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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刘勰对王粲诗赋的接受

2016-11-28陆燊佳

文教资料 2016年22期
关键词:诗赋接受文心雕龙

陆燊佳

摘    要: 刘勰以王粲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冕”,通过分析刘勰《文心雕龙》的《明诗》和《诠赋》篇中对王粲诗赋的论述,并且探讨其合理和值得商榷之处,可知刘勰一直以“宗经”且求“通变”、“反靡”而尚“风骨”的文学审美理想观照王粲的诗赋创作,刘勰对王粲的评定也成为王粲诗赋接受史中独特的一环,影响着后人对王粲的认识。

关键词: 《文心雕龙》   王粲    诗赋    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虽然曹丕等诸多魏晋六朝的文论家肯定王粲诗赋的杰出成就,然而推他为建安“七子之首”的,刘勰是第一人。《文心雕龙》中论及王粲的有十多处,具体评述其诗赋创作集中在《明诗》、《诠赋》篇中的三处。对此进行分析解读,且思考其评论是否具有偏颇之处,可大略窥见刘勰对王粲创作持有的认识,探知刘勰所坚持的文学审美理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王粲诗赋在齐梁时代的接受情况。

刘勰对王粲创作的评论,首见于《明诗》篇中对建安五言诗的总体论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跃,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现今留有王粲诗歌共23首,其中四言诗5首,五言诗17首,杂言诗3首。“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刘勰将王粲的五言诗置于曹丕与曹植之后,然而同时代的文论家钟嵘《诗品》将王粲置于上品,曹丕置于中品,并认为“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1]。这是否意味着刘勰低估了王粲五言诗作的价值?此外,刘勰在选文定篇时,又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为建安文人五言诗代表作,对王粲也并未关注学界所推重的,反映民生疾苦的《七哀诗》和叙述军旅生活的《从军诗》等作品。这是否意味着刘勰轻视王粲乃至建安诗歌的思想性?

从《时序》篇论及建安“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中之“志深”;《明诗》篇论及正始“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中之“遥深”等,可见刘勰十分看重诗文的情理思想。刘勰并未列述王粲及建安文人思想内容出众的作品,是因其此处重点论说的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写作风格,并以此反对齐梁时期“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的浮靡文风,并非在此强调追求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广。

后人如张玉榖等批评魏人的公宴诗多是累幅颂扬,开应酬恶流。但王粲《公宴诗》:“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①虽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的颂扬之语,但亦有希望曹操“克符周公业”的心志寄寓,并且整首诗用词简洁、素质,描写环境、佳肴、饮酒、宴乐时,文辞不求纤密奇巧,状物只重清晰昭明,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明诗》)过度追求华丽、奇新的浮靡的齐梁文风形成鲜明对比。再如其《杂诗》(其二):“列车息众驾,相伴绿水湄。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百鸟何缤翻,振翼群相追。投网引潜鱼,强弩下高飞。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描写出游时的景致,绿水、幽兰、芙蓉,天然成就一幅色彩绚烂之图;提及捕鱼射鸟,翻、追、投、引、下,不甚雕饰而叙述生动。这都是自然而发、才气胜人的表现。

但是,作为君王的魏文帝曹丕,一统天下、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寓于胸臆(其五言诗《至广陵于马上作》就可见一斑),相比而言,王粲诗作中“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特点就稍显不足了。谢灵运言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2],故其常发“愀创之词”。他虽有建功立业之愿望,然慷慨之胸襟终是不如曹氏。钟嵘认为王粲“文秀而质羸”[1]117,许学夷言“仲宣才优于气”[3],刘熙载论“公干气胜,仲宣情胜”[4]都说明仲宣诗作“气”短的不足。这或许是刘勰将曹丕与曹植并列,而以王粲次之的原因之一。

当然,刘勰选择“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作为论述对象,除了前文提及的主要以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反对其时文学形式的浮靡讹滥外,可能还因曹丕、曹植、王粲、刘祯等集於邺下时,常常宴饮游乐,共同赋诗,留下了许多同题作品(例如曹植、王粲、刘祯等均有《公宴诗》),选择这些赏风月、游池苑、述恩宠、写宴会的作品,可便于将建安文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同时,因曹氏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心,故将曹丕、曹植至于前列,或许也是刘勰考虑的因素之一。

然而,王粲《七哀诗》、《从军行》等社会、军旅之类作品在思想深度和关切世事的意义上,较“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等作更胜一筹。如《七哀诗》(其一):“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以“白骨蔽平原”和“妇人弃其子”勾勒世道的悲苦惨状,寄寓悲悯情怀。又如《从军诗》(其三):“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抵。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征夫心多怀,恻怆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寄寓思念家乡、感叹战争险恶之意,又以“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的从军志向和责任感作结。除了情理思想外,这些诗作在艺术形式上也以自然为美,为情而造文,慨然发叹,未见矫饰。钟嵘即认为“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斯皆五言之警策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1]172在论王粲和建安文人五言诗时,若刘勰也能取类似作品作为论述的对象,充分发扬《情采》篇所提倡的情理与文采并具的主张,则选文定篇的工作将会更加完善,也有助于后人更加全面地认识王粲,乃至建安文人的五言诗成就。

《明诗》又评王粲兼善四、五言各体诗,指出其“雅润”、“清丽”的特点: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

刘勰评王粲的四言诗为“雅润”,虽与稍前的挚虞“王粲所与蔡子笃及文叔良、士孙文始、杨德祖诗,及所为潘文则作《思亲诗》,其文当而整,皆近乎《雅》矣。”[5]的认识相近,但这并非人云亦云。刘勰言:“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序志》)“雅润”的评价,一方面是刘勰着眼于王粲四言诗歌实际特点所下的结论,另一方面包含其推崇“四言正体”的宗经观念。

现今学者常以五言诗标举王粲,是因为看重王粲诗作在五言诗体发展成熟过程中的意义和其表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上的新意。对于王粲的四言诗,清初吴淇评《赠蔡子笃》:“通篇词古雅,无甚新意。只‘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二语,炼得精陗。”[6]今人郁贤皓等认为“何焯言:‘仲宣四言,可谓雅人深致,但于《三百篇》太近,似少警策。此论颇中肯綮。”[7]吴云等也认为:“王粲诗的成就主要在五言诗方面。四言诗虽也有成就,但是不能和五言相比。王粲的四言诗尽管较《诗经》在感情表达上更细腻,语言也更富有概括力,更纯熟,但仍可见明显的因袭的痕迹。他的四言诗还缺乏大胆的突破,只是做了些局部的改良。然而,当我们读到曹操的四言诗时却豁然开朗、耳目一新。”[8]他们认为王粲的四言诗确为雅致,但于《诗经》太近,在变化上略显不足。王粲是建安时期重要文人,刘勰又以宗经为要,因此他对王粲四言诗和《诗经》的比较研究应该是全面而深入的,对此弊端也应该有认识,但他仍然十分看重王粲四言诗,恰恰因为其诗近于“雅”。刘勰认为四言是正体,在其宗经观念下,虽然王粲的作品在《诗经》基础上所作的突破不多,但是这种继承本身就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

如前文所述,刘勰提倡“宗经”,但也看重“参伍因革”,强调创新“通变”。五言诗是于四言诗后新产生的诗歌体裁,在汉魏时期逐渐发展兴盛,此属四言诗的新变,刘勰未加批评否定,且认为“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清丽”是宗经基础上生发的六体之“风清而不杂”和“文丽而不淫”的结合。《说文》释“清”为“朖也,澂水之皃”即谓清澈洁净,这也是水的本态。“清”蕴含自然面貌之意,以其限定“丽”,就区别于齐梁文风所具的“靡丽”、“淫丽”。

王粲的五言诗自有一种“清丽”天然之态,如《杂诗》(其一)写乐景:“吉日简清时,从君出西园。方轨策良马,并驱厉中原。北临清漳水,西看柏杨山。回翔游广囿,逍遥波水间。”言出游事,语辞清简,叙述流畅。再如《咏史诗》叙哀情:“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批评秦穆公杀三良,又肯定三良视死如归的气韵。整首诗风格凄哀,而语词亦是感叹而发、水到渠成,未有刻意雕琢之迹。

综上,刘勰既以“宗经”和“通变”的视角,又以四、五言各体诗歌最高审美理想肯定王粲诗作,即肯定了王粲在诗体由四言至五言转变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对《诗经》的继承与革新做出的贡献与取得的成就,这是前代文论家所不及的。此外,“雅润”、“清丽”的评定也为后人鉴赏王粲诗歌,理解其艺术风貌,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如吴淇“仲宣诗清而丽,在建安中子建以下应宜首推”[6]129,就与刘勰的评论有着承继关系。

《诠赋》篇中,刘勰将王粲赋置于魏晋赋首八家的第一:

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

王粲的赋作历来受文学家们的推崇,曹丕即谓:“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2]刘勰谓“仲宣靡密,发篇必遒”,点出了王粲赋作“遒劲”,“靡密”的文风特点,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丰富了前人对王粲赋的认识。“遒劲”、“靡密”的认识又与刘勰反对齐梁时代浮靡文风、崇尚风骨的态度密切相关。

“遒”是为“遒劲”,这与刘勰对“风骨”的推崇是相通的。《风骨》篇:“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由此可知,要达到“遒劲”有“风骨”,主要有两点要求:一为文辞要不繁不杂,二为情理须生动感人。王粲赋作所表现出来的“遒”与其“密”的行文特点相关。

“密”是密致之意。一方面,王粲赋“用笔密致”,如其名篇《登楼赋》“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短短六句就已涉及“漳水”、“沮水”、“长洲”、“广陆”,“沃流”、“陶牧”、“昭丘”等众多环境景物。再如《浮淮赋》(节录):“从王师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涡浦之曲流兮,望马丘之高澨。泛洪橹于中潮兮,飞轻舟乎滨济。建众樯以成林兮,譬无山之树艺。于是迅风兴,涛波动,长濑潭渨,滂沛汹溶。钲鼓若雷,旌麾翳日。”前两句叙起因,又两句述地点,后四句写行军,再两句状风、涛、钲鼓、帅旗等,往往“或两句一转,或四句一转,形象场景一经托出即止,绝不赘述。因此,他的作品短小精悍而不失其气势,篇幅简短却意象众多”[9]。由此,王粲赋的语言精当、避绝繁芜就可知晓了。“密致”的另一方面是“蕴情密致”,譬如其《出妇赋》:“既侥幸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当隆暑兮翕赫,犹蒙眷兮见亲。更盛衰兮成败,思弥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馈兮恪勤。君不笃兮终始,乐枯荑兮一时。心摇荡兮变易,忘旧姻兮弃之。马已驾兮在门,身当去兮不疑。揽衣带兮出户,顾堂室兮长辞。”从嫁自认为是如意郎君的喜悦、起初受到眷爱的甜蜜、希求爱情恒久的期盼,到忘姻见弃的痛苦、最终离去的无奈,只十六句,就寄寓了妇人丰富的情感。如此多的情感,通过集中、密致的表达,使读者感受到强烈的反差,不禁为之感慨。

王粲赋作“密致”特点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深厚的笔力,另一个方面当是他多采用抒情小赋的体裁形式。洋洋洒洒的汉大赋对某一对象的极尽铺陈,必然导致事件叙述、情感传达的不紧凑;相较而言,抒情小赋体裁篇幅的限定,则要求事件表达和转换的迅捷,决定了情感内容密度的增大,这必然导致用笔和传情的集中紧密。

当然,纵观王粲的赋作,其中也有小部分近于刘勰所批判的因过于追求文字华美,遮蔽了文章要核,使得“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一些作于应制唱和时的作品,如《大暑赋》仅仅描写天气的炎热,未见其他寓意。《神女赋》虽然末尾警醒“顾大罚之淫愆”,告诫要“回意而自绝”,但是通篇描写神女美貌、服饰等,似有讽一劝百之嫌。刘勰未对此加以批判,一方面当是认为“瑕不掩瑜”。另一方面,王粲赋文辞精美,刘勰身处齐梁,虽反对浮靡的文风,但也重视文“采”,故对这些赋作总体上是认可的。

刘勰从批判齐梁文风出发,以“宗经”且尚“通变”、“反靡”而求“风骨”的文学审美理想关照王粲的诗赋创作,赞誉其为建安七子之首。虽然因其论文的出发点等,对王粲的评述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总体而言,他对王粲诗赋的艺术成就提出了如“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雅润”、“清丽”、“靡密”、“遒劲”等较为精当的评价,这对于王粲文学史地位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也影响着后世对王粲创作的认识与评价。

注释:

①本文所引王粲诗赋的原文均出自吴云和唐绍忠所编《王粲集注》,郑州:中州书画社,1984年3月版。下文不再出注.

参考文献:

[1][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17.

[2][梁]萧统,编.海荣,秦克标,校.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43.

[3][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3.

[4][清]刘熙载撰.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3.

[5][宋]章樵,注.[清]钱熙祚,校.古文苑(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97.

[6][清]吴淇,撰.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M].扬州:广陵书社,2009:130.

[7]吴小如,王运熙,章培恒,曹道衡,骆玉明等撰.汉魏六朝诗鉴赏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209.

[8]吴云,唐绍忠.试论王粲的诗赋创作[J].天津社会科学,1982(6):87.

[9]于浴贤.王粲赋论[J].文史哲,199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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