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超 黎妤嘉

内容摘要：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综合国力的提升，对海外汉学的推崇和狂热不断升温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由于语言、地域、文化等因素约制，国内学界长期存在“会讲中国故事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难以讲好中国故事”之瓶颈。日本汉学（中国学）近30年来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综合研究阙如。鉴于此，日本汉学（中国学）具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之为镜，反观中國”把握“他者视角下”的中国认知之变迁，能够促使我们客观地全面地审视“文化中国”、“现实中国”，可为当今时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汉学 中国学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范式变迁

上世纪20-30年代和80-90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综合国力的提升，这种对海外汉学的推崇和狂热不断升温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日本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具有其自身规律。日本作为我国邻邦，经济交往密切，但对日本汉学的嬗变、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态势有所欠缺。日本作为经济强国，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汉学在向现当代中国学转型的过程中，其关注点不仅是古典的传统中国，而是拓展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肌理和动态，致力于基于“日本范式”的“现实中国形象”之建构。实际上，近些年，海外汉学除从人文科学向社会科学拓展外，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还表现出互动性和相关性，而深究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日本汉学（中国学）领域的“中国认识”研究历久弥新，极具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语言、地域、文化等因素的约制，国内学术界长期存在“会讲中国故事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难以讲好中国故事”之瓶颈，由此导致海外汉学研究以翻译、介绍国外相关领域的成果、文化等表象内容为主，而对于把握其实质和文化内核，直达本质的深入研究不足。国内研究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不足之处仍客观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一是研究人员分散，研究力量不足。二是对海外的当代中国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角度的中国研究关注不够。三是国内学界的日本汉学研究与日本汉学本身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作为经济强国，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中国研究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在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反观我国对日本学的关注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热点存在差异，对日本中国研究关注的领域和视角与其中国研究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巨大反差。四是基于宏观视角深入探究日本汉学（中国学）近三十年来发展全貌的系统性综合研究阙如。

鉴于此，日本汉学（中国学）具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之为镜，反观中国”把握“他者视角下”的中国认知和中国形象之变迁，能够促使我们客观地全面地审视“文化中国”、“现实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定位。以日本汉学（中国学）作为中国形象在域外建构的参照系，可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思考路径。因此，本研究从时代发展、时间跨度、空间移动等多维层面均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一.概念界定及学科定位

目前学界“汉学”与“中国学”称谓之争仍然悬而未决。长期存在概念混淆，界限不清的状况。国内学界不少学者仍采用“汉学”称谓，有些是没有注意汉学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分。采用“汉学”称谓的多是想区别于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有别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机构，主张对海外汉学研究的重点放在历史中国上。然而，有些学者如严绍璗主张采用“中国学”统称，摒弃“汉学”称谓，将狭义的汉学囊括于广义的“中国学”之中，从而警醒国人，关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政治文化寓意。

笔者从学科划分视角对其进行了概念界定尝试：“汉学”：主要是指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领域的学问。研究内容多侧重于中国古代的典籍文化等。汉学家们往往具备深厚的文史哲知识的同时又精通汉语，“中国通”居多;中国学”主要是指政治、经济、社会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问;中国学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现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未必懂汉语，而是采用社会科学方法，把现实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来剖析;“支那学”明治维新之后至二战时期得以发展，具有后殖民主义色彩，后被军国主义所利用;“东洋学”地域范畴涵盖亚洲其它各国，与汉学亦有所区别。因此，日本汉学主要是指二战前日本学界对中国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而日本中国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趣，侧重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因此，日本汉学是日本学界之独立学科，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日本中国学重视对现代中国之研究。而日本汉学（中国学）研究：是中国国内学界对日本汉学这一外国学问的研究，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应当与国学相区别，属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个侧面。因此，笔者认为国内学界对日本汉学的研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应纳入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之范畴。

二.从汉学到中国学：日本中国研究的范式变迁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种认识、接受、变形、受容的动态进程。日本的汉学研究大约始于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公元五世纪左右，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汉学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1）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古代“汉学”的繁荣期。这一阶段日本人崇尚汉学，视汉学为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汉文化高度认同，将汉学融入了本国文化。（2）明治维新至二战：近代日本“汉学”更名“支那学”进入“衰微期”。受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近代日本汉学呈现出式微趋势。其中“京都学派”最为突出。学派代表人物有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3）至20世纪20、30年代：现代中国学研究诞生期。现代派汉学家的出现开启了现代中国研究之门，其典型代表是竹内好，研究视角转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意识。（4）二战后至今：日本现代中国学兴起，日渐“多元化”。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视野突破了过去以文史哲为重点的局面，扩展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日本中国研究的现状特征及趋势

从“中国主题”著作出版发行规模及时代推移来看，近三十年来总数量达86993篇，其中根据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六类共整理出44972篇相关著作;自1989年开始至2006年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虽然自2006年后相关著作数量有所减少，但每年总数仍然维持在1000篇以上。从笔者统计的研究主题来看，人文学科领域中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會学占比相对较高，凸显出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及社会民生之研究的重视程度。近年来繁荣发展的社会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由汉学向中国学转型的学科发展，以及汉学“知识”生成、传播、接受、衍变之范式转换进程。对此，笔者将进一步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范畴进行探讨。

从人文学科领域来看，通过统计数据可知，（1）文学层面：文学在汉学研究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只有6%。但是文学作为日本汉学最传统的研究对象，具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不仅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始终与国际学术的发展有着紧密地联系。而文学类的出版物更是每年保持在60本以上，且受时事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较大。其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仍重视对文献的整理及相关基础的研究;运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阐述学等新方法进行研究;将文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等紧密结合进行整体研究;研究内容趋于大众化，获得广泛受众基础等。（2）史学层面。近三十年来，史学研究主要分为考古学、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史、宋进辽史、明清史六个部分。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出土文物大量发掘，考古学、甲骨文、敦煌学等迅猛发展，使得日本中国史学研究界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呈现出明显转型，其不再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进行历史分期研究，而是侧重对相应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微观考察。（3）语言学层面。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汉语的称呼不尽相同，从带有褒扬性意味的“汉文”，带有政治色彩的“清语”、带有殖民扩张傲慢态度的“支那语”等，到近代以来逐渐定型使用的“中国语”关键词的变化体现出日本学者在学习、研究、使用、推广汉语的过程中的认识角度、研究范式、甚至态度等的变迁。因此，透过词汇语言的使用可以窥知其语言学研究与社会思潮变迁的密切关联。

从社会科学领域来看，（1）经济学层面。在1989-2019年间日本所有相关汉学研究中占比13%，笔者主要选取了经济学领域最主要的几个研究方向，其分别围绕着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断变化的经济决策来展开，带有时代性和实用性。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研究始终围绕中国的重大经济变革;二是多维度探讨中国经济;三是注重剖析中国经济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在重点研究中国地域及产业经济的同时，也关注中国的货币、进出口贸易，企业等方面。（2）政治学层面。受制于研究者自身政治立场，本土政治经济环境及国际语境。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聚焦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及特点;二是客观性逐步提高;三是不再局限于通过报纸媒体进行研究转而重视实地调查;四是研究体系逐步健全和完善。但是由于中国政治资料的限制及历史因素，造成了日本政治研究资源的匮乏，使得政治研究领域仍存在诸多问题。（3）社会学层面。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其研究视角逐步转换，主要体现在：突出客观性，以事实叙事为主;凸出城乡对比探索;“现代化”理论之思辨;国际视野。其研究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入手，逐步发展成独立体系。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中国国内学术热点话题追踪、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及社会结构课题。

四.日本中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时代之需的全球化语境之下，日本的中国研究呈现出如下发展态势：一是日本学校教育体制的改变。日本在90年代进行了教育改革，并在1997年将中文考试列入了大学入学考试中。二是有关中国研究出版物与出版团体的研究。专业丛书的增加使得中国汉学领域主要研究成果得以良好地汇聚与推广。三是研究团体呈现大型化、多层次与多样化的倾向。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研究手段有了较大的提升。研究方向也更加的纤细化、国际化、通俗化、泛政治化与国际化。90年代以来，中日经济交往密切，双边经济贸易总额由1990年的164.4亿日元至1996年突破600亿日元。近年来，中国留学生人数不断攀升，一直在数量上处于首位。可见，迈入21世纪的日本中国学与过去传统的汉学相比，研究领域多元化;融入了现代教育体制;研究人员从大师转向规模庞大的组织与学会;研究成果视域进一步扩大;逐步走出汉字文化圈面向全世界。

因此，对于未来的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笔者认为以下六点建言值得深思：一是发展良好的中日关系，促进两国官方与民间的双边互动交流;二是扩大研究领域，追根溯源，认清日本中国学的本质;三是发扬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建构新的价值观念，突破汉学研究为西方马首是瞻的瓶颈和桎梏;四是不断反思日本中国学的研究动机、范式、社会影响及国际评价;五是培养汉学研究领域的新兴人才，尊重并鼓励新一代汉学推陈出新，促使其相关领域的成果继续得以继承和发扬，使汉学融入现代化语境;六是提高全民人文素养和知识视域，使汉学雅俗共赏，由“精英化”走向“平民化”、“大众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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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当代日本对华舆论形成的结构与机制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BXW051;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楚辞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19YJC751075;“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对日汉学交流模式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日研中心;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