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熹 王信鸽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发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作者在《边城》题记中写到：“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 沈从文先生想表达一种人性牧歌，这种人性牧歌以“情”为基调。所以，这部作品给读者的一般印象就是饱含“淳朴唯美”之“情”。就“为艺术而艺术”来说，《边城》之“情”在当时确实传递着某种清新气息，透露着真正的文学品味;但它又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此“情”已被某种枷锁束缚，并不是真正的“以情为本”。

众所周知，“情”有个体的自由感性面，又有社會的观念面;有这两方面的斗争、冲突，又有这两方面的统一，表现为所谓“道德”与自由情感的对立与和谐。“情”背后这种异常复杂的社会内容，揭示的正是人性的展现和人生的追寻。因而人性既不是绝对的感性，也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边城》中，作者表面是在写自由情感、写真实人性，实质上，伦理道德、社会观念是占压倒性优势，这是一种虚假的“淳美”之“情”。因而作者最后只能让翠翠无望地“等待”，似乎只有这样，这篇小说才能自圆其说，才不至于前后矛盾。

翠翠的“等待”可以看成是一个象征符号，是男权社会一直在流传的审美标准，并且自古有之。“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不管这个人回不回来，翠翠都得等下去，她好像并不需要知道“等待”对象是否会来，这是“等待戈多”式的无意义存在。而恰恰是这无意义的存在，在作者以及作品中各色人物看来才是“美”的——是娥皇女英般的“美”，是望夫石、望夫柳式的“美”——“寸步不离，坚贞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