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

关键词：周恩来;引证;革命话语;建设话语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1）01 — 0024 — 03

话语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话语体系是不同的，反映时代问题的标识性话语也是不同的。〔1〕从周恩来在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后的引证内容的标识性话语的转变，可以看到周恩来从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向，这是话语本身对时代问题的准确回答和对人民需要的切实把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进性。

一、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理论工作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分别代表了革命与建设两个维度，因此其话语体系也就分为革命与建设两个方面。〔2〕对于建设话语体系，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建设话语体系应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之后反映的理论话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属于治理话语体系范畴，建设话语体系应作为一种过渡话语体系，介于革命话语和治理话语体系之间。作者认为建设话语所围绕的“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制度建設”等核心语义在建国后尤其是中共八大都有相关理论叙述和实践，八大政治报告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将1949年至1978年划归革命话语体系，是不够严谨的，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向建设话语体系转向的趋势，所以将建设话语体系作为介于革命话语体系与治理话语体系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话语体系则更为准确。

引证内容的频次可以体现著者的趋向，且引证频次是量化评价引证的重要指标之一。据笔者统计，周恩来重要著作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引证频次最高的是革命一词，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阶段等方面做了详尽的阐释，这与周恩来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在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之路走不通后，革命成为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因此成为周恩来关注的焦点。

周恩来对革命话语的建构主要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重要论述的引用和阐发。譬如，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问题上，周恩来就引用斯大林的观点“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3〕158，佐证了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的观点。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周恩来的理论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彼此交融的。毛泽东的革命观点和革命理论深刻影响周恩来革命话语的构建。这一点在周恩来对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中观点的引证中得到充分体现，周恩来指出，毛泽东明确了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161周恩来吸取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两次革命论”和罗米那兹“不断革命论”，系统阐释和接受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为自身革命话语建构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理论基础。

周恩来革命话语体系是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是周恩来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的支撑。在军事方面，周恩来重视军队政治工作，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灵魂”;在党建方面，周恩来提到“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形象地将作风建设比作“过五关”;在统一战线方面，周恩来创造性提出“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求同存异”等重要论述。总之，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周恩来革命话语的鲜明底色。

周恩来话语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如何将其本土化，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议题。周恩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建构革命话语体系。譬如，周恩来引用“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来说明扩大民主的必要性;强调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是“卖狗皮膏药”，指出政治工作不是空谈，革命军队要有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对于领导专用自家人的现象，他形容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形象生动地说明领导用人行政不依原则对党的重大危害。此外，周恩来善于引用古代典故，在对待汪逆问题上引用三国时期典故，表明“汉贼不两立”，绝不与其共流合污;在表明中国共产党拥护统一战线的国家中心时，引用战国豫让的事例表明“以国士待之者，必以国士报之”，对统一战线应该怀揣“天下为公”的思想，而不是“彼可取而代之，天下莫敢予毒”。〔4〕

二、周恩来话语体系的转向

革命话语体系在革命时期的斗争性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但却与建国后的恢复与发展目标不相适应，目标的转变对话语提出新的要求，而话语的非对抗性则是最为基础和前提性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再是动荡的战争环境，恢复与发展的目标使革命逐渐让渡于建设。譬如对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辩证认识过程以及革命领导权、革命发展走向等问题的探讨，这也与这一时期主流的革命话语体系相符;建国后则是建设、生产为主导，引用毛泽东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5〕4，毛泽东的原话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是为了促进和迎接中国革命全面胜利而提出的三点战略性意见，依旧是革命话语体系范畴。周恩来因时而变对毛泽东的话进行了引用，更强调其中生产发展的作用，既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又借助毛泽东的威望逐渐向建设话语转向，以冀“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的重要载体，是其影响思想引领实效性的关键一环，而进行思想引领“先进性”是必不可少的话语。〔6〕周恩来是第一届领导集体中进行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转向的先行者，他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问题，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强调建设、生产和发展的重要性，鼓励社会各界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并以“其功不在禹下”相勉励。

周恩来在对科学工作者的讲话中谈到“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5〕30毛泽东在原文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张，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以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很明显，周恩来的引证对毛泽东关于革命的话语避而不谈，但这种避不是逃避，而是对革命话语体系不断自我完善的一种承袭，是看到人民的迫切需要，为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主动向建设话语转变的先进性体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时，针对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周恩来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提出过的“节制资本”，即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其实质是限制垄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经济落后，私营经济占优势，为了维持根据地的发展，同时也是出于对统战思想的考量，毛泽东继承孙中山“节制资本”中的有益部分，提出在根据地内必须保护私营经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主张在《新民主主义论》得到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很落后的缘故。”〔7〕而在三大改造时期，周恩来敏锐的发现私人所有制存在的问题和积极意义，提出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要受到限制的，但限制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所有制，并不是取消利润。可以看到“节制资本”在不同时期其意义是不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革命胜利采取节制资本措施，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则是为了平稳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同一个主张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意义，也从侧面体现了周恩来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向。

值得指出的是，建设话语作为革命话语与治理话语的一个过渡阶段，革命与建设经常杂糅于一体，这也是这一阶段话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讲到：“国内的基本问题是生产建设。和平建设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斗争的目标。”〔8〕35“生产建设”是建设话语的标志性话语，“斗争”是革命话语的标志性话语，两者杂糅在一起。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8〕413同样也是将“四个现代化”与“革命”融合于一体。总而言之，特殊的时代背景是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杂糅的内在逻辑。

三、现实启示

话语作为一种理论范畴，从来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周恩来向建设话语体系的转向，其内容是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形式则是在对经典作家的引用中赋予其时代性含义，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要凸显时代特色

周恩来由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转向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全新的阶段，中国日益走进世界的中央，我们正经历“深刻而伟大的变革”，与中国快速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相比，对我们的话语体系建构提出了更高更深远的要求。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9〕这样一场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变革需要有与之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承载，立足时代要求，紧扣时代脉搏，理顺时代脉络，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难题，勇对时代挑战，〔10〕积极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这启示我们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时要注意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和凝练，彰显话语体系富有生命力的时代品格。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汲取营养，中国的故事由中国言语来叙说才会更有力量，更具信服力。没有中国化的言语和理论，马克思主义等科学理论就不能在中国顺利地传播与发展，更难以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就像周恩来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说的“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他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始终坚持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办，中国的事情由中国话语来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五千年的文明传承加之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建设的历史沉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深厚的理论土壤。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 还是文化软实力。”“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要体现理论创新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我们应当树立问题导向，正确对待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创新的思维应对新难题新挑战。总的来说，分为创新理论和创新话语传播方式两个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只有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能迎难而上，夺取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创新话语传播方式简单来说就是要让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介结合起来，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渠道，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参 考 文 献〕

〔1〕陈曙光，陈雪雪.话语哲学引论〔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02）.

〔2〕唐爱军.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周恩来政论选（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318.

〔5〕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刘超，周燕妮.从革命话语到治理话语：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的话语转换〔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8，（03）.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

〔8〕周恩来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9〕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N〕.光明日报，2015—11—14.

〔10〕郭建宁.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三重维度〔J〕.人民论坛，2015，（10）.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