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程

唢呐，作为我国传统民间文化形态的一个标志性乐器，承载着民族变迁的历史记忆。电影《百鸟朝凤》以“无双镇”为地理空间，叙述了唢呐在岁月流变中的民俗功能更迭以及唢呐匠生活境况的沉浮，深刻揭示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结构与乡村秩序的变迁过程。

在相对封闭的传统乡土社会中，传统音乐与民众形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水乳交融的关系。焦三爷在给天鸣和蓝玉展示自己的压箱底时曾說道：“这是大清朝道光年间的唢呐，是我师父的太爷传下来的，有几百年了。”在传声当日，小小唢呐班的院子里面人山人海，可见焦三爷的德高望重以及村民对唢呐的喜爱。在无双镇，唢呐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乡民必不可少的一种情感寄托。

影片中的无双镇是乡土中国的缩影，“无双”既象征着焦三爷在镇上的社会地位，又同时显示出其蕴含的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又是以相应的文化仪式作为保障的。在无双镇，无论谁家的红白喜事，都要请唢呐班，还要举行隆重的接师礼。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焦家班班主焦三爷坐在太师椅上，接受一众孝子贤孙跪拜的场面，原因就在于唢呐班主对其逝去的先人具有盖棺定论的话语权——那就是是否受得起“百鸟朝凤”，这不仅是死者的荣耀，更是这些孝子贤孙的莫大荣耀。

传统的农耕生产及农耕文明是其维系乡村运转的基础，对土地的依赖和以村落为单位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乡土社会中“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性熟人社会。与这种经济形态和生活形态相对应的，则是乡土社会生发出的礼俗文化形态。而中国古代传统技艺又往往依附于一定的民俗文化而存在的，影片中艺术器具唢呐正是西北农耕村落礼制的一个焦点表达物。“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乐在人的生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也约定俗成地形成了规范社会的秩序与文化图式，在这一约定制约下，唢呐不仅是丧礼中必须演奏的重要乐器，而且还是对死者生前为人的重要总结，唢呐演奏的台数也相应成为对死者生前道德判断的尺度，唢呐技艺在此成为规范乡村大众审美和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由此，唢呐的社会功用得以凸显，中国乡村宗法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等在这一现象下亦得以彰显，成为约束个体的行为道德准则。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个体的发展离不开家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上，礼乐文化便成为这种文化的象征形式，掌握了礼乐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乡村话语权。因此，“百鸟朝凤”更像是一种权力与文化的象征，是对逝者的一种人生评价与道德评判，相应地，唢呐班主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确立和巩固。

然而，随着现代化发展，以德行评价的标准在金钱的诱惑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变得脆弱不堪，原有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和评价准则在社会的变革中趋于瓦解。实质上，伴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群体性民俗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不靠血缘而是靠社会法律与制度，个体的生存更依赖自身而不是家族，从而使得个体更加独立，传统的价值评判建立在更为规范和成熟的社会规约之下，这种依靠礼乐文化建立的评判准则自然失去了其原有的约束和力量。

在中西乐器的对决中，表面上只是中西乐队之间、乐器之间、民众与乐队之间的冲突，但由于唢呐所具有的文化和象征意义，实际上隐喻了中西文化、中西话语权的争夺，在本质上显示出两种不同文化观、价值观的对立与斗争，而唢呐班的最终失败则象征着传统乡村文化秩序的解体和传统价值观的毁灭。这也是韦伯所说的现代性“祛魅”，传统社会赖以生存的规范秩序、文化乃至信仰基础都被现代理性卸去神圣外衣，而落在后继者游天鸣身上，产生选择的痛苦——坚守会让他落后于时代而面临生存难题，可一旦顺应，他一直以来的精神信仰便要瓦解，这些都使他面临巨大痛苦。游天鸣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心灵危机是中国传统与精神断裂的写照，也是每一个个体身处时代变迁中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对于唢呐文化的传承，政治权力自然进行了介入。在电影结尾，县文化局的局长找到天鸣，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想录制唢呐，听到局长的话，卧床不起的焦师傅连忙说：“答应他们，天鸣，答应他们！”将“传统”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层面建设政治权力的文化领导权。然而电影对传统与政权的结合态度是暧昧不清的：一方面，焦师傅急切地催促天鸣答应下来，“非遗”保护似乎是唢呐传承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师兄们都已无法吹奏唢呐，天鸣甚至凑不齐一班人，因此这样的出路又好像是一条死路。于是在最后山穷水尽之处，古城墙上，一名老者吹起了纯正的《百鸟朝凤》，两个女孩走过去往他的杯子里丢了几个硬币。

《百鸟朝凤》将人们引向对民族传统技艺与文化在当代社会生存危机之下的文化反思，借“百鸟朝凤”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唢呐曲调，展示出中国乡土审美文化和话语权力的变迁。通过以唢呐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技艺在社会变革前“焦”“游”两代传承人之间的境遇对比，以唢呐为文化隐喻的载体，既反映出传统文化在传统社会的文化图式，又反映了其在社会变革与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存亡问题。

因此，我们应保持理性的思维来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寻求新的传承方式，使其在现代社会依然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这不仅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关乎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文化的自信。在物质更加丰富的现代社会，更应该注重精神文明的发展，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继续绽放耀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