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泉 张蓓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上市公司并购规模的扩张，商誉大规模减值现象屡见不鲜。数据显示，公司商誉减值规模在2018年达到1658.6亿元的峰值，共涉及871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规模分别是2017年的4.5倍、2016年的14.5倍；2019年汤臣倍健、北斗星通等一系列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均爆出商誉减值风险，其减值规模仍不可小觑。证监会于2018年11月发布《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对商誉减值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环节相关风险进行了提示。商誉来源于非同一控制下公司并购过程中标的价值超出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溢价部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商誉巨额减值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渐渐显露，不仅会对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产生深远影响，加重公司经营负担，还可能造成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引发股价崩盘风险。

虽然公司在商誉后续计量环节需重点关注特定减值迹象，并定期进行减值测试。但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具有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公司管理层可以灵活地将商誉减值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当公司股价估值较高，或管理层出于财富管理的目标，均会诱发商誉减值的计提。然而，公司并非独立存在的，总是融合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行，其经营决策时常会经受同伴公司的影响，而表现出与同伴公司相一致的决策行为。傅超等（2015）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具有较为明显的同伴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