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媛

[摘 要]从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产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入手，深入分析汉口原租界风貌区形成的过程、空间形态以及相关历史特征;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遗产化进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政策背景下的更新状况;探析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保护与更新对武汉城市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城市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汉口原租界风貌区;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文化遗产如同尘封的胶片，记录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往事。只有将这些或昭示鲜明时代特征、或见证特殊历史时刻、或蕴含文化特色的遗迹完整地保留下来，才能使一座城市的历史真实可信并绵延不绝。汉口原租界风貌区是百年前外来入侵者在国力孱弱的中国强势扩张的遗存，是外来侵略和中国伤疤的象征。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口原租界风貌区面临着对其纳入遗产保护体系的不认同问题。而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汉口原租界风貌区逐渐凸显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化共存互融方面的文化价值，并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文化街区得到国家和地方的保护。

一、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历史沿革

汉口租界区在中国的殖民地城市建设史上有重要地位。自1861年汉口英租界设立，到五国租界大范围扩张、工商业繁盛，再到1945年彻底收回的84年内，外国殖民者携西方器物、观念、生活方式以租界为阵地，向彼时处于近代化转型期的中国进行文化殖民。租界既是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进行殖民活动的证明，亦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租界及周边城市的发展变化。作为一块意义非同寻常的区域，汉口租界区经历了一个从极盛跌至谷底再重回高峰的历程。

（一）开辟与扩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逼迫清政府签下《天津条约》，汉口由此成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率领舰队到达汉口，要求按《天津条约》规定开放汉口，划定租界。3月21日，湖北布政使唐训方与巴夏礼签订《汉口租界条款》并划定英租界范围，即自花楼巷江边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边卡东角止，长250丈，深110丈，共458.28亩的区域①。

1895年，俄、德、法三国以助清政府免于向日割让辽东半岛为由，向中方提出了包括划定租界在内的多项要求。1895年10月，湖北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瞿延韶与德国驻上海领事施妥博在汉口订立中德《汉口租界合同》。因清政府拒在城内划定租界，德租界便划在汉口城墙外沿江一带：自沿江官地到李家冢止，长300丈，深120丈，占地600亩②。1896年，俄法两国都不愿将租界设在离汉口城区较远的未开发地区，坚持要设在英租界以下的汉口城垣内，遂将英德租界之间的空地划作两国租界。租地条约规定：俄法两国租界，现议在长江西岸、汉口镇英租界以下，沿江至通济门为止，计长288丈①。其中三分之一为法租界，由俄租界下至通济门城内官地为止，占地面积187亩②;另三分之二则为俄租界，由英租界下到法租界为止，占地面积414.65亩③。

日本挟甲午战争余威，于1898年7月在汉口建立租界，划汉口德租界以下沿江100丈，南靠租界，东起江口，西至铁道地界为日本租界区域，面积247.5亩④。条款特别载明，“此次所订日本租界，以界址过于窄狭……则当临时酌妥情形，仍在丹水池迤下之地，由日本领事官随时为江汉关监督商酌，购买妥宜地基”⑤，这为日本其后在丹水池以下扩充租界埋下了伏笔。

1898年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巧立名目“越界筑路”以扩展租界。英租界先向西扩展337.05亩⑥，后私下与刘歆生达成协议：将刘填平的地皮的一部分，包括后花楼街南门至中山大道和整个扬子街地段，纳入英租界。德国将一元路至六合路范围内36.83亩⑦的土地划入界内。法租界获取了至京汉铁路的大片土地，总面积增至357亩⑧。日本租界以原定的北边界线，向北延伸至今刘家棋路以北麻阳街下太古码头以南处，新增面积375.25亩⑨。至此，汉口租界的面积增至近3千亩，五国租界沿江一字排开绵延3.6公里。详见下图1。

（二）建设与高潮

五国租界设立后，另有七国⑩相继在汉设立外交机构。随着租界的扩大，更多外国商人到汉口租界来设立洋行、银行、轮船公司等，并开设诸多工厂。西方建筑自此在武汉大规模出现，武汉城市建设史上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建筑工程活動。这些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并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相联系的新型建筑工程对比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的旧汉口城市建设无异于投入了一颗“炸弹”，直接推动武汉城市建设迈入近代化的门槛。

汉口租界区沿江设置，背靠京汉铁路，整个街区呈带状结构，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整体长约3600米，宽约600米，空间面积约2.8平方公里。虽汉口五国租界开辟时间先后不一且各有特色，但它们在地域上的相互毗连，使五国租界在道路的分布与街区的建设上保持着整体一致的格局。

最早形成的英租界，其道路系统奠定了后来整个租界区道路街区的基本格局。英租界道路结构近似方格状的菱形，纵向道路与长江平行，横向的道路与长江呈72°交角;纵向主干道有五条，横向的道路有八条。俄租界内的道路也是呈方格状，纵向街道有四条且都与英租界的纵向街道相连接。法租界的道路规划与街区建设至20世纪初基本定型，界内街道共有12条，其中4条街道与俄租界相连。德租界的整个区域都在汉口城垣之外，用地更加自由，因此街道的设计建设更为方正规整;界内由九条相互垂直交叉的街道所组成，构成方格状道路网络。日租界街道有14条，其中五条纵道与长江平行，八条横街与之垂直。

图2 法租界空间布局图①

汉口租界区在空间形态安排上，以古典主义设计手法营造“对景”效果，即在主干道交汇处布局华丽的大型建筑，令这种标志性建筑与街道相衬托，给驻足其中者以豁然开朗之感，这一理念被用于租界区内主要道路的两端，以俄、法租界中最为常见。在建筑型制选择上，虽五国租界各有所别，然作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各国主要选择了古典主义建筑形式以保持统一。在城市功能分区上，秉持先进的理念形成了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但运转有序的各类城市功能区：租界西部靠近现中山大道的区域辟为商业活动区域，便于同外部进行商贸互动;东部沿江置大型公共建筑、仓库和船运基地，兼顾城市美学和河运便利;令生活区和办公区居于租界中间，保证日常生活不受干扰。

租界之盛不仅在于当时先进的城市建设水平和繁忙的商贸活动，更在于其政治特权。时值中国战乱期，租界因其享受“国中之国”一般的特权，不仅免受战火蹂躏，且内部一派繁华景象，与租界外苦难中的中国社会形成鲜明对比。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与革命軍于汉口城中激战，昔日繁华的租界外城市大部化为焦土，而与之相邻的汉口租界作为中立区安然无恙。由此引发国人纷纷迁至租界及边缘区域，进一步刺激了租界区尤其是英租界的繁荣发展;彼时携水陆交通之便的法租界于区域内开设各类商业休闲场所，甚至设有合法的妓院和赌场，掀起一片畸形的歌舞升平之象，其繁华程度仅次于英租界。此时，俄、德租界虽未发展出发达的商贸业，日租界还在起步阶段，但汉口租界区已在整体上达到兴盛的最高点。

（三）收回与停滞

1917年3月14日，当时的中国官方宣布与德国断交，并取消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第二年汉口德租界被收回，改称第一特别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两次发表宣言，表示愿放弃沙俄政府在华的特权，其中包括沙俄在华的租界。中苏达成协议收回汉口俄租界，改称第二特别区。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将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革命形势急转。英国见群众力量势不可挡决定交还租界，第三特别区成立。这一时期，大批外国资本因租界的回收而撤离汉口，各项建筑活动相继陷入停滞状态。不仅如此，抗日战争的爆发还导致租界内建筑陷入拆迁或损毁的境地。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国民政府在日军占领武汉之前动员多方力量开始大规模拆迁工作，使武汉工厂纷纷撤迁至重庆、湖南、贵州等地。此外，日军飞机从1938年1月起轰炸武汉，其中6次大轰炸给武汉三镇市区建筑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整个八月份，日机向武汉市区投弹1115枚，炸死炸伤3112人，炸毁建筑物共2298栋，其中商铺294栋，居民住宅1801栋，机关用房152栋，学校47栋，寺庙2栋。”②

1943年，日租界在日伪导演下被“交还”于伪汉口市政府。德国法西斯傀儡法国维希政府也将法租界“交还”于伪汉口市政府。1943年5月18日，汪伪代表和法国代表签署《天津、汉口、沙面法租界实施交还细目条款》。法租界“收回”后，伪汉口特别市将其划为新成立的第四区之一部。二战胜利前夕，美军为报复日军在汉口虐杀被俘美飞行员，携带燃烧弹等烈性炸弹，空袭轴心国曾在汉口建立的租界区域，原德、日租界毁于战火因而大部分不存，仅英、俄、法三国租界所在的地段仍保留完好，并作为今日汉口繁华区域保存下来。

二、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保护和更新的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对西式建筑的态度有了一个新转变，即使是以前已经接受的西式建筑或风格，也面临着重新审视的问题。随着时代的更迭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国际通行准则接轨后，民众和政府对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从敌视心态下的无序利用到纳入保护体系有效利用的根本性转变。近年来，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汉口原租界风貌区遗产化进程加快，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作为武汉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与城市建设相辅相成，再次在城市发展中扮演起重要角色。从“时代的伤口”到“城市的遗产”，汉口原租界风貌区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晦暗：反帝意识冲击下的汉口租界区

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汉口租界区因其殖民地经历，成为当时社会反帝情绪的投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人在租界区的活动基本终止，兼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抵制，中方遂接收了在华外国人资产。

这一时期，租界区内资产在被接收后得到了两种处置：一是直接利用一些征收而来的被弃置的无主建筑，其利用方式一般是对建筑初始功能的延续，如将租界内居民性建筑调配给当地民众。二是改造并利用一些有较强殖民烙印的建筑，其利用方式一般会对这类建筑的初始功能进行变更。如位于今解放公园东的西商赛马俱乐部被拆分为多个部分由政府划归不同社会主体：绿地改为解放公园，跑道看台并入附近军校，房屋及花园则归入市级文艺团体。这一时期武汉市政府以解决人们居住问题为出发点，充分利用租界区内空间，填入大量低质量居住性建筑并将租界内部分建筑改为居处。虽整体上对街区的空间形态和建筑风貌没有太大的改动，但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汉口租界区生态、人文和建筑环境恶化，为后来的保护、更新工作留下了许多隐患。

而将汉口租界区作为革命对象进行反对的观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上达到顶峰。教堂因其建筑风格及功能使用上兼具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而成为“破四旧”中被“重点对待”的建筑类别，其不仅在物质上遭受损失，还被剥离宗教功能，遭到无序使用。如汉口英租界上海路天主教堂内圣像陈设均被毁，藏书典籍被查抄散失，大堂及主教府被文化部门征用。此外，租界建筑的重要部件，特别是具有西式风格的装饰无一幸免，如这一时期敲掉的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黎黄陂路惠罗洋行外部装饰。此外，向租界区充实人口的方针依然持续着，为了使大量人口迁入，汉口原俄租界内季凡诺凡公馆旁一处花园被拆除建成如今的洞庭里1-12号。

图3 汉口惠罗公司旧址①

（二）博弈：旧城改造背景下的艰难保护之路

“文革”结束后，文物保护工作走上正轨，如开展历史名城评选和颁布《文物法》①。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不仅营造了纳租界内建筑入保护体系的氛围，还直接推动其成为被保护对象②。“八七会议”会址是英国人于1920年建造的具有西式风格的公寓，于1982年被纳入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第一个被纳入“国保”名单的单体建筑。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没有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将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条件作为重点，又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自觉，导致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保护工作在艰难与曲折中进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旧城改造”运动开启，许多城市迅速拆除或改造了本地历史文化街区内标志性历史建筑、文物遗迹，在原址上修建现代高层建筑。1985年，江岸区主导拆除了保成路4片里份，在原址上建立商业与居住功能兼具的现代高层建筑，然而由于涉及范围过大、牵涉居民过多，导致该区域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双双超标，不仅未获得预期效果，反催生了旧城改造的下限标准。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无力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格局进行大规模“改造”。因而至80年代末，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传统格局基本保存完好。

1988年11月，建设部、文化部共同发文③，明确近代建筑的年代划分和须重点保护的时段，同时要求地方申报并公布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此，武汉近代建筑的全面调查和保护工作真正开始。1993年，武汉市公布首批优秀历史建筑共102处，其中8处为原租界区内建筑，汉口租界区内相关保护工作随之运转。然而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这些建筑只是被列为武汉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参照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进行保护与管理。其后，将历史建筑集中成片的区域进行统一规划保护的理念兴起，地方政府开始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上日程。1996年，武汉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汉口租界区划定为旧城风貌区，武汉关于旧城风貌区的名称使用和划定由此开始。21世纪初，武汉在历史名城保护的总体规划基础上，开始了中观层面的街区保护规划。

然而武汉在90年代后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文化效益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土地经济效益。出于经济目的的“旧城改造”裹挟着“建设性破坏”导致区内大量历史建筑被拆迁、改建或违建，如楚善里“湖北共进会”的拆除，又如建于90年代初的以原法国巡捕房的拆除为代价却并不符合城市规划的“金源大厦”。此类高层建筑与租界内原有建筑相比，逼仄、压迫且缺乏审美体验，严重影响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整体魅力。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改造”对历史文化街区造成的遗憾招致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要求停止在历史城区进行大拆大建的呼聲也越来越高。可惜当时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遗憾。

（三）共生：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保护与城市更新

进入新世纪，武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于增强城市核心文化竞争力的需要得到大力推进。2003年2月，武汉市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武汉市旧城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对武汉历史文化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作了明确的保护管理规定，武汉多层次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由此正式确立。

这一阶段武汉市政府秉持着整体保护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理念，开始对内部街巷肌理进行分片、分块、分段保护。2002年，武汉市针对一元路片编制保护规划，并结合汉口原租界风貌区进行统筹考虑。这一规划最大的特点为采取分级保护的模式，根据其中各片区风貌完整度和价值高低，划分为控制区、协调区、更新区3类，并依据各区情况分类制定了不同保护准则。这一规划使得租界区内100多栋单体历史建筑以及青岛路、“八七”会址、江汉路中山大道和一元路等四块核心区域都获得保护，对于租界区重点核心区风貌留存可谓居功至伟。2008年，武汉市编制了以租界区为名的保护规划，此轮规划的重点有二：其一，协调区域整体性保护和4个核心区重点保护的关系;其二，策划城市综合功能植入，以更新促保护。出于城市建设目的，青岛路片实施规划于2008年率先启动，一元路片和“八七”会址片则于2012年启动。

2012年9月25日，武汉市人大通过《武汉市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并从2013年2月1日开始实施，标志着武汉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5年，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成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汉口原租界风貌区内的“青岛路”片、“八七”会址片和一元路片是其中核心保护区域。2016年12月，历时两年的江汉路及中山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综合改造工作完成，租界区内临近中山大道主街的立面得到修复并尽量恢复原貌。至此，汉口原租界风貌区内4片重点规划街区的保护更新工作已全部完成。如今的汉口原租界风貌区已成为新时代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符号，逐渐与武汉城市文化建设达到共生态势。

三、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保护与更新现状

受经济、技术、思想水平和时代价值取向限制，汉口原租界风貌区每一次改变都是当时能做出的最好的决定，都是出于某种目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如今汉口原租界风貌区呈现的状态，则是这个时代对正确的城市建设理念和文化遗产保护观的回答。

（一）保留了整体空间格局

随着城市格局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汉口租界区很多地段的面貌与原来已大不相同。京汉铁路的废弃导致法租界附近街巷布局出现改变，进而使整个租界的西北界限模糊化，如今更难辨别;德、日租界战时遭受轰炸，原有建筑被战火吞噬，区域内肌理受到严重破坏，在随后的城市建设中更新幅度极大;大规模城建在沿江地段的展开，使许多体量庞大的高层建筑破坏了租界区内有序的、平整均匀的规划布局;还有部分区域甚至保护建筑，限于当时技术水平，为城市交通建设作出了牺牲。虽局部肌理遭受了破坏，但经历了几十年沧桑之后的汉口租界区，得到了整体空间格局的保留。

虽内部有建筑插入和违法改造活动，但只限于一个点或一小块区间。且2002年针对租界区内的保护规划制定后，武汉开始注重整体统筹租界区，以严格控制审批用地的方式防止违建乱建。其后分片区深入街区内实施保护工作，以若干个点和面的保护在整体格局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建筑面貌、街区肌理的更新，这一理念可从目前仍保存完好的原德租界区方格状道路体系看出。目前，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主街的整理与复原工作较为出色，整体并未被大面积推倒重来，没有如汉正街那般成为“都市传说”。在保护和延续传统的街道格局的同时使街巷格局适应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更加宽广、深沉、博大的街区格局形象。

（二）打造了多个节点空间

节点指的是以广场、十字路口交汇点、主干道的起始点等为代表的，在城市中具有一定战略性质的位置①。汉口租界区，特别是法俄租界诞生之处，承袭了欧洲城市规划理念，建构了各类节点空间。对应到具体街道，如中山大道与胜利街在一元路的“T”型节点空间;岳飞街与中山大道在海寿街的“Y”型节点空间;鄱阳街与洞庭街在黎黄陂路中段的星型节点空间等。目前此类节点已作为居民的公共开放空间，进行了功能更新。2016年完成的中山大道改造中，原租界区内三德里、德明饭店、车站路、美术馆、保安里、咸安坊及平和打包厂等被定为空间节点。

图5 海寿街的“Y”型节点空间

图6 黎黄陂路中段的星型节点空间

此外，原租界区内主干道作为主要线路，步行系统得到合理组织，营造出充满活力的街区生活氛围，彰显街区的特色和价值。在中山大道上布置多处绿地，并在其中结合某一片区域文化的主题布置街头景观，令徜徉其中者于无声处感受街区的文化氛围。在吉庆街段结合美术馆节点，开辟了老汉口市民文化艺术集中展示区。“八七”会址等革命建筑、歷史建筑展示了街区深厚的历史名人文化，为城市发展及人文景观乃至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切实的、有深度的历史借鉴。

（三）恢复了近代历史建筑原貌

汉口原租界风貌区是历史遗存较多，文保单位较为密集的遗迹型历史文化街区，区内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一级优秀历史建筑45处，还有数十处二级优秀历史建筑。租界区内建筑作为特殊的城市遗产，对其修缮工作，是在相关单位、相关部门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遵循“最小干预”原则，用原材料和原工艺进行修复，精心恢复历史建筑原貌，使日益损坏的历史建筑重新焕发光彩。这是一种保护性、保留性的修缮与改造，是历史建筑的一种“再造”，或者可以称之为“重生”。

在修缮中保护，在更新中利用，通过这种形式参与城市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本身是一种探讨。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城市更新与人文遗产保护，武汉市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与尝试。在修缮过程中，武汉市政府本着尊重历史，注重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百年历史文化积淀，尽可能凸显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遵循整旧如旧、恢复原貌的原则，在注重对优秀历史建筑精心保护修缮的同时结合现代需求进行适当更新。如租界区内的大孚银行大楼，是武汉首批优秀历史建筑，某快餐品牌曾长时间于其中进行商业活动，且建筑外部被该品牌覆盖看不出原貌;2016年中山大道改造中，武汉市文化局邀物外书店①进驻大孚银行大楼。经笔者实地调研，物外书店进驻后除在建筑外部以相契合的颜色、字体书上店名外，并无多余装饰;建筑内部仅出于书店布局需要，在部分区域增加了可拆卸夹层，未对建筑本身造成不可逆转改造，且整体建筑与书店气质相合，堪称历史建筑再利用之典范。

四、汉口原租界风貌区进一步保护与更新建议

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作为一个跟随城市发展而渐变的区域，不同于可移动文物，并没有一个彻底固定的区域形态作为保护更新的参考，因而不存在静止不动的保护模式。此外，其岁月价值的沉淀也不允许将该区域“时光倒流一百年”。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不是为其“养老”，而是令其找到与当今社会的交汇点，再次熠熠生辉。

（一）坚持保护为先的基本原则

首先，提高规划完成度，强化政策执行度。早在2002年和2008年的保护规划中便提出了分级保护和整体重点保护相协调的思想，然而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却因多方面因素干扰出现了理论和实际的断层。相关执行部门需加强实施规划的完成度，尽可能完成既定目标，不可因某些街巷人流量较小而放任不管，既属于责任范围内则应该做好。同时强化保护政策执行度，以强有力的执行维护区域内受保护状态的持续。其次，储存更新信息，建立技术档案。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更新活动至今已进行过多次，然以往更新工作缺乏信息储存意识，工程结束则矣，下次再开展更新工作时却无法对前人工作进行总结反思。因此要确立存档意识，构建技术档案留存每次更新信息。详细记录每次更新工作，从外部环境到内部修缮乃至精神环境更新，都应一一记录在案。这样，既有利于之后保护更新活动的持续开展，亦有利于进行分析研究。最后，秉持理性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工作涉及的问题较多，不可“一刀切”笼统为之，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结果。而需以理性的思维精准把控每个环节的工作，既不能单以保护之名敷衍了事，更不能仅凭更新之念用力过猛。要以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性为目标，小规模地循阶段、循区域逐步推进，为进一步发展留下空间，以“工匠精神”精心修复、维护汉口租界区风貌。

（二）合理调整城市功能，适当置换用地

回顾汉口租界区历史，可发现其功能集中于行政（殖民期的行政机构、建国后迁入的各级行政单位）、商业（各类工厂、百货商店）、公共（教堂、美术馆、学校、医院）和居住等方面。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中之国”的前身为其成为如今的综合功能区奠定了基础，但也造成该区域功能至今仍在叠加，对其内建筑使用和功能用地造成不小压力。因此，关于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功能组合问题，要立足现有功能类型和每种功能占空间比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各种功能区间并适当进行用地置换，一定情况下甚至应该进行多余城市功能的删减。

商业、行政和居住功能一直在汉口租界区占据特殊地位，构成了该区域的文化底色。但近年来原住民的搬离使原本就体量庞大的商业空间进一步膨胀，逐步蚕食区域内“生活真实性”，颇有商业功能“一家独大”之嫌。长此以往，这种功能组合会提高租界区本就高昂的地价，迫使其他功能流出，不利于租界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首先要注意控制商业功能规模，保留并发展居住功能。此外，租界区依托西式风貌建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须大力发展文化功能并适当带动文化旅游。观光旅游之于汉口原租界风貌区是不可避免的，该区域旅游功能发展须以文化为灵魂，并注意不削弱居住和行政功能。最后，强调生态环境功能，以文化和生态的共鸣为区域内多种功能的兼顾构造良性循环。

（三）物质精神双重保护，延续街区文脉

要使汉口原租界风貌区在避免遭受城市建设侵蚀的同时发挥其城市文化价值，须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两方面入手。历史文化街区的精神文化即人文环境，是居民群体在汉口原租界风貌区长期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心理状态的集合，是对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精神反馈。街区居民的真实的持续的活动不仅决定了街区精神文化的存续，还决定了精神文化的风格，因而“人”的真实活动是保护更新需要重要强调的。其一，要明确人群构成的真实性，即解决精神文化的“存在”问题。只有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因此要防止原住居民大量流失，人存而文化存。其次，要保证生活方式的真实性，即解决精神文化的“面貌”问题。异域建筑承载的汉派生活与商业并存的烟火气是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精神文化特色，若一味偏重商业或居住都将导致租界区精神文化面貌的变化，因此在更新中有意识地平衡内部文化因素并控制外来文化因素的干扰。

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文化即外部环境，是内部建筑型制、街巷路网形态、空间格局安排和街头景观小品之和。对于一个不断处于更新状态的街区而言，这些并非一成不变，因此要在坚持整体空间格局不变的基础上，做好历史建筑维护，妥善协调新、老建筑风貌，择取合乎整体氛围的景观小品进行培育。

（四）增加公众参与途径，实现以人为本

城镇化建设规划提出，新型城市建设要体现人文特色。街区的更新面临的不仅仅是外部建筑风貌、路网交通等物质条件的优化，保护工作决策者、实施者不可能与公众视角完全重合，只有汇集各方力量，“自下而上”参与到身处环境的创造与经营中，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效度才会增加。

首先，为街区内居民参与保护工作建立渠道。居民是街区更新的最直观感受者和效用评价者，须明确其公众参与主体地位。第一，鼓励街区居民参与街区保护性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使其成为决策者。第二，要采取听证会、居委会公示等形式听到每位居民的声音。第三，成立居民参与委员会，作为居民参与的政治载体，以有组织有规则的行动推动居民参与工作环节的定制。

其次，重视平衡各方参与主体利益点。一直以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直接利益主体有四个：地方政府、地产开发商、区域内从业者和居民。地产开发商因其强有力的资本往往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中有着仅次于政府的影响力，有时更甚;居民和从业者虽在街区利用方面存在利益差，但同时处于較为弱势的一端，即使与开发商意见相左也基本无力与之抗衡。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后果是街区纵与之息息相关，但街区的保护更新却非其所能决策，更新后的成果也无法满足直接利益体的需要。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作为功能重叠较多的街区，其直接利益主体多于以上四个，需要满足的公众立场更加复杂。因此，政府要面向多方问策，广纳百家之言，形成利益共同体，使租界区的保护更新工作尽可能获得不同参与主体的认可。

最后，吸纳文化相关从业者意见。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作为城市文化符号和城市文化遗产，其更新保护工作的各个环节都不乏文化相关从业者的身影，尤其要重视吸纳本土文化人士的意见。扎根本地的文化相关从业者生于斯长于斯，或有长期浸淫于文化遗产保护者，或有致力于武汉城市文化推广者，或有文化产业创新驱动者，这些人独特的文化视角必能为租界区保护更新提出切实可行的文化类策略。

五、结语

历史文化街区上承城市空间发展格局之重任，下牵内部单体历史建筑之存续，于城市文化资源存储、文化竞争力增强、社会经济繁荣皆扮演重要角色。汉口租界区作为文化遗产的功能随社会发展不断演进，已承担起复兴城市文化、增强城市竞争力、提升城市文化自信的重责。对待这一历史文化遗存，不仅要细致保护，更要充分弘扬其当代价值。虽文化遗产保护之理念蔚然，然落实到街区保护上则推进困难，需要更多的、更深入的研究。汉口原租界风貌区不应该仅仅是专业人士、文博爱好者珍视的对象，而应融入社会生活，寻求同提升民众生活质量、创造城市文化环境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合理的更新获得最好的保护。在新世纪，应主动发挥汉口原租界风貌区的多方面综合作用，使其进一步融入社区生活，融入经济发展，融入城市建设。在文化强国战略和城市化建设背景下，必须循着活化与生活化文化遗产的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的起点和着力点，运用多种方式，使汉口原租界风貌区在新的时代焕发别样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