的。白居易很早就有“中隐”的思维，但是他追求的中隐的环境和时间却迟迟等不来。江州忠州地处偏僻，环境险恶，苏州过于庞大，无暇自顾，杭州环境合适，但是所居时间过短。我们只能说江州司马白居易有中隐情结，但是如邢文迎来“明日之我”、作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等论断和事实相距甚远。

四是遁世思维在江州司马白居易的政治观中的比重小于经世思维，不是白居易此时的主导思想。上文已述白居易在经历了江州司马、忠州刺史的贬谪之后，依然如之前一样奋不顾身直言劝谏，指出朝廷的各种弊病，为削藩平叛呐喊。由此可见，白居易还是对腐朽的朝廷存在着幻想，想在朝堂之上发挥自己的价值的。如果说江州时期白居易就告别了“昨日之我”，迎来了“明日之我”，那是很不准确的。

五、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与“青衫湿”不一定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上文已经详述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在江州时期中隐思想至多可以算作萌芽，遁世思想并沒有发展成白居易的主导思想。笔者认为，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与“青衫湿”之间不一定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原因如下：

一是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和中隐思想的萌发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度的伤心和失望。江州、忠州、杭州、苏州这十五年白居易一直在外为官，也是他中隐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纵观这一段时间的创作，鲜见白居易为自己思想的转变而心悲恸神，痛彻心扉。经世和遁世的矛盾冲突一直存在，但是没有大范围强深度地影响过白居易的现实情绪。如果仅仅就一次“青衫湿”，来断定其与政治观有关，恐怕不能成立。

二是诗人原意并未提及思想意识层面。邢文在行文之中把“青衫湿”理解为痛彻心扉，进而认为是政治观的转变所致。但是如果回到《琵琶行》的原文来看，白居易说自己“青衫湿”的直接原因是琵琶曲凄凉好听，间接原因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仅仅就事论事，没有提到自己思想引发的转变。所以，“青衫湿”仍然很有可能仅仅就是诗人当时情绪悲凉的体现，与政治观无关。

三是无法就“青衫湿”进行二次推论。“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为何白居易会比其他人多流泪？因为他和琵琶女的境遇相同，同是天涯沦落人，其他人则共鸣小得多，由此可以得出“青衫湿”的原因在于琵琶女的身世飘零引发了白居易“遭贬”的悲凉和壮志难酬之痛。但是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断出政治观的转变呢？白居易自己没有说，邢文提出的材料也无法确证，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我们只能将“青衫湿”的原因推断到个人的遭际命运相同，但是无法再进一步推到是由白居易中隐思想萌发所致。因为我们无法从他处确证，事实上也没有证据证明，思想意识这样的改变会给白居易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失落，使他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青衫湿”的直接原因是琵琶曲凄凉乐美，间接原因是白居易和琵琶女境遇相似，从而引发白居易仕途漂泊之感和壮志难酬之痛。白居易政治观的转变，即中隐思想的萌发和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则可以作为“青衫湿”的背景，而不能作为其主要原因或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宋]葛立方.韵语阳秋[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唐]白居易，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唐]白居易，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