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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疫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价值

2021-07-25赵天越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年8期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命运共同体

赵天越

【摘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这样的生命体验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哲学思考十分必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全人类当作伦理主体,不仅符合中国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要求,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展后的实践产物。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中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传统智慧和长远眼光以及中国的历史使命和大国担当。国际社会只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齐心协力、团结应对,才能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胜利。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人类命运共同体  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14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从这场疫情中可以看到,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随着人类流通速度的增快而变得更加迅捷。当国人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成功迅速地控制住疫情之时,国外一些政府反应滞后、防控措施不当,加剧了疫情的蔓延态势。可以说,病毒不挑种族国籍、性别、年龄,体现了人作为“类”在生物学上的共通之处。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如何切中现实给予关怀,应是每种哲学思想的致力所在。抽象思辨的哲学思想如何才能真实有效地参与和推进人类生活的发展,这既是认识和实践的普遍问题,也是对当代哲学本质和理论能力的时代要求。人类当今面对的问题不仅有那些促使人类合作的外部压力(诸如疾病疫情、经济危机、恐怖主义等),还包括我们具体合作的内部存在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全球在和平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突出的矛盾,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错综复杂,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人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和命运。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历史与现实的哲学思考中给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1]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智慧

先秦儒家文本《礼记·礼运》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进行了详尽描述。“天下为公”,也可称为天下为“共”,即天下为人们共同认识和实践应用,是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全人类都当成是伦理主体,符合儒家“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要求;倡导尊重差别、开放多样的原则,与儒家所强调的“和而不同”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仁爱共享的伦理原则,试图化解人类社会存在的“冲突”的异化状态,回归人类应有的仁义精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除儒家文化之外,也受益于墨家“兼爱、非攻”思想。面对战争频繁、社会動荡,墨子提出:“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兼爱”,是墨子认为最理想的道德原则,也是他提出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路径。墨子认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在于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原因入手,上述问题便会得以解决。因为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关心爱护他者,所以强者欺负弱者、富人欺辱穷人、贵族打压平民、狡诈在憨厚面前占尽“优势”;由于国与国间、人与人间充满冲突与矛盾,因此社会动荡不安,而解决上述问题的药方便是“兼爱”与“非攻”。墨子的“兼爱”思想是指平等接受并热爱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人。它不像儒家思想那样通过血缘、亲情关系来确定情感的伦理原则。在《墨经》中,“兼”与“尽、周、俱”拥有相同含义,代表一种包容俱融的和谐态度。因此,兼爱的含义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身份阶层,我们都普遍地、平等地、详尽地爱着周围的所有人。在这一点上,西方现象学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通之处。现象学认为最高的知识不是由形式逻辑产生的推理知识,而是来源于本质直观的感受。这种对事物本质直观的认知与中国传统智慧中所倡导的“格物致知”拥有相通的方法论内涵。

今天,面对事情本身,我们更需要儒家、墨家、道家所强调的精神修炼与思想修养。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兼爱”“非攻”二者互为表里,体现了东方文明想要实现和平和谐的共同体社会的美好理想和远大抱负。这易于解释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为何中国医护工作者能做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控制住国内疫情蔓延后又马不停蹄赶往世界各地进行人道主义救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展后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指出,资本引起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具有世界性,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如何创造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这是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新时代大背景相结合形成的大国外交理论,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随着全球化进程愈发深入,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军事等单一领域,而是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气候、安全、反恐等各方面的全方位互动。各国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为全人类谋幸福。

共同体的本质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代表人类社会走向和平和谐的历史进程。命运共同体思想最终实现了个人与类、理性与自由、现实与理想的统一,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作为一种哲学实践,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在这种社会的、历史的、世界的普遍性力量中实现的。马克思认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统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2]人除了具有“种生命”还具有“类生命”,“类生命”是在“种生命”基础上,通过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生产出来。马克思认为,人的“种生命”就是要人本能地适应自然,同时由于人依赖于自然而具有受动性,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维持“种生命”的生活资料,以便在“种生命”的基础上发展人的“类生命”,进而了解人的本质及其发展。马克思通过人的“种生命”与“类生命”论证了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类”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哲学范畴。高清海教授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晚年提出“类哲学”概念。“类哲学”概念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它认为对“人”的认识应该改变,不是改变“人是什么”,而是改变为把人看成是“怎样的人”。首先,单一生命观只把人看作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事物,统一了人的双重本性。二元人生观在认识人的本质的基础上,更注重人的超自然本性,认为是超自然本性使人成为人。其次,对“意识”和“自我意识”要区分。如果说“意识”是区分人与动物的重要标志,那么“自我意识”就是区别人与人之间的重要标志。只有“自我意识”造就着不同的人性和思维,从而造就了个性化、多样化的思存世界。正是在此基础上,人的“类本性”才能得到丰富,只有“自我意识”才能使人认识到自己本身的真正价值。

与此同时,在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零和博弈”“搭便车”等都是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所需面对的问题。可以说,无论是从人性的弱点还是从东西方文化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抑或实现某种全人类通行的伦理原则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这较好地揭示了哲学的作用和意义,哲学看到了世界的不足和现实的需要,要从现实中寻找改变的可能。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是将法律和道德规约放置在话语交际体系过程中,并在交往对话中以适当理由论证其合法性。面对时代主题的转变,人类必须寻求人类理性的价值,倡导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即充分发展人类交往的理性行为,使生活世界摆脱制度控制,从而建立现代社会统一的规范基础,实现对人的价值理性的终极关怀,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新视角,在民众对社会共同体存在认同的前提下真正实现对共同体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存在相通的内在逻辑。

当代世界,人们的理性能力、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也产生着理性危机。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主体间性”和“协商性”,从而否定了现代工具理性造成的人际交往鸿沟。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居然宣称希望通过大规模感染的方式获得“集体免疫”。虽然政策背后通常具有充满“理性”的医疗数据分析和逻辑推理作为支撑,然而这种决断体现着一种“近乎于无情的绝对理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致力于摒弃工具理性,试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构建一个人类融合的社会共同体。建构主义伦理学代表人物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一直试图建构全球正义的伦理观念,认为可以尝试将不同国家人民间的“可沟通性”作为建构主义实践推理的逻辑起点。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也应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出发,而非从公民之间达成狭隘共识的可能性出发。

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汇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何以可能

在政治伦理学界的研究中,一直存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普遍主义研究路径的拥护者试图为伦理学找到一些普遍适用的真理与道德法则,并对其加以证明;而持特殊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对应着不同伦理道德原则。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东西方国家政府和公民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和解决方式,事实上印证了特殊主义观点客观存在的现实性。比如,西方媒体仅从片面角度评论其他国家面对疫情的处理方式是无知的,或者有些国外媒体说中国面对疫情的处理方式是落后的,这些都不符合事实。因为很难用绝对客观明证法则(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像數学那样具有自然科学性的伦理道德原则)去论证批判孰是孰非,只能说不同文化传统指引不同行为方式和评判标准。

人类最智慧之处在于反思与批判,哲学给予人类辩证法式的反思批判精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审视问题,应会不断接近更符合人性的答案。我们不能用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至上的实证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内容取代一部分传统的形而上学,更不能用基于实证科学层面的实践转向取代全部哲学,尤其是那些在经验领域中无法被直观到的伦理道德内容,在今天还是需要从哲学维度去阐释道德实践、政治实践的真实意义。无论是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西方伦理学思想的理性反思方法,还是中国传统智慧,都蕴藏着大量辩证思维内容。面向现实生活,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反思才是有意义的。虽然各国间有本国(本联邦、本州等)的法律规范,但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可以完全脱离人类的共同规约独自建立标准。在这个意义上,特殊主义观点所强调并坚持的“各自”的特殊主义原则在实践中难以实现。其法制建设和道德规范的标准不仅需要满足本领域的要求,而且应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包容性特点。但与此同时,也应重视特殊主义所强调的多元性,因为如果人们只按照一套标准去行动而忽视其他,是不符合人类的共性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同志所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其实是给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间的争论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190多个国家、30多个地区、70多亿人口的国际社会应如何共存?我们为什么要紧密相连?人类的未来又在何方?面对这些问题,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中探索出的“中国方案”。从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到地区内的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思考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传统智慧与的长远眼光,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历史责任。包含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包容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全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这一思想的提出与实施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主动担当起全球重任的表现。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若获得更大的现实价值,不仅需要完成对人性局限的飞跃,而且需要跳出理性的限度。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球肆虐,中国一直在向世界进行人道主义抗疫援助、运送抗疫物资,同时加强信息分享,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二十国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指出:“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4]。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正在不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建构主义本质及局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N18303007)

注释

[1]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光明日报》,2020年5月19日。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4]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光明日报》,2020年3月27日。

责 编∕郑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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