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轩

吳嘉纪是明遗民诗人中成就较为卓著者之一，现存诗歌1400余首，均收于其诗集《陋轩诗》中。他师承泰州王门学派，一生生活于今泰州、扬州一带，性格孤僻狷介，交游不广。吴嘉纪常以白描甚至小说笔法入诗，诗歌体式自由，不受格律束缚，风格严冷危苦。吴嘉纪“野人体”的“使人冷畏”，不仅仅来自诗人凌厉的目光对社会残酷现实的审视，还来自他在诗中对社会黑暗现实近乎直白的叙述。在其看似“使人冷畏”的语言背后，实则暗藏着“野人”炽热的内心以及对苦难百姓的满腔热忱，他正是用“外冷内热”的方式书写着易代乱世下平民百姓的血泪、愤怒与忧思。

一、生平行藏事略

吴嘉纪（1618—1684），明遗老，字宾贤，号野人，海陵东淘（今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人士，幼时家贫，天资聪颖，好读书，长吟咏，少师从刘国柱，及其稍长，习举子业，获州试第一。

甲申之变（1644）后，清军入关，次年攻陷江南，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原先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一时间沦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人间炼狱。时年27岁的吴嘉纪耳闻目睹了清兵暴虐无度的行径，不屑与清朝统治者为伍的他毅然放弃举业，蛰居东淘安丰场吴家桥西，隐于“风雨不能蔽”“荒凉人罕到”的“陋轩”。此时吴嘉纪家无半亩田地，仅有破屋数间，虽饔飧不继，鸠形鹄面，却终日与书为伴，苦吟不辍。里人见此，便以“怪人”“野人”称之，而吴氏非但不怒，反得其所哉，于陋轩吟诗朝夕，自号“野人”。从顺治元年（1644）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间，吴嘉纪一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物质的匮乏以及肺疾的折磨，使得时值壮年的吴嘉纪早早牙齿脱落、鬓毛斑白，不禁自发“夕阳残照，于时宁几”的哀伤薄暮之感。

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十日，吴嘉纪前往东亭拜访汪楫，他的人生才由此迎来了转机。对吴嘉纪诗甚为赞赏的汪楫将其推荐给扬州户部侍郎周亮工，周亮工在阅读汪楫带来的吴诗后，对之赞赏有加，即刻赋诗一首，托汪楫带回给吴嘉纪。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记载了此次赋诗相送的故事。诗序言：“东淘吴宾贤贫病工诗，汪舟次手录其近作相示，颇有同调之感。舟次且为予言，宾贤近札，有‘夕阳残照，于时宁几之语。栎下生痛，宾贤或真死不及见矣！为赋一诗，急令舟次寄示宾贤。”吴嘉纪对周亮工的才华、名气和事迹都羡叹已久，在收到其赠诗后更是喜出望外，于是他立刻强撑着病体，连夜雇船赶赴扬州。自此，两人多有诗文唱和，交往甚密。周亮工甚至将其诗推为“国朝第一”，还出资派人完成了对吴诗手稿的收集整理工作，将《陋轩诗》结集、刊刻了出来，并亲自为其作序，于康熙初年正式出版。蒙周亮工知遇之恩，吴嘉纪得以往来于扬、泰之间与好友游山玩水，吟诗唱和，其诗名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彰显和远扬。吴嘉纪在他44—65岁这二十多年时间里，集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数量约占《陋轩集》所录诗歌总数的4/5，相较于其早期诗作，这些诗歌在内容翔实程度、技巧运用与修辞手法等方面都有较大提高。

备受周亮工赏识的吴嘉纪诗名大震之后虽衣食无忧，但优渥的生活并不能改变“野人”的心其志，吴嘉纪依旧怀恋故土，心系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黎民，故其晚年的诗作在表露对百姓的同情时，又夹杂着几分羁旅异乡的孤独漂泊之感。晚年的吴嘉纪不仅罹患肺疾，饱受病痛折磨，还经历了长子病殁、发妻离世之痛。与亲人的生离死别让吴嘉纪悲伤不已、凄苦万分，加之曾经与吴嘉纪一同酬唱赠答的诗友也纷纷出仕为官，挚友的远去使得吴嘉纪更加心灰意冷、孤苦无依。康熙二十三年（1684），吴嘉纪病逝，终年67岁，死时家贫无以殓，由挚友程岫、汪楫共葬之于梁垛的开家舍。至此，吴嘉纪终于走完了他悲凉凄苦的人生之路，回望其贫病交加的一生，实在没有多余的财富留下，唯独一部看似“危苦严冷”，实则“肝肠内热”的《陋轩诗》。

二、《陋轩诗》多样的视角与题材

（一）以遗民之笔写战乱之痛

自明末至清初40余年间，持续不断的战乱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苦不堪言。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围困扬州府25日之久的清兵终攻克城池，并在扬州对抗清官兵甚至平民百姓展开了长达10天的无情杀戮。吴嘉纪在《李家娘》一诗中就真实地描绘了清军屠城后，扬州“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的血腥场面，发出了“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的慨叹。吴氏《挽饶母》四首（其三）同样是对这段史实的描写：

忆昔芜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伊谁蒙不戮，鬼妻与鬼女。红颜半偷生，含羞对新主。城中人血流，营中日歌舞。谁知洁身者，闭门索死所。自经复自焚，备尝杀身苦。崩榱堕楹底，偏存命一缕。事定夫也归，故妻出垣堵。祸害百万家，无恙独此户。仰面谢苍天，回头案重举。

诗人详细刻画了清兵破城之后，“白刃如雨”一般砍杀扬州军民的图景，揭露了清兵屠戮男性，霸占他们妻女的罪行：“红颜”为保全性命不得不含羞忍辱侍奉新主，无数“洁身”的妇女甘愿守节自焚，只有被压倒在断垣下的饶母成为清兵“祸害百万家”的唯一幸存者。战乱带给百姓的伤痛可见一斑。

顺治十二年（1655），清政府为镇压南方残余的反抗势力，调集大军开赴前线，军队途经扬州。时隔十年，尚未从屠城梦魇中走出的扬州百姓，又遭受过境清兵的侵扰和洗劫。吴嘉纪《过兵行》真实记录了此次清军过境时的惨况：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椽屋。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疾雨。东邻踏死三岁儿，西邻掳去双鬟女。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鼓角声闻魂已断，阿谁为诉管兵人？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谒寒慄慄。入郡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一时草死木皆枯，昨日有家今又无。白发夫妻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

清军进城时肆意掳掠妇女，任由铁骑横冲直撞，踩踏儿童，在驻扎扬州的20日里，当地的大小官吏战战兢兢，待清军离去后，城中只剩下被焚毁的屋舍和无家可归的百姓。这首诗从细节处入手，详尽地描绘了兵祸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二）以布衣身份述民生疾苦

吴嘉纪的一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与东淘的贫民灶户们一起度过的，他不仅亲眼所见了底层百姓生活的困苦，也亲身经历了贫病交加的生活。据《嘉庆东台县志》所记载，自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共计65年的时间里，东淘地区发生水、旱、地震、飓风、蝗虫等灾害的年份就有45年，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得东淘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海潮叹》一诗记录了发生在康熙四年（1665）的海潮灾难对沿海百姓造成的伤害：“飓风激潮潮怒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产业荡尽水烟深，阴雨飒飒鬼号呼。”飓风裹挟着巨浪席卷而来，发出雷鸣般的声响。滔天洪水摧毁了沿岸数千里的房屋，淹没了农田也夺走了百姓的生命。诗人看到百姓失去家产、尸体随着洪水漂流浮沉的惨状，不禁悲恸号哭。写于康熙十五年（1676）的《六月十一日水中作》也是对水灾的真实记录：“骤雨催堤决，奔雷向海驱。虚空浮屋宇，里巷入江湖。蛇齿时愁啮，蛙声夜与俱。急难谁救汝？稚子莫号呼。”诗人描绘了暴雨冲垮岸堤，海水涌入城镇，大街小巷变为一片汪洋的场景，人们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无所适从，就连号哭求救的孩童都无暇顾及。连年的水涝灾害不仅威胁到沿岸百姓的生命，也使得本就地势低洼、江湖遍布的江淮地区的环境更为潮湿，为蝗虫迅速繁殖创造了条件。受对蝗灾的认知水平所限，当时的人们无法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杀灭蝗虫，所以对遮天蔽日、啃食庄稼的蝗群束手无策，常年饱受饥荒之苦。康熙十一年（1672），扬州暴发了严重的蝗虫灾害，对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吴嘉纪《鹙来词》有云：

六月蝗为灾，有鹙自东来。来立田中如老翁，秃头长颈驱蝗虫。群虫赴海齐趯趯，飞走不疾鹙啄食。食既饱，起高飞;人来争获救公饥。田公田姥呼鹙拜，恩德尔比凤凰大。昨日憔悴今日欢，他家流亡我家在。我愿家长在旧村，尔鹙老寿多子孙。子孙翱翔遍天下，年年护我农夫稼！

正当农民对毁坏庄稼的蝗群一筹莫展之时，“秃头长颈”的鹙飞来啄食、驱赶走了蝗虫，保护了农民的庄稼和家园，百姓因此对鹙感恩戴德。吴嘉纪此诗虽是以鹙驱蝗虫的喜人结局收尾，但细节处如“昨日憔悴今日欢，他家流亡我家在”等句，还是反映出百姓内心深处的辛酸苦楚。诗人用农民祈福于鹙的喜人场景反衬悲情，蝗虫毁坏农田、农民食不果腹的凄苦反而显得更加浓烈。

不仅是自然灾害，吏治的黑暗和沉重的赋税也是使百姓生活贫苦交加的重要原因。清朝初年，统治者沿用了明朝时期的里甲、保甲制度，各地方基层由甲长负责征收田赋，但是这种地方小吏的选拔并不严格，土豪劣绅向地方政府捐纳一定财物便可取得官职，其结果就是大量无德无才之人充斥了这一岗位。其中，借职位之便巧立名目、向百姓收取苛捐杂税者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倚仗官威横征暴敛，百姓对此苦不堪言。吴嘉纪《冬日田家》云：

里胥复在门，从来不宽贷。老弱汗与力，输入胥囊内。囊满里胥行，室里饥人在。

前来征收课税的胥吏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决不肯宽限时日，年迈体弱的老农大部分收成都被胥吏收入囊中，胥吏带着装满了粮食的口袋离开时，贫穷的农家还有人饿着肚子。通过“囊满”的胥吏与室里的“饥人”形成的强烈对比，诗人突出地表现了酷吏对百姓的盘剥以及农民生活的艰辛。《海潮叹》同样描述的是官吏征税的情景：

堤边几人魂乍醒，只愁征课促残生。敛钱堕泪送总催，代往运司陈此情。总催醉饱入官舍，身作难民泣阶下。述异告灾谁见怜？体肥反遭官长骂。

水害频发的灾年，百姓的生活已十分困苦，大小官员不仅在救灾上无所作为，还继续向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胥吏荼毒乡里、鱼肉百姓的行径在诗人吴嘉纪笔下显露无遗。抱穷守志的吴嘉纪站在民间的立场，以布衣的视角、严冷的态度和凌厉的笔锋如实地记述了淘东百姓艰难的生存状况，并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百姓给予了深刻的同情。

（三）以忠贞气节铸英雄伟辞

虽然吴嘉纪的《陋轩诗》大多是描写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题材，但其中也不乏崇拜英雄人物，抒发渴望收复故土、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的诗篇。他在《读荆轲传》（卷十三）一诗中写道：“此生若获报秦怨，此生虽杀复何求……不平如此向谁论？归来恸哭掩柴门。提出匣中霜雪刃，忽见荆轲一片魂！”

吴嘉纪在阅读《荆轲传》后有感而发，以个人独特的视角追忆了英雄荆轲为保卫燕国、回报太子丹赏识而舍生取义刺杀秦王的故事，既流露出他对荆轲失败结局的悲恸，也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反清英雄的出现的呼唤。这一类怀古咏史、借古伤今的诗作还有很多，例如《谒岳武穆祠》：

祠宇巍然俯一城，背人瞻拜泪纵横。苔荒石径牛羊乱，风急山门鼓角声。河北当年轻与敌，中原今日复谁争？檐前历历江南岫，怅望徒伤野老情。

诗人在拜谒岳武穆祠的过程中，追忆了金人入侵给宋朝百姓带来的苦难，此诗虽是借缅怀岳飞抒写野老伤情，但并非通篇充斥着凄婉哀怨的基调，诗人通过塑造漫天鼓角、猎猎风声等意象渲染出悲壮雄浑的氛围，发出了渴望收复中原、重归故土的呐喊。其实并非只有跨马提刀、杀敌报国的武将才是吴嘉纪赞赏的英雄，战国时期纵横之士孟子也是他仰慕的对象。其五古《说客》有云：

战国无君臣，说客出户牖;繁音如乱蛙，无处不是口。一士伸于前，众士揣于后;议论良可听，俄顷即已朽。七篇而千秋，谁似孟家叟？

战国时期，游说各国的策士众多，吴嘉纪认为唯独孟子一人垂名而不朽，究其原因，是因为《孟子》七篇中提出的“民本”“仁政”“王道”等思想主张与诗人的家国之感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吴嘉纪对孟子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还受到了孟子伟大品格的感染，孟子身上具备的进取精神与浩然正气都是诗人所标榜的精神气质。

三、“外冷内热”风格的评析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吴嘉纪是一位极为罕见的、杰出的遗民诗人。他的《陋轩诗》真实地描写了战乱之秋动荡的社会环境，深刻反映了明末清初吏治的黑暗与民生疾苦，具有“诗史”的特色。陆廷抡序《陋轩诗》云：“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策，曰军输，曰河患;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蛰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瞭然在目。甚矣，吴子之以诗为史也，虽少陵赋《兵车》、次山咏《舂陵》，何以过？”吴嘉纪对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全面的反映，尤其对带给扬郡百姓深重灾难的盐税、军输、河患等天灾人祸作了细致的刻画，即便时隔百年，人们读其诗作，依然能从中感受到明末清初社会的真实風貌。

吴嘉纪的诗歌“清真朴老，纯用白描”，善以写实之笔描摹当世之乱离，以现实主义风格再现民生之多艰，其诗歌因写实的特征和严冷的格调而被认为是自成一家的“野人体”。清人吴周祚认为其诗“冰霜高洁，刻露清秀……要自成其为野人之诗而已”。“幽峭冷逸”的野人体的形成，与吴嘉纪隐居陋轩、闭门觅句式的苦吟是密不可分的。“吴嘉纪是中国诗史上继孟郊、贾岛之后最著名的苦吟诗人，其《陋轩诗》即凝聚了他悲苦而凄凉的一生，由此，形成了以‘严冷为基调的‘野人体。”正是常年对天灾人祸的目睹，使得吴嘉纪饱含着痛苦与无奈之情隐居书斋，其用严冷凌厉的笔触勾勒黑暗无道的社会，用外冷内热的真心倾诉着民生之艰与离乱之音，用布衣之身、遗民之泪谱写出时代的悲歌。吴嘉纪在诗歌创作上自觉地沿用了杜甫纪实的风格，其诗虽不像“少陵赋《兵车》”那般刻画了宏大悲壮的战争场景，却从细微处入手，通过对百姓生活不避繁缛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同样具有“诗史”的价值。

除此之外，吴嘉纪还有意识地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甚至在诗歌的创作手法方面都与白居易有着极大相似之处，其诗又被誉为“盐场新乐府”。其《绝句》云：“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盐民忙里偷闲的方式，竟然是远离滚烫的火炉，走到门前，在烈日底下乘凉。在这首煎盐《绝句》中，吴嘉纪并未直接描述煮盐锅炉内的熊熊烈火，而是借盐民烈日下乘凉这一反常举动，反衬出煎盐草房内温度之高，盐民工作环境之恶劣。这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并未直抒诗人怜悯灶户、心系民生之情，而是以工笔白描煎盐的真实场景，使诗人的忧思怨悱尽显无遗。孙枝蔚称赞“宾贤忧深思远，所为诗，多不自知其哀且怨者……宾贤之哀怨，乃其诗之诚也”。吴嘉纪的《陋轩诗》可谓洗尽铅华、“刮尽浮靡”，全然不见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他在诗中不经意流露出的哀怨之感，全是来自他对现实生活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风骨颇遒，运思亦复劖刻……不免怨咽之音”。吴嘉纪的诗歌以浅切易近的语言传达率真性情，风格遒古峭拔，在整体的创作思想上也与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在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中具有不朽的价值。清人沈德潜也持此论，认为“《陋轩诗》以性情胜，不须典实，而胸无渣滓，故语真朴而越见空灵……近人中有此孤怀高寄者否？”。可见，吴嘉纪为诗并不好征实用典，而全凭“性情”的自然流露，故其诗语愈纯朴而愈见空灵。由此可见，以天真古朴的语言，写忧国忧民的内容，这正是吴嘉纪诗歌表现出“外冷内热”风格的最重要原因。

四、《陋轩诗》的价值与意义

《陋轩诗》的价值与意义是巨大的，这不仅仅表现在它独有的风格与艺术魅力上，更来自它在平民议政方面承上启下的意义。

明末东林党首开乡野小民议论朝政国之风气，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两朝，至思宗崇祯朝而逐渐式微，明清易代之际，吴嘉纪毅然接过东林党“开放言路”的旗帜，大胆地针砭时弊，承担起文人胸怀天下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后人将吴嘉纪与顾炎武并举，称赞道“偶然落笔并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如果说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所表现出的“金石气”是文人士大夫刚毅勇敢、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品质，那么吴嘉纪《陋轩诗》所散发出的“姜桂气”则是贫士贱民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悲歌。

在清初顺治一朝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无数文人选择明哲保身，对充满剧烈矛盾的社会状况缄口不言。而吴嘉纪则不然，他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假说宋元旧事，实指明清现状，间接地发出他对时代民族英雄的呼唤，委婉地表达他对河山一统、天下归心的渴望。放眼清朝296年的历史，文字狱在清中期（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鼎盛，读书人的一言一行稍有不慎即要面临牢狱之灾，情节严重者甚至还会被株连九族。在文网如此严密的氛围下，贫民寒士参与国家政事议论的风气就此中断，文人无不避席畏聞文字狱，就连著书也不过是为稻粱谋，碌碌百年，诗坛绝无昂扬慷慨之声，以吴嘉纪等人为代表的遗民所著的诗作，也就成了时代的绝唱。直到清朝末期，更加激剧的社会矛盾致使腐朽封建势力的统治渐趋松动，才有诸如林则徐、龚自珍、姚燮、丘甲逢等仁人志士发出挽救民族的呼喊，在作诗上，他们或多或少地都从清初遗民这里吸取了一些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后生晚辈虽不乏揭露社会矛盾、关心民瘼的佳作，但这些作品多是他们以士大夫身份耳闻目睹百姓遭际后有感而发的随笔，不仅在系统性与深刻性上不及《陋轩诗》，而且缺乏了吴嘉纪身处社会底层创作时，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性。如此看来，《陋轩诗》不仅是明清之交爱国诗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典范，也是中国古代写实主义诗歌中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