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明 刘圣陶

【摘 要】1937年9月油印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实践论》最早的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补充，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实践论》。此后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实践论》进行研究。对《实践论》的版本搜集整理、校勘、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哲学思

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过程;梳理学术界关于《实践论》的思想内容、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传统知行观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当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实践论》;版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3-0103-10

《实践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哲学著作，是毛泽东为了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了批判和清算曾经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很大危害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写作的。从其诞生之日起，广大党员干部就把它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读本，国内外学者也不断变换视角对其进行研究。

一、《实践论》版本概述

1937年4—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第十一节的内容就是《实践论》，约8500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最早版本是1937年9月的油印本。新中国成立后，经毛泽东重新整理的《实践论》收入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实践论》的版本较多，可以大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种版本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种版本，其中新中国成立前的中文版本至少有35种。

目前可以看到的1937年油印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有两种：一是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收藏的油印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平装，竖排本，末行文字为“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八月七日”，封面题“一九三七年九月印”，无作者署名。二是“延安另有横刻的32开油印本，‘两论部分曾抽出单独加印，毛泽东签名送艾思奇、吴亮平等同志‘阅正”，这是目前发现的《实践论》最早版本，也是判断《实践论》与《矛盾论》写作时间的一个重要依据。此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地出版的此书的各个版本，都是源于油印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除翻印过程中发生错漏外，内容完全一样，几乎未做过任何修改。

笔者收集到的1949年10月以前的相关版本有：解放社1937年版单行本《实践论》;完县民众教育馆1938年8月版《辩证法唯物论——毛泽东同志讲授提纲》;战动总会宣傳部1938年11月翻印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1939年翻印的《抗大讲义：辩证法唯物论》;1939年1月版《辩证法唯物论》（出版单位不详）;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0年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冀中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国防出版社1941年版《辩证法唯物论》;西北抗敌书店1941年版《辩证法唯物论》;冀鲁豫日报社1941年7月版《辩证法唯物论》;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年翻印的《辩证法唯物论》;拂晓出版社1942年8月版《辩证唯物论》;1942年8—9月《拂晓报》第320期和321期刊发的《实践论》;华北新华书店1943年2月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44年4月由苏中区党委编写、江潮社出版的《整顿三风参考材料》第2集收录的《实践论》;淮南日报社1944年9月版《辩证唯物论》;渤海日报社1945年11月版《整风参考资料》第6卷收录的《实践论》;1946年3月丘引社版《辩证法唯物论》（此版本发行量多，奚景鹏收藏有“丘引社版”的4种版本）;大连大众书店版《辩证唯物论》;张垣印刷局版《辩证法唯物论——毛泽东同志讲授提纲》;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1946年8月编印的《哲学选集·辩证唯物论》（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被编在第75～152页）;新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新哲学之研究与应用》;新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1946年12月印《辩证唯物论》;合江日报社1947年10月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

纲）》;武昌改造出版社1949年5月版《改造丛书》第1辑《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印《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1949年编印的《实践论》;等等。

1949年10月以后的版本主要有：上海中国出版社1949年12月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1950年第23期全文刊载的《实践论》;《人民日报》于1950年12月29日刊载的《辩证法唯物论》;《新建设》1950年第5期刊载的《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人民出版社1951年1月出版的《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解放社1951年1月出版的《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西北人民出版社1951年1月出版的《实践论》;西安群众日报社1951年1月出版的《实践论》;1951年1月第55期《工作通讯》刊载的《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华北军区高级步兵学校1951年2月编印的《实践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1951年2月编印的《实践论》;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1951年3月编印的《实践论》;解放社1951年3月再版的《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甘肃人民出版社1951年4月出版的《实践论》;解放社编、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4月出版、上海重印的《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1951年印行的《实践论》;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6月初出版的《〈实践论〉学习文选》;人民出版社1951年6月出版的《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解放社1951年8月出版的《实践论》;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第2版《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重庆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重印的《实践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实践论》（注音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2月重印的《实践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60年3月重印的《实践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重印的《实践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重印的《实践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实践论》（根据《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2年7月第1版重排本所载原文重印）;人民出版社1964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4月第2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1月第1版《实践论》（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1965年4月第2版所载原文重排）;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社1966年1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袖珍版）;人民出版社1968年5月出版的《实践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版《实践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1977年印《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选读》（哲学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战士读本）;中共中央党校1980年3月编印的《中共中央党校轮训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1）;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线装书局2011年5月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毛泽东全集》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毛泽东著作三篇：实践论》;等等。

少数民族文版有维吾尔文版、蒙古文版、哈萨克文版、朝鲜文、藏文版等20余种。外文版有俄文版、英文版、波斯文版、印尼文版、缅甸文版、越南文版、罗马尼亚文版、波兰文版、捷克文版、德文版、意大利文版、希腊文版、日文版等100余种。盲文版有2种。

二、《实践论》版本研究

（一）版本考订

1980年12月，英国的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杂志《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表了澳大利亚学者尼克·纳艾特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解放前的文本》一文（后由夏镇平翻译，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7年第2期），较为详尽地考订了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所看到的各种文本，梳理了解放区《实践论》的版本，并就解放区“两论”（《实践论》《矛盾论》）版本的语义、引文、概念及日期进行了比较研究。龚育之在《〈实践论〉三题》中，就《实践论》的写作、流传和发表进行论述，谈及新中国成立前各种翻印的《实践论》文本都是以油印本《实践论》为底稿，未进行过正式修改。《访宋一秀——〈矛盾论〉〈实践论〉的写作、流传和发表》一文对毛泽东创作《实践论》的史实进行了讲述，也谈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不同版本问题。施金炎在《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一文指出，《实践论》“单行本有150余种版本，其中汉文版20余种，少数民族版20余种，外文版100余种”。刘跃进在《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一书中，也介绍了《实践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类版本和新中国成立后修改印行的不同版本，并对此开展比较研究。奚景鹏列述了自己收藏的新中国成立前的12个早期版本，还介绍了自己考证过的另外8个早期版本，认为《实践论》早期版本研究对证实《实践论》是毛泽东创作于1937这一史实具有重要价值。许全兴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研究中的史实纠谬》一文中简要提及了《实践论》几个版本情况。蒋建农在《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一书中对《实践论》也作了版本介绍，认为《实践论》单行本一共150多种，有汉文版20多种，少数民族文版20多种，外文版100余种，盲文版2种。许全兴的论著《〈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也对《实践论》的部分版本进行了研究考证。乌日妮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早期《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生成及早期版本流传进行了简要描述。杨德勇的《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版本考信录》一文，具体考订了1950年1月以前出版、印行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文版43个，其中部分版本收录了《实践论》。

（二）版本校勘和比较研究

《实践论》是毛泽东于1937年创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节内容，在1950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进行了修改，因而研究者很难判断哪些是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哪些是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只有对《实践论》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和比较研究，才能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变化。

刘跃进就1950年后以单行本《实践论》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进行比较，指出其中的差异。比如，“《实践论》第2自然段中的‘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相互关系，原《提纲》中为‘而且经过生产活动，同时也认识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实践论》第4自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一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是没有这段话的，也就是说这是在20世纪50年代《实践论》以单篇论著形式发表时才整段加写的;“《实践论》第7自然段中的‘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在原《提纲》中为‘例如国民党考察团到延安的头一二天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实践论》第19 自然段，在引用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一句话后，删去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人的一切行动（实践）都是受人的思想指导的，没有实现当然就没有任何的行动”;此外，《实践论》根据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把20世纪30年代《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用“之” “与” “他”（作为事物第三人称用）的地方，多改成了20世纪50年代通用的“的” “和” “它”。刘跃进把两个版本的修改变化分为内容的增加、内容的移动、内容的删减、内容的改写、例证的重新选用、纯文字的改动、引语的校订等。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纳艾特把1950年的《实践论》称为官方本，将其与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辩证唯物论》进行比较，简要从语义分析和比较、引文分析方面进行了校勘，比如，“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解放前的版本中，毛喜欢用‘与这个连结词，而解放后的版本中的连接词都改写成‘和了。在毛分析利用理性认识去改造世界的时候，他指出：人的每一次实践都受思想支配。当然，没有思想就决不可能有实践。这段话从官方本中删去了”。

周一平、邹武龙认为，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集》（苍苍社1982年版）、《毛泽东集补卷》（苍苍社1983年版）对毛泽东著作也进行了版本的校勘、研究。《毛泽东集》第6卷收入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部分以《抗战大学》（手抄本）第6—8期为底本，一部分以《毛主席文选》收入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为底本，并对《毛主席文选》的文本进行了校勘，列出了10余条校勘记，但这个文本没有《实践论》的具体内容。1983年《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收入的《辩证唯物论》，它的底本是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进行了校勘，列出了10余条校勘记。这个文本收入了《实践论》的内容，但没有与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收入的《实践论》进行校勘比对。

周一平另有著作对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进行校勘和研究，其中谈道：“日《集》第6卷收入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日《补》第5卷收入的《辩证唯物论》大致相同，日《集》第6卷本没有收入《实践论》《矛盾论》的具体内容，日《补》第5卷本收入了《实践论》《矛盾论》的具体内

容，也应该在日《补》第5卷采取参见做法，只收入《辩证唯物论》中《实践论》《矛盾论》的具体内容，而不收入《辩证唯物论》的其他内容，并加注说明其他内容可参见日《集》第6卷。”他又谈道：虽然日本《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对毛泽东的很多著作进行了校勘，但“也不是《毛选》收入的，日《集》、日《补》也收入的文稿，都有校勘。如日《补》第5卷中《辩证唯物论》中有《实践论》《矛盾论》的内容，但没有与《毛选》第1卷本校”。 这也是一种版本的校勘、研究。

三、《实践论》的内涵及价值研究

（一）思想内容研究

《实践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前进性，认识过程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等。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它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环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深入详细地阐发了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学者提出“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其他一切认识论的分水岭”。新时期党中央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的科学论断。因此，有论者认为《实践论》的基本思想，可以简要明确地概括为实事求是、理解为实事求是。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基础上又丰富了他们的观点。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实践与认识的思想，同样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有学者认为，《实践论》以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为基础，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成果，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了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有学者则指出：“《实践论》生动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总之，《实践论》是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论述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真理问题的基本原理，同时还以生动的方式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科学地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史上反复争论的知与行的关系问题。

（二）与苏联教科书的关系

毛泽东在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之前，大量阅读了苏联哲学方面的教科书，如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沈致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就《实践论》与苏联教科书的关系，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否认毛泽东《实践论》的原创性，20世纪60年代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否认《实践论》的原创性，指责毛泽东抄袭了苏联教科书。日本学者竹内实认为“‘两论的完成与其说是毛泽东个人的工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集体工作继续，基本上应当看作是他们的共同的财富”。这些观点与当时国外学者缺乏第一手研究资料有关，他们做出的不实推测，实际上是歪曲了事实的真相。网络上罗冰的《〈毛泽东选集〉真相》一文称《实践论》不是毛泽东所写，而是修改了别人起草的手稿。上述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齐得平撰写的《我所了解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档案和手稿情况——兼驳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明确指出《实践论》《矛盾

论》是毛泽东应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请求，前往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所写提纲的部分章节。文章提供了中央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9月印的毛泽东在抗大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1940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用原始档案文献驳斥了《实践论》不是毛泽东创作的谣言。李佑新撰写的《〈毛泽东选集〉真相的谎言实质》指出毛泽东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精心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写了几万字的批注文字，集中在认识论和辩证法上，这些批注为“两论”直接沿用或加工提炼后采用，有的文字与《实践论》《矛盾论》中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这些论著都对那些不实观点进行了驳斥和回应。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借鉴苏联教科书部分观点，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持这种观点的以雍涛、石仲泉、许全兴等学者为代表。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超越。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指出：“《实践论》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教科书，其任务是如何把上述的知行关系的论述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大胆一点说，是如何超过他们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国内学者张颖、魏斐德、郑忠超等，陈红娟在《从文本到方法：〈实践论〉话语创新及其当代启示》一文中认为《实践论》是对苏联教科书话语的延续和创新。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般都具有在苏联教科书基础上进行“有限度”创新的时代特征。毛泽东创作的《实践论》绝不是对苏联教科书简单抄袭或者说是党内其他同志的手稿，而是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毛泽东具体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智慧结晶。

（三）历史地位研究

《实践论》《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基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相结合，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有学者认为《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两论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简明哲学辭典》中指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有学者认为：“《实践论》的基本原理经受了历史考验，是正确的，有生命力的。它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起点;也是直接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理论基础就是《实践论》。”有学者认为“‘两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价值指引，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脱贫攻坚等工作提供重要方法”，“‘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开篇，无疑是后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源头活水”。也有学者认为“‘两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没有过时，‘两论彰显善于从哲学高度上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睿智”。《实践论》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同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受到广泛关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全文刊登了《实践论》。《真理报》还特意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高度评价《实践论》的理论贡献：“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原理。”师哲在回忆录中也谈及苏共《真理报》对《实践论》的评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践斗争中的意义基本原理。”

实践证明，“两论”是中共党内历次反对“左”或右的错误的重大思想武器，无疑也是中国共产党历次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实践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将深远持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对人的认识起着决定性作用，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当前高校工作的关键一步。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世纪80年代，高校开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近年来许多学者就《实践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实践论》中的相关论点，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主体性的构成与优化都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也可以说大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是基于实践论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有学者指出“《实践论》规定了思想政治理论基础的科学性;《实践论》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具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实践论》规定了思想政治理论基础的价值性;《实践论》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存在的价值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述了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有人提出“《实践论》知行统一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首先在培养人的目的上，要进一步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其次在培养的内容上，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最后在培养方式上，要进一步提高思政教育的亲和力”。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

“《实践论》既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培养人，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也从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对象层面回答了‘如何培养人，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有学者谈到“《实践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学基地创建，《实践论》对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反映出创建实践基地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时效性的重要保证，进而提高大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有学者指出“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变的信息化时代，《实践论》对思想政治教育依然具有宝贵的理论指导价值。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实践论》为指导，通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等途径，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魅力”。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如何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关键。

（五）与传统知行观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毛泽东创作《实践论》的重要理论来源，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认识论特别是王船山的知行观，是《实践论》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知行观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王船山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的‘知行统一观（既‘知行始终不相离）和‘力行而后知之真也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就《实践论》与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知行观、唯物主义知行观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实践论》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科学全面总结，更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一次伟大变革，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家的知行观对‘知和‘行的理解是直观的、笼统的和经验的，对知行关系的讨论没有脱离道德领域。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进行了系统清理和科学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习行践履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结合起来。”有学者指出《实践论》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发展，“依据古代知行观，规定‘知‘行的范畴;引入辩证法，科学阐释‘知‘行关系;解决了认识的内部机制与发展阶段的问题”。王夫之的知行统一观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近现代知行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受提倡力行致用知行观的湖湘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在创作《实践论》中，系统地改造和扬弃了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把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这表明，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时，深受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影响，尤其是受王船山知行观的影响较大。还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一生都受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影响，毛泽东的《实践论》对王阳明的知行观进行了成功转换。“首先，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意义和真知所在。其次，指出了教条主义在知行观上犯的错误的根本所在。最后，肯定了行（实践）优先于知。”

毛泽东通过《实践论》批判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行观，指出王阳明知行观的教条主义、党内主观唯心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知行观否定人民群众作用和力量。但是王阳明的知行观中的重主观能动性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反而继承并发展了其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思想内核，可以说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知与行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扬弃。

（六）当代价值研究

《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闪耀着《实践论》的哲学光辉。《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依据。《實践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都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价值，他与之前的中国哲学内在互补，与当时的中国革命状况相适应，对以后的新中国建设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对今天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更加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与现实启示。有学者指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过程中，深入发掘《实践论》的理论价值，有助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有助于深刻领会坚持‘四个伟大实践的新要求，有助于贯彻落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新方略”。有学者认为“‘两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研究‘两论的当代价值要深入探讨‘两论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及‘两论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也有学者谈到《实践论》对今天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意义，“‘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著作，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历史结合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在当下认识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导向和方法论指导”，在实践上“它对于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指导新常态下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表现，是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所作出的科学论断。”还有学者认为运用毛泽东《实践论》的主要原则和方法是提高领导干部法治实践能力的现实途径，特别指出《实践论》在法治建设实践上的当代价值。“谋好法治统领，提高立法实践能力;认清法治现实，提高执法实践能力;把握法治规律，提高司法实践能力;做好法治表率，提高守法实践能力。”“从毛泽东《实践论》的启示中不断挖掘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法治实践能力的途径和方法，对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精神要求将大有裨益。”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石。《实践论》中明确了人民是实践的主体，这对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实践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艰巨任务、克服当代中国“洋教条主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结语

《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从1937年问世起，就在党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践论》从问世就受到各界关注，被翻印成各种版本，后经毛泽东亲自整理修改再版多次。透过《实践论》的版本变化，可以观察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与运用。对《实践论》创作背景、主要内容、当代价值等方面开展的研究，更有利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使命和实践使命之一就是坚持和发展《实践论》的思想内涵，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规律。

[李尚明，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圣陶，法学博士，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