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玥萌

北美新移民女作家施玮的长篇小说《世家美眷》《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被称作“女性命运三部曲”，在三部作品中，第一部是书写女性的历史命运，第二部是书写女性的社会命运，第三部则是书写女性的成长命运。本文将针对第三部作品来探究女性自我成长中的命运。《红墙白玉兰》是一部婚恋题材的小说，小说围绕主人公秦小小，讲述了她与杨修平、柳如海之间的故事。秦小小本来在大学期间与杨修平两情相悦，但是因为李紫烟的另类介入而使秦小小无法忍受杨修平的沉默和犹豫，于是她接受了一直深爱她的柳如海，并与之步入婚姻殿堂。杨修平也与一直追求他的王瑛结为夫妻并育有一子。但婚后秦小小与杨修平二人仍然爱着彼此，并在深度接触后发生了婚外情。柳如海深知秦小小和杨修平之间的关系，但他仍然对秦小小给予理解和包容，无条件地爱她，他的付出最终让秦小小和杨修平选择彻底分开，各自回归原本的家庭，继续新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施玮选择了女性书写的重要题材—婚外恋，但是她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赋予其绝对的善恶之分，没有近乎完美的第三者或者一无是处的原配，而是给每个人物开口讲述的机会，因此使得她所传递出来的对女性意识的理解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一、《红墙白玉兰》中的意象象征

我们通常所说的象征，就是“用具体的事物、图像暗示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将抽象思想、概念、情感形象化”。《红墙白玉兰》小说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叫“红墙”（共九章），下篇叫“白玉兰”（共七章），此书中，意象有“红墙”“白玉兰”“启明星”“太阳”等，而其中“红墙”和“白玉兰”是该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经典意象，体现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上半部分“红墙”象征追求纯粹、本真爱情的道路上的坎坷，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都是现代社会政治、文化、心理、性别、观念、自我、他者等方面阻隔的一种象征。同时，在该书中反复出现的“红墙”意象也是一种孤独的自爱的象征。结合这两种象征意义理解，这个高墙的意象可以很轻易地将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自我，另一半是外界。自我的一部分不仅包含肉体，同样包含灵魂;而外界包含的不仅是客观环境，更包含除我之外的他者。可以说，“红墙”既是杨修平的化身，也是秦小小的化身，甚至对他们彼此而言，对方既是自我，也是他者，他们都无法逾越高墙的屏障达到想要到达的理想彼岸。下半部分“白玉兰”则象征着爱与宽容，这里的爱再不是“红墙”所象征的自我的爱，而是象征着一种向外转的爱，这种爱可以是友爱、博爱甚至宗教中所提到的圣爱，它打破了自我封闭的状态，突破了以占有欲为中心的情欲，越过了建立在自我和外界之间的那堵高墙，从而使“白玉兰”越过“红墙”开出花来，呈现出一种坦荡而又美丽的姿态，主动滋养需要爱的人。这也就很像故事結局时秦小小身上体现出来的状态，即一个女性在生命过程中完成成长和蜕变的最终样貌。当然，该书中还有其他同样高频出现的意象，比如“红杉树”“星星”和“太阳”。“红杉树”在该书中多次出现，是无条件和永恒之爱的象征，这种象征放在柳如海身上就是颇具基督教意味的对伴侣无条件的宽恕和挚爱，而如果放在秦小小身上则更体现出女性人格独立和永恒的理想之爱。不得不指出的是，该书中出现了两个最具有宗教意味的意象，那就是“启明星”和“太阳”，“启明星那天早早地睁开眼睛，将一道极温柔的光照在我头顶，但太远，太淡”以及“太阳升起来。很暖。渐渐很热。很热”。在基督教文化中，通常会将“星星”和“太阳”视为救赎的象征，它们会给予地上的人们以指引和救赎，而这里“启明星”和“太阳”的暗示就发生在秦小小伤心地离开杨修平之后，这种暗示也就表明扮演救赎者身份的柳如海即将降临到秦小小身边来拯救她。而柳如海这个类似基督式的男性人物形象作为星星和太阳的象征出现，在同类型的小说创作中并不常见。

二、《红墙白玉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作家施玮在小说中塑造了若干男女人物形象，他们的形象特征通常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自述体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作家独特的人物塑造感受其小说中对女性意识的理解。小说中的主人公秦小小是个女诗人，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她身上还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哪怕是面对深爱的恋人杨修平，她也始终保持着一份优雅的自矜，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她的骄傲和清高，让她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不得不向“自我”倾斜，即她在得知杨修平和李紫烟有过婚姻事实之后，既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卑微挽回的原因。如果杨修平不主动开口解释，那么秦小小就永远不会问他的理由和苦衷。但是，秦小小同样是个矛盾的人物，她游走在杨修平和柳如海两个男人之间，既做不到对选择的婚姻一心一意，也无法与更加深爱的恋人一生一世，于是她的自信和骄傲开始逐渐溃败，她在关乎道德的问题上纠结和患得患失，在陷入无法反抗的现实后自暴自弃。作家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并不完美，但是却赋予了她一条足够用来成长的生活轨道，而这条成长道路上最大的推手就是柳如海。

施玮并不避讳让一个男性角色在女主人公成长的道路上担任“引路人”或是“救世主”的角色，她甚至是有意为之，有意塑造这样一个基督式的男性形象来帮助女主人公完成灵与肉的蜕变。柳如海本身就是一位美籍华人，从小接受的就是西方教育，因为信仰基督教，所以他的爱宽容而坚定，他身上没有中国传统男人的一切缺点，没有强大的控制欲，没有心口不一的海誓山盟，相反，他特别坦率真诚，在秦小小问他假如自己死了以后他会怎么办时，他就回答说会痛苦难过，但是还会再娶一个妻子，所以，对待伴侣他绝不像书中其他男性一样明明对婚姻不忠却还要找个漂亮借口，因为他强大的理解和包容，他在实际行动中表明着对婚姻和爱情的忠诚，将妻子秦小小从灵与肉挣扎的旋涡中救了出来，让秦小小完成了女性命运的自我成长，找到了真正的追求。可以说，虽然柳如海是个男性形象，但却最深刻体现出作家本人在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换言之，在女性自我成长的命运中，男性不一定非要扮演缺失或是对立的角色，并非两性之间一定要剑拔弩张才能体现出女性的自觉意识，而是当女性和男性不再处于对立的两端，女性也不用放弃自己的天性去成为一个“男人”再反过来取得男人的认可，这时候，女性不在男性规定的那一套价值体系里也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三、《红墙白玉兰》中“灵”与“肉”的书写

《红墙白玉兰》谈论的是婚外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个背德故事，而这种背德书写却往往能使人感觉到纠结和疼痛，尤其是当主人公是个女性知识分子的时候。书中甚至直接出现了主人公的情欲和灵魂之间的对话，一方面秦小小贪恋与杨修平在偷情时感受到的性爱快乐和温暖，同时又为自己这种对婚姻不忠的行径感到不安和羞愧。但是秦小小所表现出来的在灵与肉之间的纠结又不能简单地用道德加以审判。施玮通过塑造秦小小这个女性角色，想要表达的就是主人公她的性爱意识是纯粹以女性自身欲望为主体的，而不掺杂任何受男权意识影响的内容，而且，她是因为对理想爱情的追求才发生了性。同时，这也是对于当今社会中存在的类似物质爱情、爱与性、婚姻与性分离的问题进行的批判和反思。也就是说，秦小小这个极具理想色彩的女性形象，在情爱与性爱的主体意识方面，颇有女性性别身份、生命爱情价值重建的要义。施玮对于书中人物面对灵与肉问题纠结的书写并没有表达出明显的好恶判断，没有从道德层面直接给这种行为“判死刑”，也没有从女性意识角度对这种行为给予完全的肯定，她似乎只是在客观陈述一个问题。给主人公的行为发生做了合理性的解释，但不夸大对性的书写。也就是作家本人所说的，并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是想要表达女人是自然人，所以，她在作品中书写的性不过是每个女性正常生活和生命中的一部分，她也只是平静地来描述性，既没有过度避讳也没有因为逆反心理导致性描写泛滥，而是以女性作家身份独立地来陈述自己的审美和思想。这种对审美和思想的书写不仅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要首先把女性看作一个人，在人这个层面上讨论灵与肉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秦小小会面临这个困扰，杨修平同样也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与他们的性别似乎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只是人性普遍都要面对的问题。

四、施玮小说的女性意识与人性升华

施玮在《红墙白玉兰》这部小说中书写女性自我成长的命运，故事中女性对情与爱的追逐基本是从女性自我角度出发的，在秦小小完成成长到达理想彼岸的过程中，她需要面临并且克服给她带来痛苦的问题并不是男性的玩弄或抛弃，而只是她作为女性在自我生命本体的内在挣扎，当她与自我和解之后，她就得到了真正的蜕变和解脱。李银河曾经提到，“长期以来，妇女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 。而施玮故事里的女性根本不用在男权规定的那套价值体系里依靠、附庸或者对抗男性来实现自我价值，她们只需要释放女性的本能欲望，女性要做的反叛其实就是在了解自我之后与自我和解。可以说，施玮小说中创造的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温和而中庸的状态，女性既不是“女强人”也不是“家庭主妇”，而男性既不必是“暴君”也不必是“窝囊废”，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中，男女两性之间既不用刻意疏离也不用剑拔弩张，女性意识就完全可以在对两性平等交往的书写中得以彰显。或许是因为在施玮的创作之前已经有很多女作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与尝试，而我们知道，类似女性主义或女性意识这种放在社会生态中都较为敏感的问题，在文学中的探索也一定是有着其发展的轨迹历程的，如同很多问题一样，一开始最需要的就是突破，需要的是“矫枉过正”，讲究的是不破不立，只有突破才有新生，所以在最初的女性小说中出现了很多两性对立，也不乏所谓“下半身写作”，甚至可以说有些时候女作家过度反叛地去进行身体叙事也成了一种对男权话语的迎合。例如，盛可以的小说《北妹》，主人公钱小红用性来对觊觎她的男人们进行反抗，想要让这些男人身败名裂，所以书中有不少对性行为的描写，而在主人公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反抗男性武器的同时，自身则承担了更为惨重的代价，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而到了施玮这里，她完全没有把笔下女性的身体作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器，所以女性就不必极端，男性也一样，于是，柳如海这个角色的出现就变得十分顺理成章，因为虽然他对秦小小有着无条件的宽容与爱护，但秦小小最终能够达到理想境界真正得益于她的自我救赎，她和柳如海之间没有任何依附关系，他们各自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大都来源于独立的自我，或许这才是女性意识最好的体现，因为对女性意识的思索其实在施玮这里更倾向于对人性意识的思索，男性和女性在讨论性别矛盾差异之前首先要肯定的是他们都作为人而存在，如果从人性出发，那么无论男女都存在着天性使然的局限性，施玮在小說创作中也从不回避这些局限性，比如，女性因为过于要求在爱中的自尊而丧失了爱的力量与机会这种困境，她反而在很多时候会冷静地去深入分析导致这种困境的种种因素，这也是她的女性意识表达的独特之处。当以人性意识为最终追求的时候，女性不用依附任何人，男性也一样，他们都不用把自我的生命价值和希望寄托于一个他者，当真正可以给予自己安全感的人就是自我时，很多因为希望落空所带来的失望和冲突就可以被避免，就能够真正达到女性主义所一直追求的和谐的理想状态。

五、结语

施玮通过《红墙白玉兰》这部小说展示了自己的女性书写和女性意识，并通过对女性成长和命运的关注更深刻地表达了对人性的思索。她笔下的女性，无论秦小小还是王瑛，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她们用自我的觉醒与挣扎来展现灵魂的独立与光彩，用个体的反思和向上来表达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施玮对女性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联系思索也体现出其对女性主义理解的独特之处，彰显出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比较开阔的视野和格局，也给我们之后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