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冠华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证，对《乐记》中的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思想、哲学思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乐记》中乐教思想的阐释、《乐记》的比较研究等六个方面。此外还有对《乐记》的心理学研究、符号学解读，以及对《乐记》的语言学研究等。全面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记》研究的主要成果，并对这70年的《乐记》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对《乐记》未来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乐记;乐教;儒家;音乐;美学

西汉时期，《乐记》被收入《礼记》，成为了《礼记》中的一篇，奠定了其儒家经典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礼乐文明的进程中，扮演了独特的历史角色。近百年来，随着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古史辨等各类思潮的涌起，以及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乐记》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从此，《乐记》成为了中国音乐美学的鼻祖与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作。在这百年学术史的演进过程中，人们剥去了《乐记》的经学面纱，纷纷从新的角度来阐释《乐记》。自此，《乐记》的经学地位瓦解了，与此同时，其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与张扬。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乐记》研究而言，可以分为七个方面：一为对《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证，二为从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角度对《乐记》的研究，三为对《乐记》中哲学思想的研究，四为对《乐记》文献的研究，五为对《乐记》中乐教思想的阐释，六为对《乐记》的比较研究，七为对《乐记》的其他研究，即无法分类到上述六个方面的研究，如对《乐记》的符号学解读，以及从语言学角度对《乐记》的研究等，这些研究视角的论文较少，便不必单独分类。下文便以这七个方面为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乐记》研究情况做一一梳理。

一、《乐记》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证

关于《乐记》的作者是谁，这是个百年来争讼不决的问题。就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来看，其观点主要有公孙尼子、杂家公孙尼、刘德及毛生等、荀子后学、成于众手五种说法。据此五种观点，衍生出的《乐记》产生年代则有战国前期、战国中期、战国后期与西汉四种说法。除外，在朱彝尊《经义考》中，引有宋人胡寅的说法，认为《乐记》作者是子夏。目前，学术界未见采用“子夏说”的论文，故不细言。下文仅就以上五种说法来加以介绍。

（一）公孙尼子说

早在1943年，郭沫若先生便在《青铜时代》中提出了《乐记》作者为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的观点。关于公孙尼子为孔子再传弟子的说法，源自《汉书·艺文志》对《公孙尼子》一书的解释。而《乐记》源自《公孙尼子》的这一观点，则是郭沫若先生研究的结果。

郭沫若先生所依据的史源是《隋书·音乐志》中引的梁武帝《思弘古乐诏》和沈约的《奏答》，以及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关于《史记·乐书》的注。《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中，有“《乐记》取《公孙尼子》”①的记载，而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的说法则是“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①郭沫若先生说：“张说大体根据皇侃，皇侃与沈约为同时代人，两个人的说法正可以为互证。”②从而判断出“《乐记》取自公孙尼子”。③实际上，取自《公孙尼子》和公孙尼子次撰的含义还不太一样。如果《乐记》取自《公孙尼子》，那么《公孙尼子》的二十八篇中应该含有《乐记》的二十三篇。如果《乐记》为公孙尼子次撰，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即公孙尼子编辑或写作了《乐记》，可是《公孙尼子》的二十八篇中并不一定含《乐记》的二十三篇。当然，无论是取自《公孙尼子》还是公孙尼子次撰，在比《隋书·音乐志》更早的《汉书·艺文志》中，却均未提及。

《汉书·艺文志》对《乐记》作者的记载是，“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④关于这则材料，郭沫若先生引用了，但只是说“刘向的《乐记》与王禹怎样‘不同，可惜没有详说，大约以一篇为一卷，只是少一卷的缘故吧”，⑤认为刘向的《乐记》与《王禹记》可能只是卷数不同的同一本书。他未对这则材料进行更多的分析，更未据此得出《乐记》为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所作的观点，而是根据《隋书·经籍志》和《史记正义》把《乐记》的作者定为了公孙尼子。同时，郭沫若先生并非机械地认为《乐记》是公孙尼子一人所作，而是认为里面也有汉儒杂抄杂纂的内容。

关于《乐记》作者为公孙尼子或源自公孙尼子的观点，郭沫若先生以后的学者多有采纳。如1964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的教材《中国古代音乐史》中说，“为儒家音乐思想最先建立系统化理論的，乃是公孙尼。他可能是孔子的弟子，他的《乐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⑥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论及《乐记》时说是“含有公元前第五世纪时公孙尼言论的《乐记》”。⑦董建在1977年《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的论文《〈乐记〉是我国最早的美学专著》则说到，“今传《乐记》，虽然经过《礼记》编者的编纂，但其原作者应是战国初期的公孙尼”。⑧金钟在1979年《人民音乐》第7期发表论文《关于公孙尼子的〈乐记〉的断代和评价问题——兼与〈乐记〉批注者商榷》中说“现传《乐记》是战国初公孙尼所作”。⑨1988年，吕骥先生在《中国音乐学》第3期发表论文《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对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1995年《音乐研究》第1期刊登了阴法鲁先生的论文《读吕骥同志新著〈乐记理论探新〉札记》，认为可能是“断取《公孙尼子》中的部分篇章加以补缀”⑩而成，但并非一人一时所修补。

也有一些学者虽未明确指出作者是公孙尼子，但是明显倾向于认为是公孙尼子。如周柱铨先生在1979年《北方论丛》第2期上发表论文《〈乐记〉考辨》上说：“我认为《乐记》的主要作者是公孙尼子一说有相当的依据，但资料仍嫌不足，有些疑团还解决不了，所以暂不作定论为好。”11也正是因为《乐记》作者为公孙尼子的观点“资料不足”，才使《乐记》作者成为了一个争讼不决的难题。

（二）杂家公孙尼说

在《汉书·艺文志》中，除了儒家类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并标明是“七十子弟子”。还在杂家类，列有《公孙尼》一篇。正因如此，也就有了《乐记》作者可能是杂家公孙尼的观点。

丘琼荪在《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中说：“然则《乐记》一篇，今假定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在内容上，可无矛盾，在时代上，亦不抵触。所谓公孙尼者，原有二人，一为儒家，春秋战国间人，孟坚尊之为公孙尼子者是也。一为杂家，汉武帝时人，孟坚但称为公孙尼者是也。此人的思想，与尸佼、荀况、吕不韦诸人相接近，因而掇拾儒家经典及以上诸家之说而为《乐记》，自属大有可能。”①

然而，丘琼荪先生这一观点影响较小。杂家《公孙尼》在《汉书·艺文志》中記载为一篇，而今传《乐记》则为十一篇，且内容较为驳杂，不像一篇所拆。而且《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的“杂家”中列有《公孙尼》一篇，又在《六艺略》的“乐类”列有《乐记》二十三篇，可见应该为两本书。何况，《汉书·艺文志》中也未有将二者关联的任何记载。所以，《乐记》作者为杂家公孙尼的观点，虽可聊备一说，但疑点还是不少。

（三）刘德及毛生等说

关于《乐记》作者为河间献王刘德及毛生等的观点，最早见于1976年出版的《〈乐记〉批注》。作者主要提出了四个理由，一是在《汉书·艺文志》中，关于《乐记》作者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②的记载。二是《隋书·音乐志》引沈约的《奏答》中，在“《乐记》取《公孙尼子》”③之前还抄录了《汉书·艺文志》中“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④的那段话，所以沈约的《奏答》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三是如果《乐记》在先秦就有，那么，《汉书》之前应该有典籍提及公孙尼和《乐记》。然而，却未见任何典籍提及此事。而且，《荀子》除《乐书》一篇与《乐记》多有重复外，均未见抄录其他典籍的痕迹。而《礼记》中却有抄录先秦各书的迹象。从而推断是《乐记》是抄的《荀子·乐论》，而非《荀子·乐论》抄的《乐记》，《乐记》只能在《荀子》之后。四是《乐记》内容重复很多，不像是一个人的专著，因此不可能是公孙尼一人完成。

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1980年，蔡仲德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辩证》，便坚持了此观点。此后，蔡仲德先生又发表了多篇论文，成为坚持“刘德说”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1990年，梁厚意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论文《〈乐记〉作者辨——〈乐记〉存疑探讨之三》，也认为“《乐记》是由河间献王刘德和毛生等撰辑，成书于汉武帝时代，这是很清楚的”。⑤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赵玉卿先生论文《“三本〈乐记〉说”辨 ——与阴法鲁先生商榷》，赞成了蔡仲德先生的“刘德说”。2000年《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刊登了叶明春的论文《〈乐记〉作者及成书年代论争述评》，2002年《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刊登了刘心明先生的论文《〈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辨误》，都是赞成“刘德说”的。直到2009年，李广赞、阎冲在《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论文《〈乐记〉成书题外辨》，仍然有“《乐记》的作者是河间献王刘德及手下众儒生的假设是成立的”⑥这种观点。

这一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术史上，影响仅次于“公孙尼子说”。然而，刘德与毛生等所作的《乐记》是否即《礼记·乐记》中的《乐记》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可知，河间献王刘德所作的《乐记》，即是《王禹记》。在《汉书·艺文志》中，《王禹记》为二十四卷，与刘向校书所得的二十三篇《乐记》分列，且班固明确指出二书“不同”。如果刘向校书所得的《乐记》即今本《礼记·乐记》，那么“不同”的《王禹记》自然就不是今天看到的《乐记》，而是另外一本书。但是，这里还存在个如何理解“不同”的问题，如蔡仲德便认为这里的“不同”也许只是传本的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王禹记》同《乐记》便是同一本书了。

（四）荀子后学说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乐记》剿袭《荀子》《吕览》《易系》诸书，其议论皆出荀后。则公孙尼子殆荀氏门人，李斯、韩非之流亚耶？”①提出了公孙尼子是荀子后学的观点。尽管钱穆先生还是认为《乐记》的作者为公孙尼子，不过却与郭沫若先生的“公孙尼子说”已经截然不同。因为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为孔子的再传弟子，《乐记》在春秋、战国之间便已产生。然而，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公孙尼子是荀子的后学，那么《乐记》的产生年代便到了战国后期。因此，实际上，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观点，已经开启了《乐记》为荀子后学所作说的先河。

1981年，《文史》第10辑刊登了孙尧年先生的论文《〈乐记〉作者问题考辨》，分别将现存《乐记》的十一篇与《荀子》的思想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乐本》《乐施》《乐言》三篇的议论非常驳杂，其中许多议论出自不同的时期和学派。但是由于《荀子》思想本身具有的综合性，就整体而言，这三篇仍然主要继承了荀子的思想。《乐论》《乐礼》《乐情》三篇围绕着《荀子·乐论》中“乐合同，礼别异”②展开，但阐释的却不仅仅是荀子的思想，更多的是《易传》的思想与思孟学派的学说。《乐象》《乐化》二篇与《荀子·乐论》多有雷同，只是兼采了思孟学派的观点与《易传》思想，应当采自荀子门人的记述。《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则最为复杂，不能纳入前八篇的体系中，应当比前八篇早出，但不会早于战国中期。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其主体部分八篇，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主要是荀子门人所搜集的材料，所作的记录和阐说，经毛生等编纂成篇。他们有些和荀子同样吸收稷下道家一派学说，并以此修改了荀子人性论;有些又较多地接受思孟学说及后来《易传》思想影响，改变了荀子的天道观，渗进了性善论。这些都与西汉时代统治思想不可分割。但就其大体言之，仍可与《荀论》平行，而远未丰富与驳杂”。③

2019年，《中山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王齐洲先生的论文《〈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认为“《乐记》的乐学思想源自孔子，其乐言乐事来自孔子及其后学，子夏、子贡、宾牟贾、公孙尼等人都有贡献;其最后成文则在战国后期的荀子学派，荀子当为始作俑者。《乐记》中保留了大量与《乐论》相同的材料，有些可以落实为荀子的论述，说明其文本雏形的传承者为荀子后学，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等应该都有贡献。后仓传于戴圣，戴圣《礼记》保存有《乐记》，则《乐记》文本写定时间应该在后仓之时，即西汉前期。后仓是荀子后学，因此，将儒家乐学理论的系统形成归功于荀子学派，大概是不会有问题的”。④这是关于《乐记》为荀子后学所作的最新观点。是否《乐记》为荀子后学所作这一问题，更多也还是在《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推论。尚需要更多的文献资料来佐证。

（五）成于众手说

其实，支持前面四种说法的很多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支持“成于众手说”的。如郭沫若先生便认为《乐记》不一定都是公孙尼子的东西，也有汉人的杂抄杂纂。阴法鲁先生也说，《乐记》是在《公孙尼子》部分篇章的基础上补缀而成的。同样赞成《乐记》源自《公孙尼子》的冯洁轩先生在1981年发表在《音乐论丛》第四辑的论文《〈乐记〉作者辨》则说，“它的‘骨干‘原型是取自《公孙尼子》，但直到两汉，都不乏‘好事者掺杂‘新内容进去”。⑤孙尧年先生也认为《宾牟贾》《师乙》《魏文侯》三篇要比其余八篇早。但是这些学者观点的重心或在“源自《公孙尼子》”，或在“编纂于刘德及毛生等”，或在“荀子后学所记述”，而并非在“成于众手”上。

将《乐记》作者的重心放到“成于众手”上的代表性论文，则是2005年，薛永武先生发表在《文学遗产》第6期的论文《从先秦古籍通例谈〈乐记〉的作者》。作者认为，《乐记》的成书，肇始于公孙尼子，之后受到荀子《乐论》以及《吕氏春秋》等书的影响，到了刘德、毛生等人时，最终编撰成了今天的《乐记》文本。这一观点其实中和了公孙尼子说与刘德说。2007年，赵德波在《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了论文《再论〈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指出《乐记》的作者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时，其中大部分为春秋末年到战国中后期孔门“七十子后学”所作。尽管经过了汉儒的加工，但总体而言，反映的还是春秋末年到战国中后期的思想。2011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王祎女士的博士论文《〈礼记·乐记〉研究论稿》，她采用了薛永武先生的观点，也认为《乐记》肇始于公孙尼子，成书于刘德和毛生等。

先秦的古籍不等于今天的著作，自然有其产生、流传、充实、定稿的过程，成于众手是很正常的。其实，几乎所有先秦典籍都可以说是“成于众手”。但是，是否成于众手与是否源自《公孙尼子》，以及是否为刘德或荀子后学编纂等观点并不矛盾。若仅仅停留在“成于众手”，实际还是没能彻底解决问题。

（六）《乐记》的成书年代

也有一些论文更强调《乐记》的成书年代，而非作者。作者固然重要，但搞清《乐记》的成书年代，同样不影响我们理解《乐记》。因为，考证作者和成书年代的目的，根本上还是为了认清应当把《乐记》放到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去把握其思想。

2004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刊登了邹华的论文《郭店楚简与〈乐记〉》，认为郭店楚简中《缁衣》的出土，说明《缁衣》取《子思子》是可信的，这从侧面证明了同样记载于《隋书·音乐志》沈约《奏答》中“《乐记》取公孙尼子”说法的可靠性。而《性自命出》对人性和音乐的论述同《乐记》相近，这也表明了《乐记》的时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不久后的2005年，《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刊登了孙星群先生的论文《〈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作者对《礼记·乐记》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观点相近，又同为儒家著作，以此来进一步证明《乐记》成于战国中期。当然，仅仅通过出土文献中的相近观点，是无法简单类推出《乐记》文本也成于战国中期的。只能说《乐记》中的观点在战国中期已经存在。

《乐记》的思想固然发端于战国，但是《乐记》文本的形成未必在战国，里面可能有《荀子》后学的思想，以及汉儒的思想，也并非成于一家之手。在未有更多文献证据之前，这一问题实际上还远未解决。

二、从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角度对《乐记》的研究

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固然有所不同，但却又难以分割。如果强分，必然导致支离破碎，所以在本文中放到一起进行论述。《乐记》中的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问题，主要由文学研究者与音乐研究者进行研究。下文就此两类学者的研究分别加以阐述。

就文学研究者对《乐记》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而言，早在1981年，《文艺理论研究》第1期便刊登了周来祥先生的论文《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艺理论的奠基石——论公孙尼子的〈乐记〉》。这是一篇较早对《乐记》中的文艺美学进行研究的论文，同时还涉及到了《乐记》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比较的内容。1984年，蒋孔阳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论文《评〈礼记·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也对《乐记》中所包含的音乐美学思想做了整体性的研究。1987年，卓支中先生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中发表的论文《〈乐记〉美学思想浅探——兼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特点》，从《乐记》思想中总结出“以感物为本的源泉论”“侧重表现的形象论”“崇尚中和的审美理想”“强调教化的功能论”四大特点。2006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发表了张恩普的论文《〈礼记·乐记〉文学批评思想探讨》，作者认为，《乐记》是“专门阐述文学理论批评思想的文章”，①然后从“乐感论”“乐礼论”“乐准论”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对《乐记》中涉及到的文艺美学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

也有一部分学者，只针对《乐记》中某一方面的概念进行了文艺美学的解读。如2000年刘顺利在《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发表了论文《〈乐记〉之“和”论》，梳理了《乐记》中“和”的义项，认为“协和”是《乐记》中“和”的核心。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刊登了陶礼天先生的论文《〈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与“遗音遗味”说》，这里的“遗音遗味”源自《乐记》中的一段话，“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②陶礼天将其概括为“遗音遗味”说，认为对后来的“艺味说”有影响，也是之后诗文有“余味”之类的思想源头之一。2008年，《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发表了张桂琴、王惠丹的论文《〈乐记〉中的“物感”说》，对《乐记》中“物感”的内涵进行了解读。2008年，薛永武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论文《乐由中出：〈乐记〉对乐的生命本体论阐释》，认为《乐记》把乐推向了生命本体论的高度。2010年薛永武在《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发表了论文《〈乐记〉动力定型的理论来源及其美学阐释》，认为《乐记》“以类相动”的思想受到感应论的影响，具有动力定型的美学特色。2011年，牛月明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了论文《〈礼记·乐记〉之“象德”考论》，认为《乐记》构成了一个以“象德”为核心的乐论系统。2016年，胡远远在《河南社会科学》第10期发表了论文《论〈乐记〉的音乐意象观》，将《乐记》的音乐意象分为“音乐意象的发生”“音乐意象的本体”“音乐意象创构的过程”“音乐意象创构的特征”四个方面，并加以论述。2018年，桂昕翔在《中国文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乐记〉气论初探》，分别从“天地阴阳之气”和“血气”两个角度进行阐发，认为《乐记》的气论对后代文论有重要影响。2019年，孟冬冬发表在《北方论丛》第1期上的論文《〈礼记·乐记〉人性论疏衍》，认为《乐记》的人性论具有重大意义，其中，“静”是人性的本来状态，“以类相动”是人性的必要组成部分，优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片面认识。此类论文还有很多。

在对《乐记》进行文艺理论的研究著作中，较为系统的是2010年薛永武教授出版的专著《〈礼记·乐记〉研究》，他通过阐释学的方法，从“文化图式中的礼乐相融”“天人相谐的和合阐释”“对乐的生命本体论阐释”“对文艺创作论的阐释”“对创美主体论的阐释”“对乐的文艺伦理学阐释”六个方面，对《乐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正如金元浦先生所说，这本书“通过对文本中几个重要命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创造性阐释，取得了《乐记》研究的新成果”。③

音乐研究者对《乐记》文艺理论与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也开展较早。在1981年，蔡仲德便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论文《〈乐记〉音乐思想评述》，这是音乐研究者较早对《乐记》中的音乐思想进行研究的一篇文章。1986年，修海林发表于《音乐研究》第2期的论文《〈乐记〉音乐美学思想试探》，对《乐记》中“感于乐而动”“德与艺”“道与欲”等命题进行了研究。1998年，蔡仲德在《中国音乐学》第2期，发表了题为《〈乐记〉美学思想五题》的论文，从“感物说”“礼乐说”“中和说”“真实说”和“贯珠说”五个方面来论述《乐记》涉及到的美学问题。2002年，王志成在《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题为《〈乐记〉“心物”关系论的美学思想》，着重对《乐记》中的“心物”关系进行阐释。2006年，轩小杨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的论文《论〈乐记〉“和”的思想与表征》，则对《乐记》中“中和”为美的音乐审美标准、内心“和顺”的主体要求、“合和”天下的音乐功能等进行了论述。2015年，袁建军在《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了题为《乐与情通：〈乐记〉之“情”范畴解读——兼谈〈性自命出〉》的论文，认为《乐记》中对乐的起源、内涵和功能的观点以“情”为核心，《乐记》和《性自命出》都体现出了重情的色彩。

音乐学者除了对《乐记》的音乐美学方面进行研究外，还对《乐记》进行过一些相对综合性的研究，如吕骥先生对《乐记》的哲学思想、音乐美学、作者以及译注问题都做了研究，寫有《〈乐记〉理论探新》。孙星群先生的《言志·咏声·冶情——〈乐记〉研究与解读》，则是一部音乐学者对《乐记》进行综合研究的较新成果。这本书分为《乐记》与六经、《乐记》研究、《乐记》解读三章。全书的精华在第三章部分，作者根据自己对《乐记》文本的理解，进行了阐发性的解读。

三、《乐记》中哲学思想的研究

哲学研究者对《乐记》的研究，往往会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进行挖掘。如2002年，《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刊登了聂振斌先生的论文《“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的艺术哲学思想》，作者从“人性论与乐的本源”“乐的表现形式与审美特征”“乐的功能及礼乐关系”“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四个方面来论述《乐记》中的艺术哲学思想。2008年，林合华在《船山学刊》第1期发表了论文《〈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对《乐记》中的人性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乐记》中的人性论并非性有善有恶论，而是介于《性自命出》《中庸》的“人性论”和《孟子》的“性善论”之间的一个环节。2010年，山东大学余进江的硕士论文《〈乐记〉心性论研究》，是从“心性论”的角度对《乐记》思想进行的阐释。2016年，谭惟在《中国文化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礼记·乐记〉中“情”之意蕴阐微》，用中国哲学“体、相、用”的范式来研究“天地之情”“礼乐之情”“人情”的关系。2016年，陈来在《孔子研究》第5期中发表了他的论文《〈乐记〉的儒学思想》，从“心性说”“乐气说”“乐教说”“礼乐论”四个方面，对《乐记》进行了哲学化的解读。

除外，也有一些论文侧重于研究《乐记》与其他哲学思想的关系，做这方面的研究学者，既有哲学领域的学者，也有音乐学领域的学者。如2005年，《中国哲学史》第4期刊登了王学智先生的论文《王夫之对礼乐的理学疏解——以〈礼记·乐记〉为中心》，这篇文章更多偏向于对王夫之思想的解读，而非《乐记》本身，提出王夫之是从心性角度疏解《乐记》的。2016年，孙小迪在《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了题为《朱熹对〈乐记〉的理学化阐释》的论文，是针对朱熹对《乐记》的理学化阐释进行的研究。

四、对《乐记》文献的研究

关于《乐记》文献方面的研究，除了上述提及的对《乐记》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考证外，还有一些学者对《乐记》文献做了其他方面的整理与考证工作。如20世纪50年代，吉联抗先生便对《乐记》进行了译注。1987年，蔡仲德先生在《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题为《〈乐记〉考（二题）》的论文，分别对《乐记》后十二篇的内容以及《乐记》与《毛诗序》的关系进行研究。2010年，王祎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发表了题为《〈礼记·乐记〉产生佚文的原因及佚文钩稽》的论文，对《乐记》产生佚文的原因以及保存《乐记》文字较多的文献进行了分析。2011年，高新华发表在《中国音乐学》第3期的论文《〈乐记〉篇次、流传考》，从古书通例的角度，对《乐记》的流传问题进行了研究。2011年，杨合林在《文学遗产》第1期发表了论文《〈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对读记》，对《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的文本进行了对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杨赛2016年发表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上的《郑玄与汉代〈乐记〉校注》，则是对《乐记》郑玄注进行的研究。

文献学专业学者中，王祎的《〈礼记·乐记〉研究论稿》是一部对《乐记》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专著。这本书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文献，一部分为文论。两个部分相对独立。就文献部分而言，共有三章，分别为全书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其中，第一章为对《乐记》章节篇次、作者成书以及佚文的考释。第二章选取《诗经》《周易》《荀子·乐论》《史记·乐书》，来探讨上述典籍与《乐记》的关系。第三章则对各个时期的《乐记》研究进行了总结。文论部分也分为三章，为全书的第四章至第六章。其中，第四章研究了巫卜文化在《乐记》中的遗存，并且考释了舜歌南风、夔制乐赏诸侯、六代乐舞这三个传说与郑卫之音、桑间濮上这两个典故。第五章是对《乐记》中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第六章则考察了《乐记》中的“类概念”“和、合、同、中的理论基础”和“体用的二元结构”。

五、对《乐记》中乐教思想的阐释

文学、哲学、音乐学、教育学等多领域的学者，参与了《乐记》中乐教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既涉及到了教育史的梳理，也有哲学化的阐释。

早在1983年，刘楚材便在《中国音乐》第2期上发表论文《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的“乐教论”》，涉及到了《乐记》中的乐教问题。1989年，李建求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期的《试论〈乐记〉的音乐教育思想》，则对《乐记》中的乐教思想进行了专门论述。之后，1995年，李业道在《人民音乐》第10期上发表了题为《〈乐记〉的社会学和音乐学》的论文，也提到了《乐记》的社会功用。2003年，徐文武发表于《音乐研究》第2期的《〈乐记〉音乐教育思想的历史特征》，谈了《乐记》中音乐教育的概念与《乐记》音乐教育思想的历史特征两个问题。2005年，谭钟琪发表于《社会科学家》第2期的《〈乐记〉与中国古代乐教》，对乐教的特征进行了论述。2006年，徐文武又在《潮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乐记〉论音乐教育的作用》的论文，认为乐教作用的发挥主要靠“情”的感化，并且對“德育”的表现方式进行了研究。2008年，轩小杨发表于《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的《〈乐记〉的情感乐教论》，对《乐记》乐教中“情”的问题进行了更多的阐释。2009年，田小军发表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的《〈乐记〉乐教思想论略》，认为《乐记》的乐教思想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陶冶人的性情，二是改变人的品行，三是移风易俗。

此外，还有一部分论文为思政专业的学者写的，他们的立足点在于《乐记》中乐教思想如何运用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有一些文章，将乐教和其余的一些哲学思想相联系来做研究，如2004年，《哲学动态》第12期上余开亮先生的论文《〈乐记〉人性论新诠与儒家乐教美学理论体系》。关于《乐记》中乐教问题较为系统研究的是2016年华侨大学罗荔丹的硕士论文《儒家乐教思想研究——以〈乐记〉为例》。作者从乐教的概念、乐教的对象、乐教的内容三个方面对《乐记》中体现的乐教思想进行了哲学化的阐释。

《乐记》中乐教问题的研究，不一定只针对《乐记》文本，也有一部分研究是对儒家乐教思想的综合性研究。如2013年，彭林先生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论文《儒家乐教与德性圆满》。2017年，曾繁仁先生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的论文《儒家礼乐教化的现代解读》等。这些文章，毫无疑问也可以推动《乐记》中的乐教思想的研究进展。

六、对《乐记》的比较研究

对《乐记》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乐记》中的音乐思想与中国其他音乐思想的比较。这类论文较多，涉及到了《乐记》与《荀子·乐论》音乐观的比较，《乐记》与《吕氏春秋》音乐观的比较，《乐记》与《淮南子》音乐观的比较，《乐记》与《声无哀乐论》的比较等多方面。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黄意明于2008年发表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第1期上的论文《〈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思想比较》，季欣、凌继尧于2010年发表在《民族艺术》第3期的论文《〈乐记〉与〈声无哀乐论〉比较研究》。王祎2010年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的《〈礼记·乐记〉之“心”与〈孟子〉之“心”》等。

关于《乐记》同中国其他音乐思想的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分清比较和承袭的关系。比如《乐记》同《墨子·非乐》的音乐思想，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便会涉及到比较。《乐记》和《易传》实际上是《乐记》中承袭了很多《易传》中的思想，这就不再是简单的比较问题了。如2002年，赵东柱发表在《孔子研究》第2期上的论文《〈易传〉的哲学体系与〈乐记〉的文艺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讲的承袭。同样在2002年，张义宾发表于《周易研究》第4期上的论文《〈易传〉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兼谈〈乐记〉中两个相互游离的美学观》，便直接指明了“影响”。2013年，黄晓萍在《现代哲学》第6期发表的论文《〈乐记〉袭〈易〉考》，也是研究的《乐记》对《周易》思想的继承。2014年邵萍发表在《河南社会科学》第6期上的论文《〈礼记·乐记〉与孔子“乐”之思想差异考辨》，则是将《礼记·乐记》和孔子关于“乐”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实际上还是在谈承袭。

也有一部分论文，谈的是《乐记》对后世的影响。如彭国忠先生于2014年发表在《文学遗产》第5期上的论文《〈乐记〉：宋代词学批评的纲领》，提出了宋代词学批评是以《乐记》为纲领的观点，并从词的起源、词的功能观、词人品评、词的审美、词的歌唱五方面进行解读。康勤于2016年发表在《学术界》第5期上的论文《论〈乐记〉对宋代理学家乐论的塑形》，则认为宋代理学家的乐论有明显承袭《乐记》的痕迹。同时，宋代理学家的乐论也对《乐记》思想进行了一定的归纳与提升，并对后世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韩国学者朴素晶在《文史哲》第6期发表了论文《先秦思想中〈乐记〉的不同面向——以诸子的礼乐批判及音乐术语的发展为核心》，这篇论文已不同于一般的比较性文字，而是在将《乐记》思想同《墨子·非乐》《荀子·乐论》等比较的过程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提炼，认为《乐记》集儒家音乐讨论之大成，是在先秦诸子对儒家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二是《乐记》与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比较。早在1984年，《文艺理论研究》第2期就发表了陈孝信、胡健的论文《〈乐记〉与〈诗学〉的比较研究——兼论中西艺术的美学性格》，作者从“动力论”“美学性格”“艺术功能”三个角度，对《乐记》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了比较。1992年，孙星群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与第3期，分别发表论文《礼乐中和与中道和谐——中国先秦与古代希腊音乐美学思想比较》和《礼乐中和与中道和谐（续）——中国先秦与古代希腊音乐美学思想比较》，对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思想中“和”的概念进行了比较。1995年，《音乐研究》第1期发表了孙星群的论文《〈乐记〉与〈诗学〉》，作者从“物动心感说与摹仿说”“不可为伪说与真实说”“治心说与陶冶说”“乐也说与快感说”四个层面比较了《乐记》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2002年，孙星群又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了题为《〈乐记〉与〈诗学〉比较研究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中国先秦与古代希腊音乐思想比较》，进一步讨论了《乐记》与《诗学》的问题。2003年，钟昱在《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了论文《试比较〈乐记〉与理想国的音乐观》，是一篇比较《乐记》和柏拉图《理想国》中音乐观的文章。2008年，王超在《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期发表的论文《〈礼记·乐记〉与贺拉斯〈诗艺〉的比较阐释》则将《乐记》同《诗艺》进行了比较研究。

七、对《乐记》的其他研究

还有一些研究视角较为独特，研究成果也较少，无法归入以上六类。如从心理学角度对《乐记》的研究有1981年刘兆吉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的论文《〈乐记〉中的心理学思想研究》，1988年陈丹在《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的论文《〈乐记〉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探索》，2006年张静和周世斌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第2期发表的论文《管窥〈乐记〉中的音乐心理学思想》等。2016年重庆师范大学程东真的硕士论文《〈乐记〉音乐类名物词研究》是从语言学角度对《乐记》的研究。而2017年彭佳在《贵州社会科学》发表的论文《〈乐记〉的艺术创作符号论》则是从符号学角度对《乐记》的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与《乐记》相关的研究。如对礼乐文明进行研究的著作，像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沈文倬的《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李泽厚的《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等。以及对《礼记》文献进行梳理的著作，如王锷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成书考》等。这些研究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乐记》，却无疑可以推动《乐记》研究的进一步进展。

八、结语

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乐记》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6年之前，此时的研究，除了上文已提及的对《乐记》作者问题的论证外，更多是对《乐记》进行一般性的介绍与分析。这些文字散见于1957年出版的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1958年吉联抗先生发表于《人民音乐》的文章《〈乐记〉——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1962年宗白华先生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1962年周谷城先生发表于《文汇报》的文章《礼乐新解》，1964年出版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代音乐史》教材，1964年出版的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64年出版的丘琼荪先生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等。第二阶段是1976年后，这时，对《乐记》的研究才真正从各个学科全面系统的展开，并做了深入的挖掘与探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前代学者的筚路蓝缕之功，以及旁求博考的精神，一方面为后代学人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激励着后辈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乐记》研究，尤其是1976年以后，全面系统展开《乐记》研究工作后的研究成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涉及的学科非常的全面，有音乐学、文学、文献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若千岩竞秀，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乐记》研究的进展。然而，《乐记》在中国流传已经两千多年了，现代学科分工毕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程。与其说是《乐记》文本涉及到了文学、音乐、哲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还不如说是在学科分工中，这些学科分别肢解了《乐记》文本。目前，打破学科视角，对《乐记》做整體性把握的研究还是较少。一些试图跨学科的研究，也仍是不同学科的简单相加。

第二，西方文艺美学思想进入中国以后，学者们纷纷从文艺理论、音乐美学等角度对《乐记》进行研究。涉及到《乐记》的“应感论”“性情论”“文质论”“天人合一说”“遗风遗味说”等，这些研究都远远超越了古代“义理”的范围，扩充了《乐记》研究的视角，挖掘了《乐记》不被人注意的价值。然而，中国文化自有其独特的生长环境，我们不能让西方文艺美学“规范”中国文化，而应该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融入西方文艺美学中的优秀成果。如何在未来的研究中超越简单的西方文艺美学视角，恐怕仍是一个难题。

第三，在中国古代，《乐记》为《礼记》中的一篇，是依附于《礼记》而存在的。尽管也有丁晏《乐记补疏》这样的著作，不过却少之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记》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关于《乐记》本身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这是《乐记》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正如《乐记》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①在“六艺”中，乐象征和谐，礼象征秩序，礼乐文化涉及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乐记》的“乐”与儒家的“礼”是相辅相成的，如何在礼乐的互动中，进一步彰显《乐记》的价值，仍是下一步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四，现代的《乐记》研究，将《乐记》从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乐记》丧失了“经”的内涵。不管怎么说，《乐记》毕竟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了两千多年。“经”的地位是中国历史赋予《乐记》的文化角色，放弃了《乐记》“经”的价值，便放弃了《乐记》的历史意义。对《乐记》的经学研究仍然有展开的必要。

第五，目前的《乐记》研究，更多是针对《乐记》而研究《乐记》。其实，《乐记》文本的背后，还有一条流传的脉络，即《乐记》在中国历史上的阐释与接受历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作为以后《乐记》研究的拓展。

第六，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②做学问有时候也应该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乐记》中的有些问题，如作者问题以及分章分篇之类，有无数的学者投入其中，成了《乐记》研究的一大中心问题。他们探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后辈学习的。然而，在文献无证的情况下，论者固可自圆其说，可是却又难以成为定论，乃至治丝益棼。很多问题可能确实是现在不可能解决的，还需要史料的再挖掘与考古的新发现。

概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乐记》研究硕果累累，也有些许的不足。在未来的研究中，沿着前辈的成果，开拓进取、索隐探赜，推动《乐记》进一步全面与细致的研究，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