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丛虎 刘巧兰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框架

近些年，新媒体凭借成本低廉、方便快捷、关注程度高、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优势逐渐成为公众进行诉求表达和意见反馈的首选载体[1]。网络问政平台是党政部门顺应时代发展，以新媒体为依托，为畅通公民咨询、求助、建议而建立的官方渠道，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平等性等特点。自2008年至今，各地各级党政机构建立的网络问政平台形式多样，并且与时俱进。这些网络问政平台主要包括政府门户网站问政专栏、问政客户端、政务微博微信、政务抖音号及政媒融合问政平台等。其中，政媒融合问政平台是采取“党政机构+新闻媒体”模式，由党政部门入驻新闻网站而形成的网络问政平台。这类平台可供公民自主选择的问政对象往往丰富而多元。以地市一级政媒融合问政平台为例（下文简称为网络问政平台），平台入驻领导和单位通常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各县（市、区）长、市属职能部门等。对于同一议题，公民可将这四类主体中的任何一类作为问政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偏好于选择哪一类问政对象？其选择偏好的形成逻辑是什么？党政机构能否从中受到启发，并找到一些提升治理成效和改善网络问政效果的思路和方法？皆是本文致力于探究的问题。

对上述四类问政对象进行两两组合可建构三组比较框架：市委书记与市长形成党政比较，市长和县（市、区）长构成层级比较（本文仅以行政首长代表该级政府），县（市、区）长和市属委办局组成条块比较（本文仅以县（市、区）长代表县（市、区）政府）。本文以四个地级市网络问政平台为数据来源，以湖南C市为重点分析单位，辅以广西W市、江西N市、海南H市的数据分析。本文对C市和W市、C市和N市、C市和H市分别进行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党政、层级、条块比较，以全面呈现选择偏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此外，促使这些选择偏好形成的内在逻辑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网络问政平台设置的问政类型主要包括求助、咨询、建言、举报和其他。据粗略统计，诉求类、咨询类、建议类问政留言占据绝大比例，相比之下，投诉、举报、问责等占比不大。公民更倾向于将问政对象当作求助对象，在选择问政对象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他们具有清晰职能认知，且寄予高度政治信任、拥有强烈权威感知的问政对象，这样更有可能实现诉求得以满足、咨询得以答复、建议得以采纳的良好问政效果。这也符合认知行为主义的基本逻辑，即公民对于网络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是一种行为偏好，而认知则牵引并诱导着行为，因此公民对于问政对象的内在认知促成了选择偏好的形成。按照新制度主义理性经济人假设，公民选择问政对象也需要评估成本和收益。但在网络空间中，不论选择哪一类诉求对象都仅意味着鼠标的移动，关于收益的考量则成为选择偏好的决定因素。收益意味着理想的问政效果，对收益的预估就是对问政效果的预判。推测哪类问政对象能够带来良好的问政效果有赖于公民对问政对象的主观感知，尤其是职能辨识、政治信任和权威感知等认知。本文将围绕公民的三个基本认知即“谁该帮我”“谁会帮我”“谁能帮我”，具体展现心理认知转化为行为偏好的过程，全面揭示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形成的内在逻辑。

二、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党政、层级、条块比较分析

对于同一个网络问政平台，面对多类型、多层级的入驻单位，公民更倾向于选择哪一类别、哪一层级的单位作为问政对象，是亟待探究的问题。本文以C市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政媒融合问政平台（以下简称C市网络问政平台）作为数据来源，试图描述、分析网络空间中公民选择问政对象的行为偏好。C市网络问政平台创建于2010年，由省委网信办指导，开设在当地党媒新闻网上，是国内较早开通的地级市网络问政渠道之一。在C市网络问政平台上，公民提交问政申请时可自主选择问政单位，选择结果将直接显示在平台页面上。我们可以由此获悉公民对于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等数据。C市网络问政平台可供选择的诉求对象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各县（市、区）长、市属委办局等。其他多数地级市网络问政平台往往只设有两类或三类问政对象。相比之下，C市网络问政平台的受理对象类型更为丰富、层级更为完备。基于以上两点，本文选择的C市网络问政平台无疑是刻画公民诉求对象选择偏好的典型案例之一。

本文以C市网络问政平台首条留言时间2010年10月28日开始，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为检索区间，分别统计面向市委书记、市长、县（市、区）长及市属委办局的问政数量。其中，市委书记收到问政留言16 555条；市长收到2291条；各县（市、区）长共计收到5027条；市属委办局总共收到1312条（参见表1）。可以看到，市级党政比较下，市委书记收到的问政数量远大于市长；纵向府际比较下，县（市、区）长合计收到的问政数量大于市长；条块比较下，县（市、区）长（“块”）收到的问政数量大于市级职能部门（“条”）。为验证这一结果的代表性和普适性，本文又对多个地级市网络问政平台进行探究。研究发现，部分城市公民对于网络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与C市基本一致，但也有情况截然相反的城市。本文在W市、N市、H市分别选取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媒融合问政平台（以下简称W市/N市/H市网络问政平台），围绕公民问政对象选择偏好，描述了市级党政比较下W市与C市的差别、纵向府际比较下N市与C市的差别、条条块块比较下H市与C市的差别，目的在于呈现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表明并不存在一套能够固定、统一、精准描述全国各地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说辞。

（一）市级党政比较下公民网络问政对象偏好分析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对C市网络问政平台进行研究发现，公民向市委书记发送的求助留言和咨询留言数量（16 555条）远超过市长（2 291条），前者为后者的7倍有余。市级党政比较下，公民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中偏好于市委书记，而非市长，但这一关于偏好的概述并不总是成立，W市的情况与其相悖。

W市网络问政平台建于2010年8月10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当地党报媒体旗下的新闻网站负责管理维护。W市网络问政平台开设了市委书记信箱、市长信箱等问政留言通道，网友在发表问政帖时可自主选择问政对象。据统计，该平台自开通以来，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党政一把手信箱共收到问政留言22 740条，其中，诉求类留言13 009条、咨询类留言2112条、建议类留言1860条，共占留言总数的75%，其余为举报类和其他情况。在W市党政一把手收到的22 740条网络问政留言中，市委书记和市长分别收到10 553条和12 187条（参见表1）。可见，在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市级党政比较中，W市公民偏好市长，有效驳斥了根据C市情况得出的公民偏好市委书记这一预设。

（二）纵向府际比较下公民网络问政对象偏好分析

就市县两级而言，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纵向府际比较主要是指公民更偏向于同市级政府还是县（市、区）政府表达诉求。实际上，市、县两级政府应当包括行政首长和职能部门，但地级市网络问政平台一般不开设县级职能部门留言通道，而在县一级政府问政对象中只提供县（市、区）长这一选项。从纵向府际层面对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进行比较，本文仅以行政首长代表该级政府，即以市长代表市级政府，以县（市、区）长代表县市区政府。

大量研究表明，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对上级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下级政府的信任度[2]。李连江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差序政府信任”[3]，政府信任也被称为政治信任。我们知道，“央强地弱”的差序政治信任结构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在网络空间，具体到网络问政领域，这种格局是否仍然存在？我们不得而知。对C市网络问政平台进行分析发现，差序政治信任格局并不总是出现在任何场域。就C市网络问政情况而言，公民偏爱县（市、区），给9个县（市、区）长的总留言数（5027条）比给市长（2291条）的两倍多。显然地，市县两级政府纵向比较下，公民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中偏好于下级县（市、区）政府，而非市一级政府，与“差序政治信任”规律背道而驰，但这一关于偏好的描述并不总是成立，N市的情况与之迥然不同。

N市所在的省一级新闻网站是其网络问政频道开设的载体，此网站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主管，省日报社主办，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较高的关注度，已跻身全国省级新闻网站综合传播力第一方阵。依托于这一网站建立的N市网络问政平台自创立之初就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并逐渐成为扩大社会参与、加强社会监督的重要通道之一。平台可供公民自主选择的问政对象包括市县两级的党政一把手，即市委书记、市长、9位县（区）委书记、9位县（区）长。据悉，N市网络问政留言功能从2012年11月1日正式开通。我们以此为起始时间，以2020年12月31日为截止时间，统计得出市长收到问政留言16 277条，9个县（区）长共收到7860条（参见表1）。由此可见，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纵向府际比较中，N市公民钟情于市长，直接推翻了依据C市情况得到的公民钟爱下级县（市、区）的预设。

表1网络问政对象接收留言数量统计（条）

（三）条块比较下公民网络问政对象偏好分析

所谓“条块”是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一种形象的说法，它表示了一种特殊的政府组织结构，反映了特定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层级制和职能制结合的一种典型。“条条”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业务内容的性质相同的职能部门；“块块”指的是由不同职能部门组合而成的各个层级政府[4]。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构成了不同层级的条块关系，我们探究的是地级市与县这一中观层次的条块。因此，本文谈及的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条块比较主要是指公民更倾心于向各县（市、区）（“块块”）还是向市属委办局（“条条”）开展问政。这呈现的是属地管理原则和职能管理原则之间的张力，是公民对于二者的考量和选择。

在C市网络问政平台，发现公民偏爱“块块”政府，发向9位县（市、区）长的留言（5027条）约为38个市属委办局（1312条）的4倍。从各市属职能部门收到的问政数量来看，公安局、交通运输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教育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位列前五，占38个部门收到问政总数的63.6%。概言之，条条块块比较下，公民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中偏好于下级地方政府（“块块”），而非上级职能部门（“条条”），但这一关于偏好的概述并不总是成立，H市的情况与此存在显著差异。

H市网络问政平台于2012年7月1日依托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市新闻网站正式开通。该新闻网站由某市委主管，市晚报社主办，具有广泛的受众和知名度。H市网络问政平台可选择的留言对象主要有区政府办和市政府部门，区政府办是唯一可选的县级问政对象。我们将它收到的问政数量等同于县级地方政府（“块块”）收到的问政数量。我 们 以2012年7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 为 时间区间进行统计，4个区政府办收到的问政数量为973条，27个市政府部门共计收到3870条，后者为前者的近4倍（参见表1）。在市政府部门当中，政府办、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教育局收到的公民留言数量排在前列，这与C市的情况极其相似，约占27个部门的86%。据此，H市公民偏好于市属委办局（“条条”），有力反驳了根据C市情况得出的公民偏爱县（市、区）（“块块”）的预设。

三、诱发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认知因素：职能识辨、政治信任与权威感知

根据C市网络问政数据推测得出的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并不具有普遍性，我们在W市、N市、H市网络问政平台找到了与之相反的案例。概而言之，无论是在市级党政、纵向府际，还是在条块比较下，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都不尽相同，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公民选择偏好的形成逻辑是什么，何种因素直接诱发了公民的选择偏好，这需要深入思考。基于认知行为主义理论，认知是行为的基础，是催生行为偏好的决定性因素，并主要通过影响筛选和抉择发生作用。对于公民选择网络问政对象这一决策行为而言，我们认为，职能识辨、政治信任与权威感知是诱发选择偏好的认知因素。职能识辨主要是指公民对问政对象基本职能的识别辨认，即“谁该帮我”；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问政对象为民做主可能性的基本认知，即“谁会帮我”；权威感知是指公民对问政对象问题解决能力的基本感知，即“谁能帮我”。这三方面基本认知的不同组合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公民对网络问政对象的判断和选择过程，进而形成一定的选择偏好。

（一）职能识辨

公民在进行网络问政对象选择时，职能识辨是诱发选择偏好的基础性认知因素。根据问政议题，基于对各类问政对象基本职能的识别辨认，形成“是谁的职责，谁应该解决”的基本判断，进而确定相应的诉求对象，这是职能识辨催生网络问政对象选择这一行为偏好的过程。但是，职能识辨主要在公民进行问政对象条块选择时发生作用，而对党政选择和层级选择过程作用不大。

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中，当公民试图进行市级党政对比时，职能识辨对行为偏好形成的影响程度微乎其微。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脱贫攻坚等重点民生领域，“党政同责”的理念得到逐步推行和深化。当然，党政同责并不意味着党政混同，需要逐步明晰二者的责任分工，进一步厘清党委和政府在“同责”情况下各自责任的划分[5]。但可以肯定的是，公民针对同一议题进行问政时，选择市委书记或市长作为问政对象都不会偏离，因为党委和政府必定都是责任主体，都需要履行一定的职能。一言以蔽之，面对党政选择，职能识辨这一基本认知无益于确定最终的问政对象，任何领域的议题都在他们的职能范围之内，因此，一切问政帖都可以诉诸党政一把手。

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中，当公民纠结于选择市政府还是县（市、区）政府时，对纵向府际进行职能识辨之于选择的最终确定徒劳无益。受限于地级市网络问政平台提供的可选择的问政对象，本研究仅以行政首长代表该级政府。市长和县（市、区）长的职能具有无所不包的特质，环保、就业、三农、医疗、政务、治安、城建等工作都在行政首长的职能范围之内。针对不同的议题，倘若试图通过职能识辨确定市长或县（市、区）长为问政对象，或许难以抉择，因为二者皆宜，这就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了，如政治信任、权威感知等。如果我们不将纵向府际比较局限于行政首长的比较，而是拓宽到各层级政府部门，职能识辨对于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形成的作用力仍然十分微小。我国政府职能在纵向上配置的总特点可以概括为“职责同构”，它指的是不同层级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高度统一，即每一级政府都管理大体相同的事情，相应地在机构设置上表现为上下对口，左右对齐。通俗地说，某县居民针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问政，既可以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也可以向县生态环境局反映，职能识辨无益于催生选择偏好。

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中，当公民在选择县（市、区）还是市属委办局上犹疑时，“条块”职能识辨或许会对选择偏好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作为“块块”的县市区政府由不同职能部门组合而成，作为“条条”的市属委办局指的是单一职能部门。基于对这一职能的认知，当问政议题具有综合属性，需要多部门联动解决时，公民自然偏向于求助具有综合性职能的县（市、区）政府。比如，农村农业、科技与产业、党务政务等涉及面较广泛的议题，公民更可能向各市县区表达诉求[6]。当问政议题权责归属明晰，依靠单一部门就能解决时，公民基于对“条块”职能识辨，问政对象选择就可能形成两种偏好。第一种，直接问政相应的市属委办局，如此一来更具针对性和回应性。第二种，基于“属地管理”原则而倾向于问政县（市、区）政府，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提交给“块块”的问政留言若为单一权责归属性质，则县（市、区）政府自然会在线下将问题转交该级对口职能部门进行处理。不同于隔层的市属委办局，县属职能部门是问题直接管辖主体（本文不涉及乡级政府），对当地情况更为熟悉，有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其二是“属地管理”带来的“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使得该级政府迫于压力，避免失责，工作将更具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政治信任

公民在进行网络问政对象选择时，政治信任是诱发选择偏好的决定性认知因素。威尔认为，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与其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是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基本评价和情感取向[7]。概言之，政治信任是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满足其期望的信心。公众期望政府不仅要有能力，更应该有德[8]，有德的政府促使公民产生“它会帮我”的认知，即政治信任。内在期望是政治信任发生的基本前提，什托姆普卡把信任关系中被期望的行为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工具性品质的期望，即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的规律性、合理性、效率等品质特性的期望；二是道德性品质的期望，即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的符合法规、诚实、正直、好心、公正的品质的期望；三是信用性品质的期望，即信任主体对信任客体的无私、利他、仁爱、宽大等品质的期望。这三种期望呈现出期望值由小到大的排列。当信任建立在工具型期望基础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工具型信任；当信任建立在道德期望之上时，我们将之称为价值论信任；当信任建立在信用的期望之上时，我们称之为信用性信任[9]。在网络问政中，政治信任是公民关于问政对象能否达到为我做主、帮我解决、值得我信赖等理想预期的考量和评估，当然这一主观认知必然是基于客观事实而形成的。由此可知，公民对网络问政对象的期望包括合法合规合理、效率与公平、无私利他等，基于此形成的政治信任自然也就涵盖了工具型信任、价值论信任及信用性信任。作为关键认知因素的政治信任直接作用于公民选择网络问政对象的过程，并促成一定的选择偏好。公民对党政机构的政治信任差异之于他们选择市委书记还是市长作为问政对象起着决定性作用；公民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对于他们在问政对象选择中偏好于市政府还是县（市、区）政府具有主导作用；公民对“条条”与“块块”的政治信任差距在他们倾向于问政市属委办局还是县（市、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政治信任的基础是对实然事实符合应然理想的一种坚定信念，这种信念既包含相信（trust）的成分，也包含信心（confidence）的含义[10]。公民通常把网络问政平台视为诉求表达渠道和利益实现平台，将诉求、建议或咨询诉诸他们较为信任的可能为民解忧、为民谋利的对象，才有可能获得实质性回应，实现客观事实与预期目标的匹配。公民对于不同问政对象的政治信任源自于他们本身的治理成效，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政治信任也与个体的容忍度有关。即使面对同样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如同一党政系统，不同的个体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信任，因为每个人的衡量基准和评价标准不一样。对于容忍度高的个体来说，他们对党政机构的行为表现得较为宽容，更容易产生政治信任；容忍度较低的个体通常更为敏感和苛刻，即俗话所说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党政官员一旦出现一点纰漏，这些个体很可能揪着不放，进而难以产生由衷的信任。

（三）权威感知

公民在进行网络问政对象选择时，权威感知是诱发选择偏好的重要认知因素。权威感知是指公民对党政机构公务人员资源拥有数量、权力享有高低、专业水平高低、问题处置能力强弱的主观判定，也就是“它有无能力帮我”的主观评估。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党政干部实现其期待的替民着想、为民谋利、主动作为等行为的信念和信心。权威感知与政治信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公民能够感知到权威的党政机关并不一定能获得公民的政治信任，但权威感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政治信任。以权谋私的机构不仅不会构筑政治信任，还可能侵蚀薄弱的信任基础。当机构权威被用以为民解困时，公民对党政干部的权威感知会演化为政治信任。另一方面，拥有公民政治信任的党政机关也未必是具有公民权威感知的。试想，一个党政机关受资源、权力、专业、能力等客观制约而无力自主解决问题，但其仍竭力推进问题的破解，积极将问题反馈给上级或转交相应机构，这也会博得民众的信任。基于权威感知与政治信任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将权威感知区别于政治信任，单独作为诱发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一个认知因素。

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市级党政比较中，公民偏好于市委书记还是市长，受权威感知这一认知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委具有无可比拟的话语权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公民通常对党委领导具有强烈的权威感知。当然，政府作为执行机构，必然具有执行公共政策和解决实际问题所需要的资源、业务能力，以及配置资源的权力，等等，这些可使现实问题得以快速、有效处置的能力，极大地触发了公民对政府机构和领导的权威感知。由于各地情况不同、公民的评价标准各异，公民对于党政权威的内在感知结果也存在差异，由此造成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城市差异。

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政府层级比较中，公民偏好于市政府还是县（市、区）政府同样受权威感知这一认知因素的影响。公民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威感知与政府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在目前我国管理体制中，层级越高的政府掌握越多的资源和话语权，这些直接助力于问题解决的效率和效果。相反，基层政府则资源和话语权相对有限，常常处于权力困境中，在处置现实问题时效率和效果往往不如层级高的政府。概言之，管理体制等差异导致的公民权威感知差异对于其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公民必然偏向于选择权威感知强烈的问政对象。

在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条块”比较中，公民偏好于县（市、区）还是市属委办局亦受权威感知这一主观认知的深刻影响。让人产生明显权威感知的客体通常给人以“它有能力帮我”的整体印象，公民偏向于选择这类群体作为问政对象，以获得诉求的满足。至于公民对上级职能部门还是下级地方政府更具有权威感知，这与问政议题权责归属和政府管理体制息息相关。关于问政议题权责归属，若归属明确，“条条”或因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而更有权威；若权责归属模糊，“块块”则因更具有统筹协调能力而更具权威。

四、结论与讨论

为探究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本文研究伊始便选定C市网络问政平台进行数据统计，并分别从市级党政比较、纵向府际比较、条条块块比较三个方面对公民选择偏好进行描述。然而，本研究在对大量网络问政平台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公民对于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与C市网络问政平台呈现的结论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展现了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本文遵循认知行为主义的分析进路得出，职能识辨、政治信任和权威感知等主观认知因素直接诱发了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多元化的主观认知必然导致差异化的行为偏好。

对于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及其形成逻辑的描述与分析何以反作用于党政机关的治理成效及网络问政效果是本研究的目标之一。行为偏好是内在认知直接作用的结果，是内在认知的外在表现。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对于问政对象的主观认知。如何通过外显的选择偏好透视内隐的公民对于党政机构的职能识辨、政治信任和权威感知等心理认知，并将其与党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职责、品质德行和履职能力进行比对，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可能衍生两种情况：一种是公民主观认知较为精准，与党政客观表现呈正相关，则表现欠佳的部门亟需问责与整改，提升治理成效以改善公民对于他们的职能识辨精准度、政治信任程度和权威感知结果；另一种是公民主观认知偏离党政实际治理成效，则党政机构需要思考何以准确全面地展现自身职能，以及何以将治理效能转化为政治信任和权威感知，如此方能缩小认知与现实的差距，减少或避免认知偏差导致的行为偏差，进而提升网络问政效果。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缺陷与待完善之处，这也是今后的研究展望。第一，网络问政平台的选取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例如，四个平台均为地市级平台，那么省一级问政平台在加入了省委书记、省长、省直机关等问政对象后所呈现的公民选择偏好是否有所不同？从平台所属城市的地理位置上看，四个城市均位于我国南部地区，而南北城市在党政治理效能和群众认知水平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而导致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差异呢？第二，本研究关于各市公民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的论断均以平台建立之初至2020年12月31日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各市公民的选择偏好一成不变还是存在纵向演变呢？若以更短的时间段为区间进行连续统计，我们或许能够看到公民选择偏好的历史变迁。第三，本文关于偏好形成逻辑的论述仅是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即职能识辨、政治信任和权威感知等认知因素促成了选择偏好。而至于C市、W市、N市、H市公民为什么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选择偏好，本文未作详细分析，这需要围绕三个认知因素并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进行探讨。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因素在何种情境下是单独发挥作用，何时是综合发生作用，且综合作用时哪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哪个因素的影响力次之，这些都是仍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