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教育循证改革的背景下，如何令教育评价更为科学有效，成为教育循证改革的核心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的教育评价重视证据的因果关系揭示，注重通过评价推动跨国比较与合作，改进教育实践，获取更为稳健的证据。这些研究对完善我国当前的教育评价工作具有参考价值。为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水平，在我国的教育评价改革中应强化评价的“证据意识”，坚持评价的价值导向，提高评价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促进评价结果的应用转化，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证据。

【关键词】循证改革;教育评价;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05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21）44-0007-04

【作者简介】姚继军，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24）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评价、教育经济与管理。

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自此，我国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突破口，开启了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的新征程。

《总体方案》直面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提出“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的原则要求。这既是对当前教育评价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回应，也指明了教育评价改革的必由之路。就全球的教育改革而言，基于科学证据进行决策与改革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更为科学有效的评价，是教育循证改革（Evidence-Based Reform）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国家循证改革过程中的教育评价变革，力图为我国教育评价的改革提供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一、教育改革为何要“循证”

循证教育研究的“执牛耳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Robert Slavin，在2002年发表《循证教育政策：转变教育实践与研究》一文，认为在既往的教育改革中，由于缺少严谨的科学证据，从而使一些看上去热闹无比的改革，实际上只是“流行时尚”和“品位特征”的改变，这种变化犹如钟摆来回往复却并非科学和技术的进步。[1]

在缺失严谨科学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只能根据经验、情怀来进行决策和选择教育教学策略，这难免会带来误判和效率低下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临床医学领域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着力于对“最佳证据”的追求，这样的思路及方法迅速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形成了席卷全球的“循证思潮”。1996年，Hargreaves首次提出了“循证教育学”（Evidence-Based Education）的概念，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和实践也应该像循证医学一样，严格遵守循证研究证据，来改进教育实践。[2]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样的理念受到了西方学界与官方的广泛认可。各国政府、学术组织、研究者和实践者们，采取了大量的行动推进循证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循证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就教育循证改革的本质而言，循证改革是将教育政策制订和教育实践建构于“最佳证据”基础之上的一种努力，它要求在进行教育改革时，首先要收集和获得足够的科学证据，在进行科学评价之后再实施具体的教育干预、对策或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是证据本身的质量，这就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的国情、教情虽有别于其他发达国家，但这种立足于科学证据的教育发展与改进思路，仍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都面临着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艰巨任务。这无疑会对科学决策和科学育人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手段，实现科学发展。

二、循证改革对教育评价的影响

教育评价的变革既是教育循证改革的内容，又是推动教育循证改革不断深化的重要力量，在教育循證改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自身也受教育循证改革的影响进而不断变革。

1.更加重视证据的因果关系揭示。

为教育改革提供“最佳证据”是循证改革背景下教育评价的核心任务。这意味着教育评价为教育实践提供的证据，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标准与要求，以确保证据的有效性。以美国为例，该国在《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中，以联邦法律的形式定义了证据的强度，包括：强证据（strong evidence），指最少有一个良好设计或应用的实验研究;中等强度证据（moderate evidence），指最少有一个良好设计或应用的准实验研究;有前景的证据（promising evidence），指最少有一个良好设计或应用，在统计上控制选择偏误的相关性研究。在这些证据中，实验研究和准实验研究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甚至被定义为评价和研究中的“金标准”。这是因为，相对于简单的数据描述和相关性研究，实验研究能够较好地控制混淆变量，进而更好地揭示因果关系。

2.教育评价的方法更为科学专业。

循证改革对证据的高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更为科学规范的评价流程和方法来实现的。以美国有效教学策略网（简称WWC，网址为：http：//ies.ed.gov/ncee/wwc/）为例，该网站为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直接管理的教育证据网站，通过对各种教育项目、产品、实践及政策进行评估，免费向公众提供教育的“最佳证据”。除此之外，该网站还颁布了证据评价的手册，详细阐释了相关评价的流程和方法。相比传统的基于经验的评价而言，这些流程和方法更加严谨缜密，对评价样本的筛选和处理更严格，更能够保证评估结果的稳健性。近二十年来，包括WWC在内的诸多循证教育机构和研究者，通过不断完善证据评价的方法和流程，不但构建循证教育学的方法体系及评价标准，而且使相关评价更为科学、严谨与专业，为教育的决策者与实践者提供了大量科学证据，促进了教育循证改革的不断深化。

3.注重通過评价推动教育实践的改进。

人们之所以对循证改革寄予厚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循证改革在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理实结合”特征。它通过专业的研究和评价，为实践工作者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证据，从而完成优化教育政策和改进教育教学的使命。例如，2007年欧盟委员会教育、视听及文化执行署（Education，Audiovisual and Culture Executive Agency，EACEA）针对PISA评价中所发现的问题，启动了“为了学生学业的领导力改进”项目（Leadership Improvement for Student Achievement，LISA）。这个项目联合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力量，共同探究学校领导力与成绩之间的关系、作用机制及学校领导的改进之路。同时该项目基于科学的评价，不但发现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且通过进一步的证据收集和评价，为实践的改进提供了扎实的科学证据，实现了教育研究、教育政策和教育教学实践的良性互动。[3]173在循证改革背景下，有很多的评价通过干预实验的方式实施，这同样促进了学界和实践界的合作。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Slavin教授和Madden教授发起的“为了所有人的成功”（Success for All， SFA）项目为例，该项目通过与学校合作，在学校实施以提高学生学业表现为目的的干预实验，并通过持续的评价给学校提供综合性的改进建议，推进学校层面的改革，提高学生的成绩。

4.大力推动跨国比较和合作。

在教育循证改革的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高度重视证据的权威性和普适性：一方面，发起并推进了诸如PISA这样的国际监测评估项目，以获得跨国评估数据，进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框架下教育体系的运作，为各国政府提供反思、干预和完善教育政策的线索;[4]另一方面，各国均高度重视对国际评估证据的应用。以德国为例，2006年德国各联邦文教部长联席会议颁布了《教育监测全局战略》，该战略将PISA、TIMSS、PIRLS、TALIS等国际大规模教育评价的结果作为“全局战略”的支柱之一，与德国国内的学业水平评价、学校评估及国家教育发展评价结果一起，“为所有州的循证式教育政策奠定共同基石”。[3]174这样的举措，使该国内部的教育改革能够得到更广范围的证据支持，从而在充分吸收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更为顺利和有效地实施。

三、循证改革对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启示

无论是教育的实践改进，还是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都需要“言之有理”且“言之有据”。西方国家的教育循证改革为改进我国的教育评价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1.教育评价应有强烈的“证据意识”。

就我国当前的教育评价工作而言，虽然在科学化水平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毋庸讳言的是，依然存在着大量不严谨、不科学的现象。树立教育评价的证据意识，要求评价主体无论在评价指标的设定、评价的实施，还是结果的分析过程中，都必须坚持“基于证据”的理念，将评价的随意性降到最低。与此同时，还应当严格把控证据的质量，着力寻找和纳入具有更高信度和效度的证据，进而为教育改革与实践提供更为稳健的评价结果。

2.强化专业评价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建设。

教育评价的结果是否科学、是否可靠、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主体的专业能力和水准。就我国现状而言，掌握前沿方法技术的评估机构和人员仍然不足，尤其缺少类似WWC这样的具备研制、修订证据标准及评价流程的专业机构。因此，在整合当前力量，组建和壮大证据收集、分析和评价的专业机构的同时，加大对评价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力度，同样是改进我国教育评价工作的当务之急。

3.加大评价结果应用、转化和宣传的力度。

西方教育循证改革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的结合，除了建立证据数据库，向所有人公布经评估获得的有效证据外，很多国家还通过立法规定，教育改革与决策必须有科学证据支撑，这就在制度层面保证了研究证据的使用和转化。而以实验干预的方式进行评价，并以评价的结果推动学校改进和政策完善，则更是研究和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有效途径。这些有效的方法，对转变我国教育评价方式，形成评价与实践双向促进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循证背景下的教育评价虽然高度重视证据的获得和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评价是无涉价值的。Biesta认为，价值是教育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证据需要经过价值的过滤，才能避免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价值和证据的二元对立。[5]正因如此，Whitehurst认为循证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应该由“实证证据”（包括以科学基础研究和实证信息）和“专业智慧”（包括个人经历和共识）两部分构成。[6]这意味着，在教育评价过程中，既要高度重视证据，也不能被证据牵着鼻子走，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通过充分发挥科学评价指挥棒的作用，提高教育治理的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参考文献】

[1]SLAVIN R E.Evidence-based Education Policies：Transforming Education Practice and Research[J].Education Researcher，2020，31（7）：15-21.

[2]杨文登，叶浩生.缩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基于循证教育学的视野[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3）：11-17.

[3]俞可，陈丹，赵帅.循证：欧盟教育实证研究新趋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3）.

[4]BOS W，SCHWIPPERT K. The Use and Abus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Student Achievement[J].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003，2（4）：559-573.

[5]BIESTA G. How to Exist Politically and Learn from It：Hannah Arendt and 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Education[J].Teachers College Record，2010，112（2）：556-575.

[5]WHITEHURST G J. Evidence-Based Education[EB/OL].（2019-04-25）[2020-11-28].https：//www2.ed.gov/nclb/methods/whatworks/eb/evidencebased.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