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粲和刘桢诗歌的接受过程，在历代汉魏诗歌选本中有不同的体现。六朝初步确立了二人诗歌的选录口径，《文选》收两人诗歌数量远超曹操、曹丕。唐宋现存的汉魏诗歌选本，仅三种涉及王、刘诗歌，多与拾遗补阙的目的或道学思想有关。明代复古派对王、刘的评价较高，亦不乏对此的反拨。清代则各主一家，多途并进。纵观历代选本发现，六朝是二人选本史上的黄金期，之后两人地位明显下降。两人之中，王诗的接受程度更高。再就具体篇目而言，王粲《七哀诗》其一和刘桢《赠从弟》其二，是历代公认的名篇。

关键词：王粲;刘桢;诗歌;选本;接受

就诗歌而言，王粲、刘桢在建安七子中堪称翘楚，但王、刘诗歌的流传在历代选本中变化很大，这些变化可以反映出若干问题，比如王、刘诗歌在后代的流传中经历了怎样的升降过程，后世对两人之中谁的接受程度更高，两人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哪些等。本文通过梳理王粲、刘桢两人作品在后代文学选本中的收录情况，借以窥见历代文士对二人作品的看法。现对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收录有汉魏诗歌的常见选集加以排比，共采集了13种文献（详见表1）。其中六朝选本1种，宋人选本3种，明人选本4种，清人选本5种。需要说明的是，各时代重要的汉魏诗歌文献基本涵盖，少数专门性甚强或情况特殊的则尚未统计。比如从隋至清历代《文选》研究著作约有几十种，其中包括若干对《文选》的再遴选，较重要的有元代刘履《文选补注》、明代邹思明《文选尤》、清代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等。这些选本都是以《文选》为基础，再次纂辑，则不再计入本文的统计范围。

一、魏晋南北朝：选录口径的初步成型

六朝文学选本大多都已散佚或残缺不全，今唯有《昭明文选》及《玉台新咏》得以完整保存。《昭明文选》由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文士编选，成书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至大通三年（531）之间。“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①，共收录周代至齐天监二十年共130余位作家700余首作品。是书于建安选录6位诗人之诗62首，就数量而言，以曹植居首（31首），其次是王粲（13首）、刘桢（10首），再次是曹丕（5首）、曹操（2首）、应玚（1首）。由此可见，在《文选》编者看来，王粲、刘桢的重要性虽不及曹植，但已属于必须论列的对象。至少是把王、刘二人之诗看作仅次于曹植诗歌的作品，其成就远高出曹操、曹丕。《文选》将诗分为23类，王粲共占6类13首：《公宴诗》（公宴类）;《咏史诗》（咏史类）;《七哀诗》二首（哀伤类）;《赠蔡子笃》《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赠答类）;《从军诗》五首（军戎类）;《杂诗》（杂诗类）。刘桢共占3类10首：《公宴诗》（公宴类）;《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赠徐幹》《赠从弟》三首（赠答类）;《杂诗》（杂诗类）。王粲诗所包含的内容范围明显较刘桢诗更广阔，《文选》在多类别中都选入了王粲诗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王粲诗歌所包含的各类内容，为后世完整把握王粲诗的情况建立了一个大体的框架。萧统在《文选序》中自述选录标準为“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②，要求文质并重，内容与形式俱佳。两人入选诗歌都是情文并茂之作，十分符合萧统“文质彬彬”的儒家文学观念。《文选》第一次以选本的方式给王、刘二人以历史的定位，反映出六朝人对其作品的接受和认可。且《文选》在后代久盛不衰，对二人诗歌的传播极有裨益。其收录的篇目后来多成为二人的佳作名篇，如王粲之《七哀诗》《从军诗》《咏史诗》;刘桢之《赠徐幹》《赠从弟》以及《杂诗》等。王粲、刘桢别集在唐、宋间曾一度失传，《文选》在保存二人诗歌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朝徐陵《玉台新咏》“撰录艳歌，凡为十卷”③，汇集两汉魏晋南北朝古诗、乐府，收112人，690首诗。入选建安诗人为陈琳1首、徐幹7首、繁钦1首、曹丕2首、甄后1首、刘勋妻王宋2首、曹植9首。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云：“《玉台》但辑闺房一体。”④“《玉台》所集，于汉、魏、六朝无所诠择，凡言情则录之。”⑤清代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亦谓：“按此书之例，非词关闺闼者不收。”⑥两人所言未必尽妥，但其所选之建安诗，确多为离别相思、追求爱情、弃妇幽居之作，多与女性、情爱有关。王、刘二人均未入选，亦合情理。

二、宋代：补阙与道学

现存唐宋人编选的涉及汉魏诗歌的文学选本，主要有唐代《文馆词林》以及宋代《古文苑》《竹庄诗话》《文章正宗》等。唐代著名的中古文学选本《文馆词林》，为许敬宗等人编撰，成书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该书原一千卷，分类收录先秦至唐初各体诗文，惜原书已佚。日本古典研究会于昭和四十四年（1969）出版的《影弘仁本〈文馆词林〉》辑得三十卷，共载诗文432篇。辑本中无王粲、刘桢诗，因文献散佚，不能完整呈现两人作品的收录情况，故无法讨论。有唐一代情形，遂亦难窥其详。

南宋初期金石学家王厚之辑录《古文苑》⑦，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至绍兴三十一年（1151—1161），录先秦至齐梁约1300年间之作家85人，作品264篇。⑧章樵注本《古文苑》共二十一卷，建安之诗仅见于卷八，亦仅选王粲6首、曹植1首、孔融 7首。章樵《古文苑》序曰：“《古文苑》者，唐人所编史传所不载、《文选》所不录之文也。”①《四库全书总目》亦称：“所录诗赋杂文，自东周迄于南齐，凡二百六十余首，皆史传文选所不载。”②《古文苑》着力辑佚史传不载、《文选》不录之作，此即该书最主要的选录标准。王粲《七哀诗》其三（边城使心悲），目前最早见于《古文苑》;其《思亲为潘文则作》，虽亦见于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但两类书所载之内容远不如《古文苑》完整、连贯。故《古文苑》在保存和传播粲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然唐以前散佚之文，间赖是书以传。”③至于刘桢之诗，是书未录。

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何汶《竹庄诗话》，二十四卷，“名为诗评，实如总集”④，录两汉、六代、唐、至南宋初200余位诗人800余首诗歌。卷二录两汉之作，其中于建安选曹丕2首、曹植15首、王粲2首、刘桢1首。编排方式上，是书诗话与选诗相互印证，“遍搜古今诗评杂录，列其说于前，而以全首附于后，乃诗话之中绝佳者”。⑤《竹庄诗话》卷二载录钟嵘《诗品》评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⑥，其后附王粲《七哀诗》其一、其二。再征引《诗品》评价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⑦，其后选录刘桢《赠徐幹》佐证此论点。钟嵘以王、刘为建安中成就仅次于曹植的主要诗人，何汶引《诗品》之论，反映出他对二人的肯定态度。

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欲学者识文章源流之正，编《文章正宗》⑧二十四卷。《文章正宗》大约成书于宁宗末年理宗初年，“是集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于唐末之作”。⑨《文章正宗》卷首载《文章正宗纲目》，序云：“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⑩此书的主旨是“以明义理切世用”，其所选诗歌亦不列外。《纲目》中，真德秀祖述朱熹“诗有三变”之说并以之为诗歌选录标准：“朱文公尝言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今惟虞夏二歌与三百五篇不录外，自余皆以文公之言为准，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编。”11又云：“或曰，此编以明义理为主，后世之诗，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后世之作，虽未可同日而语，然其间兴寄高远，读之使人忘宠辱，去系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于君亲臣子大义亦时有发焉。其为性情心术之助，反有过于他文者，盖不必颛言性命而后为关于义理也。”12这是真德秀对于所选诗歌如何“明义理切世用”的进一步阐释。是书所录诗歌崇古倾向明显，入选建安诗人有曹操1首、曹丕3首、王粲1首、曹植19首、刘桢3首、甄后1首。所收王粲《七哀诗》其一或许正属于真德秀所谓“得其性情之正”，而刘桢《赠从弟》（二首）与《杂诗》分别偏于其所谓“兴寄高远”与“有自得之趣”。 总之，真德秀仅从道学角度选诗，所录诗歌远未反映两人诗歌之全貌。顾炎武《日知录》谓：“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①其言甚是。

三、明代：复古派及其反拨

明清两代汉魏诗歌选本较多，各有特定的选诗标准，本文选择几种较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

明代复古派的代表人物李攀龙编有《古今诗删》②，共三十四卷，兼选古今之诗，“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每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③其卷六为汉诗，就数量而言，建安诗人曹植11首列第一，王粲7首列第二，曹丕6首列第三，刘桢3首列第四，蔡琰2首列第五，应玚、阮瑀均为1首，并列第六。王粲诗歌入选篇数仅次于曹植，且王、刘二人诗入选数量之和，约占《古今诗删》选建安诗总数三分之一强。“古体宗汉魏”是明代复古派一贯的诗学主张，其所选之作多为汉魏代表作家作品。从李攀龙《古今诗删》选王、刘诗歌的数量来看，他认为二人是建安时期的代表作家，但并非诗坛领袖人物。另一方面，在创作上，李攀龙也多有模拟王、刘之作。《古今诗删》完成于李攀龙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辞陕西提学副使至隆庆改元（1567）隐居故里的十年时期。居家十年中，他还亲自编定了《白雪楼诗集》十卷。《明史·文苑·李攀龙传》云：“攀龙既归，构白雪楼，名日益高。”④殷士儋《李公墓志铭》亦曰：“归构一楼于华不注、鲍山之间，曰白雪楼。”⑤《四库全书总目》称：“《白雪楼诗集》十卷……此集刻于嘉靖癸亥，犹在《滄溟集》之前。”⑥对比两书，不难发现《古今诗删》中所收录的王、刘二人《公宴诗》以及《从军诗》在李攀龙《白雪楼诗集》中均有拟作。《白雪楼诗集》卷三《从军诗并引》曰：“魏三祖及子建诸子，间各临戎，义有纪列，久当逸失，不独王仲宣五篇。又《公宴》一章，应、阮侵不就次，与仲宣《从军诗》，过意讽婉，均之未尽所长，今各代作二首。”⑦之后他分别代王、刘等建安诸人作《从军诗》和《公宴诗》。在对两人亦步亦趋的摹拟中，可见李攀龙弘扬文学复古的思想。而其对于两人诗篇的选定，也与他的切身创作经验密切相关。

明代复古派还有一种选本值得关注，即唐汝谔《古诗解》⑧。该书二十四卷：“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⑨选建安诗人8家，诗39首。其卷十五录孔融3首、蔡琰1首;卷十六录曹丕4首、曹植21首、王粲3首、刘桢4首、徐幹2首、应玚1首，每首诗后都附唐汝谔简短的评语。该书的主旨是崇尚雅正，唐汝谔《古诗解凡例》自述选录标准云：“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⑩关于编撰体例，《凡例》说：“注法首列训诂，次及引证，最后发明作者之意而融畅其词。间或有为而发者，亦必考据时事而标揭之，其出自臆想者弗论。注释诸家如《史记》《汉书》《文选》与《选诗补注》《古乐府》与《乐府原》，互有采摘，惟纯用其说者，始著其姓名，余不尽载。”11就王粲、刘桢而言，《古诗解》与刘履《选诗补注》所选之诗高度重合，《选诗补注》共选王粲4首（《七哀诗》二首、《杂诗》以及《咏史》），《古诗解》所选3首（《七哀诗》其一、《杂诗》以及《咏史》），全部为《选诗补注》所涵盖。《选诗补注》选刘桢4首（《赠从弟》三首、《杂诗》），《古诗解》所选4首与之亦完全相同。不惟选目相同，两者的评语也高度类似。如评王粲《杂诗》，《选诗补注》云：“此盖仲宣在荆州，昔因曹子建寄赠而以是答之。故其词意终篇相合。所谓‘特鸟，喻子建也。‘向我鸣者，谓其赠诗以相劝也。风扬尘而白日冥，亦以喻天道之变革。至于托梦通诚，此可见其羁旅忧思之际，感子建之情念，而归魏之心已决然矣。”①《古诗解》云：“想仲宣在荆州时，得子建寄赠之作，而以此酬之，故虽以《杂诗》名篇，而意实相合。其谓‘特栖鸟，盖亦喻子建也。褰衽欲往，意若飞动而尘扬日冥。世运可知，至欲托梦通诚，而料其必合，则其归魏之心固已决然矣。”②再如评刘桢《杂诗》，《选诗补注》云：“此必公幹输作之时所赋，故言文墨簿领之繁，驰翰劳苦，而至于沉迷昏乱，或且释此出游，见水中之凫雁而叹，不能如彼之浮游也。盖其失于敬身，目底于此，读者可不惩创乎哉！”③《古诗解》云：“按公幹尝得罪太子发令输作，此诗之赋意即其时也。言文墨簿领之烦，劳苦殊甚，至于沉迷昏乱，而出游水滨，见水中凫雁浮泳自适，而叹其不得从之游也。盖失于敬身，自遭贬黜，读者可不惩创乎哉。”④可见，唐汝谔《古诗解》所选王、刘之诗及其评语，实本自刘履《选诗补注》。这些评语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如关于王粲《杂诗》的写作时间，唐汝谔承刘履之说，认为在粲居荆州之时，然其诗有云：“日暮游西园”，据笔者考证，“西园”即铜雀园，与铜雀台同建成于建安十七年（212）春，故是诗当作于十七年春或稍后，而王粲在荆州最晚至建安十三年（208），故《古诗解》之说似可斟酌;再唐汝谔谓刘桢《杂诗》所赋在“发令输作”之时，然据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文士传》曰：“桢性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使磨石。”⑤又《水经注》卷十六“穀水”注：“（听讼）观西北接华林隶簿，昔刘桢磨石处也。”⑥知刘桢服劳役之具体内容为磨石，与《杂诗》所云“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⑦的文吏生活颇不相符。且若被刑，岂有“释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观”⑧之自由？四库馆臣评《古诗解》曰“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⑨，有一定合理性。

从《古今诗删》与《古诗解》来看，明代复古派尊汉魏、重王刘的主线是清晰明确的，但当时亦有不同的看法。如《古诗归》与《古诗镜》就与上述持复古论的选本不同，展现出对其反拨的一面。晚明“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编《古诗归》⑩，十五卷，录隋以前古诗。所选建安诗人，卷四“汉诗”部分有孔融2首、蔡琰2首;卷七“魏诗”部分有曹操8首、曹丕7首、甄后1首、曹植10首、王粲1首、陈琳1首、徐幹2首、繁钦1首，刘桢则一首不录。就入选篇目数量来说，其重三曹而轻王、刘诸子的态度显而易见。对此，钟、谭二人进行了说明：“邺下西园，词场雅事，惜无蔡中郎、孔文举、祢正平其人以应之者。仲宣诸人，气骨文藻，事事不敢相敌。《公宴》诸作，尤有乞气，故一切黜之，即黜唐应制诗意也。稍取其明洁者数首，以塞千古耳食人之望。”11在钟、谭看来，《公宴》诸作无骨气甚至有乞气，故而不选。其所选明洁者之一，即王粲《从军诗》。即便《从军诗》入选，钟、谭仍一一指出诗中存在的缺陷，如在原诗“一由我圣君”句下，评曰：“圣君二字拥戴得无品”①;在原诗“鞠躬中坚内，微画无所陈”句下，谓“止此即妙”②，即此句之后皆是多余;在原诗“诚愧伐檀人”句下，又云：“伐檀人用得无谓”③。钟、谭对“仲宣诸人”的评价，是有意识地在与曹氏父子的比较中进行的：“仲宣诸人……试与曹公父子诗共读之，分格自见，不待饶舌。”④《古诗归》评曹操《短歌行》云：“至细、至厚、至奇，英雄骚雅，可以验后人心眼。”⑤评《观沧海》云“全首奇壮”;“‘月明星稀与此数语，入诗人口中则清，入此老口中则不止于清”。⑥评曹丕《陌上桑》云：“奇调、奇思、奇语，无所不有。”⑦评曹植《圣皇篇》云：“此与《赠白马王彪》同一音旨，而深婉柔厚过之，人称彼遗此何也？”⑧竟陵派论诗，以“厚”“奇”“清”“婉”等为宗旨，故对三曹诗歌评价较高，而王粲、刘桢《公宴》诸诗，以有谀词而弗录。与此同时，二人被公认的经典名篇亦被排除在《古诗归》以外，如粲之《七哀诗》、桢之《赠从弟》等均未入选，亦反映出钟、谭艺术眼光的偏狭。

《古诗镜》情况又有不同。编者陆时雍，既不赞成“前后七子”的模拟因袭之风，也“隐刺钟、谭……与竟陵一派，实貎同而小（按：当为心）异也”⑨，转而“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⑩。是书三十六卷，选自汉魏以迄南北朝之诗。建安诗人多有入选，录蔡琰、孔融、曹植等13人，其中王粲8首、刘桢7首，数量多于应玚、陈琳、徐幹、阮瑀等诸子，但明显少于曹氏兄弟，如曹丕入选14首、曹植35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曹植入选篇目远高于王粲，但选家却认为王粲诗歌的成就超过曹植。《诗镜总论》中就说过：“子桓、王粲，时激《风》、《雅》余波。子桓逸而近《风》，王粲庄而近《雅》。子建任气凭材，一往不制，是以有过中之病。”11卷五评曹植《上责躬诗》又说：“子建四言不及王粲甚远。”12陆时雍对于王粲的推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认为王粲诗歌发扬了《诗经》中《雅》的传统，具有“温厚典则”的特点。卷六总评王粲曰：“仲宣诗近子桓，稍带绮丽，四言长于言情，温厚典则，深得《小雅》遗教。”13此处评价，与《诗镜总论》所云“王粲庄而近《雅》”相互照应。评王粲四言赠答诗云：“《赠蔡子笃》、《士孙文始》，其言穆如清风，和气袭人，衷怀欲罄，能令闻者一起再舞。”14卷十评陶渊明云：“四言诗惟有王粲，既温且雅，亦典亦则，此外俱骈丽语，赞颂体。渊明《停云》虽佳，然气格亦晩。”15不仅四言，陆时雍亦指出王粲五言诗同样“衷怀欲罄”。如卷六评王粲《公宴诗》曰“有怀如醰，温温欲罄”16，同样突出了王粲温润诗风中蕴含的醇厚意蕴。其二，肯定了王粲诗歌中“情”的自然流露。如评王粲《七哀诗》云：“第一首载事陈情，登歌入雅，千载以下，想见其言之切而事之悲者。”17评曹植《七哀古诗》云：“造情取境，古人所难，此是诗家第一义。观子建、王粲《七哀》、《杂诗》等篇，知古人端不妄作。”①与王粲不同，陆时雍对刘桢颇有微词，认为其诗过于激昂外露，没有达到“兴人”的效果。《诗镜总论》有云：“刘桢 [棱][岭][岭][赠]，挺挺自持，将以兴人则未也。”②卷六评刘桢又云：“骨干自饶，风华殊乏，苏子瞻谓曹、刘挺劲，须知诗之所贵，不专挺劲。”③历来颇受好评的《赠从弟》三首，亦为陆氏所抨击：“巉削崚嶒，似少诗人之度。”④之所以对王、刘的评价如此毁誉悬殊，一是因为陆氏偏爱温厚、深婉的诗风，不喜欢遒劲有力的风格;二是陆氏论诗标举“神韵”，把诗情视为“神韵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王粲之作长于“造情取境”，符合其注重体悟言外之韵的审美趣味。

四 清代：各主一家，多途并进

清代出现多种汉魏诗歌选本，选录、评骘王、刘两家的角度，各有不同，有些注重辑录完备，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有些注重情景互融，如王夫之《古诗评选》;有些提倡神韵，如王士祯《古诗选》;有些崇尚格调，如沈德潜《古诗源》;有些注重细节评点，如张玉谷《古诗赏析》。诸家分途，王、刘诗歌在清代社会被认可的方式与程度，呈现出远较前代多样化的特点。这正与有清一代诗派、诗学的空前繁盛相呼应。

清代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成书于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年（1663）间，共选入先秦至隋代的各类诗歌，其中正集38卷，诗4015首;补遗4卷，诗472首。诗后附有选家评点，分为对诗人的总评以及对具体诗作的评论两部分。就选诗数量而言，王粲诗入选19首，刘桢11首，而两人现存世的完整诗歌分别有23首和12首，粲诗仅《俞儿舞歌》4首、桢诗仅《斗鸡诗》1首未录，王、刘诗之绝大部分，均被网罗在内。可见，陈祚明力求以全景式的选目，完整呈现两人诗歌的总体风貌。再检视陈祚明对于王粲诗歌的评价，最显眼处莫过于两点，一是内容上肯定粲诗之“情”，如总评王粲曰：“王仲宣诗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伤乱之情，《小雅》、变风之余也。”⑤评《赠蔡子笃诗》云：“情至语反质直，不务繁绘。”⑥评《赠士孙文始》云：“宛转入情，风度亦儁。”⑦评《杂诗》云：“写情真至。”⑧评《七哀诗》其一：“情哀至此。”⑨评《七哀诗》其三：“建安诗如此，第以情至为工。”⑩可见，陈祚明从“情”着眼，欣赏粲诗之“伤乱之情”“情至”“婉转入情”“写情真至”“情哀至此”以及“第以情至为工”。二是风格上突出粲诗之“雅”，指出其详尽、细微、婉转、质朴、苍古的艺术特点。陈祚明总评王粲曰：“王仲宣诗如天宝乐工，身经播迁之后，作《雨淋鈴》曲，发声微吟，觉山川奔迸，风声云气与歌音并至。祗缘述亲历之状，故无不沉切。又如耕夫言稼，红女言织，平实详婉，纤悉必尽。”11这里，陈氏首叙诗人“播迁”的人生经历，再以形象化的比喻指出了粲诗“平实详婉”“纤悉必尽”的风格特点。又如评《思亲诗》云：“挚虞谓仲宣四言诸篇，文整而当，皆近于《雅》，良然。”12评《公宴诗》“合坐”六句：“宛转清扬。”13评《从军诗》其一“徒行”二句：“语亦苍古。”①评《从军诗》其二云：“立言得体，调并苍劲，古质之笔不及汉，而高于晋。”②评《咏史诗》云：“撰句苍古。”③等等。陈祚明对于王粲的评价，较为公允，颇近乎其创作实际。他对刘桢的总体评价亦颇高：“公幹诗笔气隽逸，善于琢句，古而有韵，比汉多姿，多姿故近。比晋有气，有气故高。如翠峰插空，高云曳壁，秀而不近。本无浩荡之势，颇饶顾盼之姿。《诗品》以为气过其文，此言未允。”④寥寥数语，不仅谈到刘桢诗歌的艺术特色，还将其与之前的汉诗及之后的晋诗进行比较，从诗歌史的角度，肯定了桢诗的历史地位。最后，针对钟嵘《诗品》的评论，揣摩深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诗品》谓其“气过其文”，陈氏认为“本无浩荡之势”;《诗品》云“雕润恨少”，陈氏指出“善于琢句”。其评刘桢《赠五官中郎将》“白露涂前庭，应门重其关”两句云：“是建安句法，有隽致，尖于汉而高于晋。”⑤此即是陈祚明说刘桢诗“善于琢句”的一个具体例证。陈氏对《诗品》之论生出新的思考，不无独特启发意义。

成书略晚于《采菽堂古诗选》的王夫之《古诗评选》，录西汉至隋100多位诗人作品共830首，分为古乐府歌行一卷、四言一卷、小诗一卷、五言古诗二卷、五言近体一卷，共六卷。整体而言，建安文学在此选本中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如他说：“俗所谓‘建安风骨者，如鳝蛇穿堤堰，倾水长流，不涸不止而已。”⑥又说建安诗歌时常露出“孤露傲岸之气”⑦。具体就王粲、刘桢来说，王夫之对王粲的评价颇低，对刘桢却极力称许。王夫之首先区分诗体，以考察王粲得失。卷二“四言”选王粲1首（《赠文叔良》），评价尚可：“思深言静，得《小宛》之髓。”⑧卷四“五言”录粲作2首（《杂诗》《七哀诗》其一），则多有指责。评《杂诗》曰：“古今有异词，而无异气！气之异者，为嚣，为凌，为荏苒，为脱绝，皆失理者也。以是定诗，《三百篇》以来至于今日，一致而已。建安去西京，无时代之隔，何遽不当如西京？黄初之于建安，接迹耳，亦何遂不如建安？乃遽标一格，画建安以为桎梏。若世推尚王仲宣之作，率以凌厉为体，此正当时诸子气偏所累，子桓、元瑜即不尔矣。如仲宣此诗，岂不上分《十九首》之席，而下为储光羲、韦应物作前矛？讵必如《公宴》、《从军》，硬腔死板，而后得为建安也哉？有危言而无昌气，吾不知之矣。”⑨王夫之虽然肯定了王粲《杂诗》，但立即又指出粲之《公宴》《从军》等“硬腔死板”“有危言而无昌气”。他认为粲之五言诗整体风格质朴、直露，是他批判的对象。如评阮瑀《杂诗》曰：“曹植、王粲欲标才子之目，破胸取肺，历历告人，不顾见者之闷顿。”⑩又评陈琳《游览》二首云：“敷写密，波澜曲，属句深稳，流言华赡。不与曹、王同其朴率。”11又谓张华《情诗》其三：“洗子建、仲宣之朴涩。”12在王夫之看来，王粲五言诗坦率、直白而少蕴藉。这与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不符，故而评价偏低。相较而言，王夫之认为刘桢诗歌具有温柔、含蓄的特点，是他欣赏的风格。《古诗评选》卷四“五言”录桢诗6首，评《赠五官中郎将》其一曰：“但叙昔欢，不及今感。俗笔于斯，乌能自已。史称桢有清才，此之谓也。”13王夫之认为，刘桢叙写往日欢乐是为了含蓄表达当下之悲怀，但又不着一字，其委婉的表达方式堪称“有清才”。又评《赠徐幹》曰：“直而不迫。难乎其不迫也。”①“不迫”也是指表达上不直白，属于温和、厚道的诗风。王夫之还认为刘桢诗歌写景与达情有“天然之妙”，评《赠五官中郎将》之三曰：“自然佳致，不欲受才子之名。景语之合，以词相合者下，以意相次者较胜。即目即事，本自为类，正不必蝉连。而吟咏之下，自知一时一事有于此者，斯天然之妙也。‘风急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词相比而事不相属，斯以为恶诗矣。‘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洵为合符，而犹以有意连合，见针线迹。如此云：‘明灯曜闺中，清风凄已寒，上下两景几于不续，而自然一时之中，寓目同感。在天合气，在地合理，在人合情。不用意，而物无不亲。呜呼，至矣！”②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王夫之的“现量说”，关于此说，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阐释道：“‘现量本来是古代印度因明学中的术语，佛教法相宗用来说明‘心与‘境的关系。王夫之则把‘现量这个概念引进美学领域，用来说明审美意象的基本性质，即审美意象必须从直接审美观照中产生。”③王夫之要求审美意象必须从直接审美观照中产生，因而他认为诗歌画面的整体性应该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有意构造的。而桢诗“明灯曜闺中，清风凄已寒”两句正是“现量”的典范，所谓“在天合气，在地合理，在人合情”是也。

清代神韵诗学的代表王士祯编《古诗选》，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分为《五言古诗选》与《七言古诗选》。本文所论王粲、刘桢诗歌集中于前者，故而下文主要讨论《五言古诗选》。《五言古诗选》共十七卷，选录自汉至唐历代五言古诗。建安诗在其范围之内，录曹操3首，曹丕2首，甄后1首，曹植26首，王粲3首，徐幹2首，应玚1首，繁钦1首，未录刘桢诗。其《古诗笺凡例》自题：“愚尝论之：当涂之世，思王为宗，应刘以下，群附和之。”④从《凡例》所言及选诗数量来看，在王士祯心目中，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领袖，王粲等诸子属于随从附庸。对于该书未选刘桢，可以从其另一本著作《带经堂诗话》中得到解释：“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鴳之与鲲鹏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建安诸子，伟长实胜公幹，而嵘讥其‘以莛扣钟，乖反弥甚。”⑤又云：“古人同调齐名，大抵不甚相远。独刘桢与思王并称，予所不解。建安七子，自孔文举不当与诸人同流，此外如陈琳之《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按：当作繁钦）之《定情诗》、徐幹之《室思》，皆有汉人风矩。唯桢诗无一语可采，而自古在昔，并称‘曹、刘，未有驳正其非者。钟嵘又谓其‘仗气爱寄，动多振绝，思王而下，桢为独步，殊似呓语。岂佳处今不传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绝冠俦匹。殆亦耳食之习。”⑥王士祯对刘桢诗歌评价不高，认为“桢诗无一语可采”，又说曹、刘并称“殊似呓语”，谓“桢之视植，岂但斥 [鴳] [鸣]之与鲲鹏耶”，其不选刘桢诗，则是顺理成章的事。王士祯不喜刘桢，王运熙先生认为其中既有时代因素，也有个人因素。从时代看，明清古诗选本多选民歌类作品，王士祯所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繁钦《定情诗》以及徐幹《室思》，风格都接近民歌，刘桢诗风与之迥异，故而贬抑。个人因素方面，“王士祯论诗提倡神韵，强调诗歌要有风神韵味，刘桢诗以风骨见长，却少风神韵味，这大约也是他贬低刘桢的一个原因。”⑦王士祯所论，与刘桢在建安文学史上的地位严重不符，有失公允。

沈德潜《古诗源》，成书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选诗始于古逸，迄于隋代，其选诗的主旨是“使覽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①，全书十四卷，其中卷五、卷六多选建安诗歌。与王士祯《古诗选》类似，曹植仍然是选家最为推崇的建安诗人，王粲、刘桢不能比肩：“子建诗五色相宣，八音朗畅，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苏、李以下，故推大家。仲宣、公幹，乌可执金鼓而抗颜行也。”②全书共选粲诗4首，桢诗3首。评王粲《七哀诗》其一云：“此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③此承袭了王夫之《古诗评选》“后来杜陵有作，全以此为禘祖”④的看法，指出了王粲此篇在创作上对后世的影响。他还在《说诗晬语》中将诗中“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两句确立为学习的典范：“古今流传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净如练，如‘红药当阶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资吟咏;然不如‘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忠厚悱恻，得‘迟迟我行之意。”⑤究其原因，沈氏认为《七哀诗》表现出的“忠厚悱恻”，哀而不伤、怒而不怨，符合其所提倡的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古诗源》评刘桢《赠从弟》三首云：“赠人之作，通用比体，亦是一格”⑥，此是继承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三章皆比，言简意尽”⑦之说，且对比兴手法给予特别关注，亦因其属《诗经》常用手法，是温柔敦厚诗教精神在表达方式上的一种体现。

张玉谷《古诗赏析》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于此书的原则标准和赏析方法，张玉谷在自序中云：“广搜约采而佳章呈，统核分疏而妙谛出。”⑧该书卷九于《七哀诗》三首选其一，评曰：

此三首中第一首，追叙赴荆时事而感怀也。题借七哀，无庸拘泥。首六，直就世乱说起，追叙避地荆州出门情事。‘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顯。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末四，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⑨

张氏所评具体到技巧层面，细致程度超过了多数选本评价。其一，指出在材料取舍方面，王粲借妇人弃子一极端情形，以概见战乱荒芜之惨，有以点带面之妙;其二，“末四，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之说，强调了粲诗中前后照应之处。卷九亦选刘桢《赠从弟》三首，分别评曰：

首章以苹藻比，慰清修之必见用也。首二，先述产地。三四，点出苹藻，略表其形。五六，说其见重于人。七八，以园葵衬托作结。

次章以松柏比，勉劲节之当特立也。首四，表松之不畏风也，却叠用对举句法。五六，于风外添出冰霜，点醒常能端正。七八，以有本性推原作结。添出‘柏字，愈见错综。

末章以凤凰比，戒盛德之宜养晦也。首二，表其居处本极清高。中四，接叙不肯诡随于世。七八，以期望圣明作收。三章纯乎用比，其体本于《国风》。⑩

张玉谷所言《赠从弟》中比兴手法的运用，与陈祚明、沈德潜等人一脉相承。而他对三首诗歌篇章结构的具体分析，在细腻度与深刻度上比之陈氏与沈氏又更进一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他指出“亭亭山上松”篇句意承接推转之处，谓“七八，以有本性推原作结，添出柏字，愈见错综”，点出了刘诗构思之巧妙。

小结

纵观历代选本可知：其一，六朝是王、刘二人选本史上的黄金期，《文选》收两人诗歌数量远超曹操、曹丕;至唐宋时期，王、刘与操、丕入选数量互有胜负，总体上基本持平;降至明清，王、刘地位明显下降，相比于曹操、曹丕，已经处于劣势。其二，虽然以上选本在选取标准上各有不同，但综合来看，也能反映出王粲诗作的接受程度高于刘桢。王刘优劣历代争论不休，从选本的角度来看，刘桢的受重视程度稍逊于王粲。其三，就具体篇目而言，入选率越高，说明其被认可的程度越高。检视笔者统计的13种选本，王粲入选率最高的篇目是《七哀诗》其一，刘桢入选率最高的篇目是《赠从弟》其二，且历代诗评家对这两首诗歌的评价都颇高。可以说，这两首诗歌作为两人的名篇，是历代选家一致的选择。

作者简介：易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献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