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青娟

中国诗坛历来有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唐诗重性情，以形象韵味取胜;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见长”，这已成共识定论。除词作之外，苏轼作为诗人也颇有成就。他的诗作，把“理”与“趣”结合起来，给人以启迪和审美感受，从而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他的许多诗作中，我们都可以读出“理趣”盎然的诗句来。

一、移情入理，在咏物中蕴含“理趣”

苏轼一生身行万里半天下，每到一处都饱览当地风光，深受启发而感悟人生。于是他笔下的日月星辰、山河草木无不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启示。如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前两句中，诗人从横、侧、远、近、高、低、中等七个不同角度，写了庐山所呈现的不同姿态，生动准确地表达了庐山雄奇多姿的壮美景色。然而，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三四两句的精警议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谓水到渠成之笔。诗人敏锐地察觉到，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由于人们活动的局限性（身在此山中），他们往往搞不清其中的真相。“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可谓本诗的弦外之音，诗外之意。

苏轼在此以“理”入景，用理语概括出景象所包含的深刻哲思，这也许正是它千古盛传的原因所在吧！

寓哲理、规律于山水景色之中的诗作还有很多，再如《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二十八个字，写透了那令人心醉的西湖景色，由“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描写，直接跳到后两句的议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两句高度概括化的理性语言极为精当，使全诗浑然一体，成为西湖定评。后人索性称其为“西子湖”，可谓“才高意远、造语精到”。读完全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言外之理会启发我们的心扉。

二、在叙事抒情诗中融入哲理

苏轼的一生颇多坎坷，屡经宦海浮沉，萍踪不定，突如其来的“补外”或调遣，常使他与亲朋面临生离死别。因此，他以独到而深切的体验，再加上他敏锐的观察力，无论大事小事，经过他的艺术加工，就构成了叙事抒怀诗的“理趣”。

如有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诗简直就是诗人在满怀情感地探索人生奥秘。开头一句颇富哲理的人生感叹，引出前半首诗，用“雪泥鸿爪”这样贴切、奇警的比喻，来概括人生的短暂和萍迹的不定。他除了对人生征途的深沉思考外，还满怀深情地对初次经过渑池的往事加以回忆。当再过渑池，老僧已死，壁坏诗亡，感慨万千。在后半首诗中将死者形迹的消亡与生者踪迹的消失相互对照，突出地说明了“雪泥”上的“飞鸿指爪”是偶然的存在，最终都将归于泯灭。而尾联：“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的小小生活镜头，过去确实存在，却仅是再度闪现一下，就进一步印证和深化了前面“雪泥鸿爪”的人生哲见。因此，“飞鸿指爪”这个意象全在议论的气氛中显现，它不是唐人笔下具体的景中之“物”，而是诗人为表情达意而高度概括出来的象征，显得情理并茂，耐人咀嚼。

苏轼不但能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哲理打动读者，而且从凡常小事的叙述中阐发哲理也往往给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譬如《於潜僧绿筠轩》诗：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是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

这首诗借叙述於潜僧的寺居“绿筠轩”，遍植绿竹，歌颂了其高雅节操，批判了物欲俗骨，从而调侃人生。诗以叙事起笔，在“嚼肉”与“爱竹”的强烈反差中，突出雅俗的严格界限，而“无竹令人俗”“俗士不可医”二句，着重突出了俗的无可救药和作者鄙夷情感，最后两句则用典故对俗士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和戏谑。诗歌融叙述与说理于一炉，使日常小事上升为超凡脱俗的立论根据，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苏轼的许多诗就是这样，以他对生活深刻的体验，通过描绘生活场景或生活细节，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既有形象，又有理念精魂，把形象描绘与哲理概括高度统一起来。

三、纯发议论，以理娱人

苏轼一反唐人规律，独辟蹊径，脱离唐诗依靠景物抒写情怀的创作窠臼，纯以议论写了许多以理育人的诗篇，最著名的要数《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全诗通篇用琴来喻说，但句句意在琴外，表现了诗人对事物之理的探索。琴一弹就响乃习闻常见，很少有人想为什么不谈就不响。“放在匣中何不鸣”，诗人意识到，琴声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发出。“若言”二句，则又进一步指出，光有外力琴聲也不能发出。有琴无指不行，有指无琴也无声，只有弹拨琴弦，才能奏出音乐。这就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中，内因外因之间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关系。我们又可以从中联系到社会的人与事而产生联想：有雄伟韬略的人才，就像能够发出音乐的琴，但不能被人使用，那就如“放在匣中”而 “不鸣”的琴。反之，无论君主多么英明，如果不会使用人才，也绝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诗人是否在创作此诗时想到常被提及的君臣关系问题，已不得而知;但诗人要求为国为民有所作为而得到承认，在其文章中时时可见。全诗构思奇特，纯属议论，但却字字生辉。

四、论诗、书、画中的理趣

苏轼多才多艺。诗、书、画各门艺术样样精通，见解也常常体现在诗中。因此创作了许多有关诗、书、画理论的诗歌，阐明了他的创作主张，也揭示了种种艺术规律。

苏轼说书法的风格不一，就说“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要总结书无定法，就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难推求”。虽为议论，却透出苏轼随意挥洒书写，点评书画时的景象。而“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思实与诗同出”，表明了诗画艺术的统一与相互渗透的规律。这些诗也构成了苏诗“理趣”的一个方面。

苏轼认为，只有画家心如槁木，与自然融为一体，才会“人禽两自在”。他想告诉我们：只有不惜付出代价，才能得到所求的东西。又如《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读诗而知画，短短四句，“实践出真知”的哲理，渗透于全诗的景致之中。如陈邦炎所说：“苏轼的这首题画诗，却还写了要凭触觉才能感到的水之‘暖，要用思维才能想出的鸭之‘知，要靠经验和判断才能预言的河豚之‘欲上。这些，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画幅上，都不是目所能见，是通过诗人想象和联想得之于视觉之外，得之于画面之外的。”这些共同构成的诗中之理，却不是有意的标示，而是自然地流露，让人揣摩。

由此观之，苏轼各类题材哲理诗所表现出来的“理趣”，构成了苏诗内涵丰富、耐人寻味的特点。这种“尚理”的诗作特色，影响了整个宋代诗歌发展的潮流和趋向。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