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安+仲雷

摘要：通过梳理、考察194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文学选本收录何其芳诗歌的情况，我们从选本维度探寻出何其芳前后期诗歌的传播轨迹与阶段特征。在选本里，何其芳的前后期诗歌都受到了选家的青睐，这与学界所提出的“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何其芳现象”似不吻合。文化思潮、阅读语境、审美期待以及诗学建构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致使关于何其芳诗歌的阅读焦点过于分散，何其芳诗歌的“经典作品”尚未遴选出来。大半个世纪里，何其芳诗歌的选本收录数据为重新审视“何其芳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

关键词：何其芳诗歌；选本；何其芳现象；重审；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2-0091-07

何其芳是一位横跨现当代的诗人，从阅读传播维度看，他既是诗人也是言说话题，是一个超越文学、诗歌而具有文化史、思想史意义的个案。1930年代，他登上诗坛，诗集《预言》以华丽唯美的风格赢得广大青年读者的认可；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诗集《夜歌》里用诚挚的热情讴歌光明、诅咒黑暗，呈现出热烈、奔放、质朴、明朗的特点。何其芳创作风格的转变引起了人们对其前后期诗歌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同评价。长期以来，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预言》在艺术上更精致更有创造性，而延安时期的作品则是“思想进步，艺术退步”，后期诗歌的成就不及前期，这就是“何其芳现象”。① 那么，以思想与艺术二元对立的思维所进行的判断是否符合诗艺发展的本质规律呢？“何其芳现象”是否客观存在呢？通过大量的选本统计和史料分析，我们发现何其芳后期诗歌在选本中受欢迎度依然较高，因此，从主观上得出的何其芳后期诗歌不及前期诗歌的结论，恐怕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所谓的“何其芳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文学接受现象，它涉及到历史语境、阅读期待与诗学观念等问题，关涉着文学经典化的生成机制。本文将从选本维度考察何其芳前后期诗歌的传播接受情况，描绘出何其芳诗歌经典化的历史脉络，揭示不同历史阶段对其前后期作品不同态度的原因，从传播维度为重估“何其芳现象”提供依据。

通过“独秀”搜索和图书馆馆藏查询方式，本文较全面地收集了各个时期文学选本收录何其芳诗歌的数据，以最早收录何其芳诗歌的选本即1941年沈阳秋江书店出版的《古城的春天》（赵晓风编）为始，以201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百年新诗选》（洪子诚、奚密主编）为终，共有219个选本选录了何其芳诗歌，总计54首。

何其芳一生共创作130余首新诗，以1938年赴延安为界，前后期创作的诗歌数量大致相同。219个选本所收录的54首诗，属于前期的诗作37首，后期17首。其中，入选总频次最高的三首诗歌是《预言》《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在这三首诗中，《预言》是前期作品，而《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则属于后期，说明选家在遴选时同时关注到何其芳前后两个时期的创作。从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预言》与《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这两首诗呈现出迥异的艺术品性，但它们为何能够共同吸引选家的目光呢？

在219个选本中《预言》入选93次，其中普通选本55次，高校教材38次；《生活是多么广阔》入选80次，其中普通选本25次，高校教材入选55次；《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入选50次，普通选本和高校教材各25次。这三首诗如此频繁地入选，与它们都符合青春写作的特征有关。《预言》用细腻婉约的笔触、华美内敛的风格展现徘徊在人生歧路上的年轻人的苦恼和迷茫，引发青年人的情感共鸣。《生活是多么广阔》和《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则同样写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只不过时代语境发生变化，此时诗人所表现的不再是沉迷于爱情里的痛苦与彷徨，而是歌唱生活、拥抱希望，用欢快的语言、明朗的节奏，赋予亲切的人情味，给予鼓舞人心的力量。无论是咀嚼忧伤，还是表达快乐，何其芳都以一颗赤诚之心去热烈地书写青春，因此，在不同的时代里，何其芳所唱出的“青春之歌”都能够在社会上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深受年轻人热捧。此外，这三首诗在1950年代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里先后被编入中学语文教材，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它们在普通读者当中的传播度。

另一方面，何其芳前期诗歌入选普通选本的频次要普遍高于高校教材，而相反的情况是，其后期作品入选普通选本的次数则低于高校教材，这说明，普通选本和高校教材编选者的评选标准存在着明显差异。普通的诗歌选本在编选时多是从诗艺审美的角度去对诗人的作品进行取舍，出于对社会上广大读者的欣赏水平和阅读习惯的考虑，选家着重考量受众群体对于诗歌情感艺术的接受度后，多会遴选出具有丰富内涵、唯美形式和纯粹情感的作品，因此何其芳前期诗歌自然成为首选。比如写于1932年的《花环》一诗，被普通选本收录22次，高校教材选本则无一编选。相对于普通選本而言，高校教材不仅有艺术审美角度的考虑，更要从文学史的立场挑选诗人诗作。通常而言，文学史的选编标准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优秀诗人与艺术性较高的名篇佳作；二是诗艺水平不高，但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特定历史贡献的诗人及诗作。何其芳后期既有体现思想转换后矛盾和痛苦的作品，也有直接反映时代变化、歌颂革命和新生活的诗作。《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入选高校教材选本15次，明显高于普通选本的5次，该诗创作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诗抒发了对新中国的礼赞，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情感激昂却诗味不足。可以说，选家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收录此诗，这首诗作为新中国初期诗坛的颂歌代表而载入诗歌发展的史册。

虽然《预言》《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三首诗在选本中入选频次较高，但它们并不是何其芳最为满意的作品。对于以《预言》为代表的前期诗歌，他曾做过自我批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② 即使1938年之后，何其芳诗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他对写于延安时期的《夜歌》仍不满意：“我这个集子，把它放在它所从之产生的时代的背景上来加以考察，它的内容仍然是很狭窄的，而且仍然是显得落后的。但在我个人的写作经历上，比起《预言》来，它的内容却开展得多，也进步得多了。”③ 对于诗歌的自我评价，何其芳采取谨慎的态度，仅承认《夜歌》取得了有限度的进步，但仍与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何其芳在创作上的自我否定是出于政治标准而非艺术标准，认为只有思想进步才能真正带来创作水平的提高，这无疑是把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可以说，从何其芳本人开始，便表现出诗歌评价标准的政治化倾向，以致后来的选家在选评何其芳诗歌时也自然受到诗人本身言说的影响。endprint

何其芳身上所表现出的对政治若即若离的态度，折射出中国新诗与政治之间难以割断的复杂关系。这样，如何评价何其芳的诗歌就与如何看待新诗与政治关系问题相关，也就有了后来学界提出的“何其芳现象”。同时，政治文化因素对新诗的影响也渗透到新诗经典化过程中，成为在新诗走向“经典”路途中无法避开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何其芳诗歌的传播进行历时性考察，厘清各个阶段选本收录何其芳诗歌的特点，以此窥测新诗在传播过程中与政治的复杂联系。

据笔者统计，219个选本收录何其芳54首诗歌的具体情况是：1940年代4种選本，选诗18首；1950—1970年代20种选本，选诗13首；1980年代64种选本，选诗30首；1990年代39种选本，选诗40首；新世纪以来92种选本，选诗40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本所关注的何其芳诗歌是随着评价标准的不同而变化的。

1940年代，共有4个选本选录何其芳诗歌，即《古城的春天》（赵晓风编，沈阳秋江书店1941年）、《战前中国新诗选》（孙望选，成都绿洲出版社1944年）、《现代诗钞》（闻一多编，开明书店1948年）、《文学作品选读》（荃麟、葛琴编，实践出版社1949年）。这个时期的选家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对新诗发展进行近距离观察，短时间内又难以形成统一的遴选标准，入选总频次较高的《预言》《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在此阶段都没有入选。前两个选本只选取何其芳的前期作品，是因为后期创作的诗歌超出了选家选诗的时间范围。《战前中国新诗选》所辑选的新诗都是1931—1937年发表的作品，而《古城的春天》所选录7位诗人的作品也都是写于抗战之前。因此，何其芳写于延安时期的诗作自然无法进入赵晓风、孙望两位选家的选诗范围。

1943年起，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编选《现代诗钞》，因当时诗歌选本稀少而自然引人注目。这部诗选选录了从“五四”时期到抗战期间的178首诗作，显示出总结新诗发展成就的意图。总体而言，《现代诗钞》是一部重视诗艺的新诗选本，但也反映出闻一多已经发生转变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立场，既坚持艺术审美，也注重表达时代的呼声。远离了浓厚的革命语境和政治氛围，闻一多在遴选诗作时可以不必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是立足于个人的审美兴趣，但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闻一多还是选取了感情基调比较沉重的诗歌作品，这是选家结合现实后作出的理性选择。《现代诗钞》选入何其芳两首诗《河》和《醉吧》，分别属于何其芳创作的后期和前期作品。《醉吧》写于1936年，是何其芳前期作品中情绪基调比较沉重，象征意味较为贴近现实的诗作，显示出作者要告别早期绮丽柔美诗风的新变化。在诗中，诗人嘲笑那些“轻飘飘地歌唱的人们”，对他们沉迷于“酒精”、“书籍”、“嘴唇”而无视人间现实疾苦进行尖锐的讽刺，并用“苍蝇”的意象来影射现实中空虚的自己，体现出何其芳在诗歌创作中由前期向后期风格转变的过渡性质。而写于1941年的《河》在艺术上更符合闻一多的遴选标准，该诗意蕴深厚，意象朴素明朗，又注重诗歌形式上的锤炼，语调流畅，具有自然和谐的审美特点。总之，这两首诗皆具诗人前后期作品中的各自优点，同时又对其中的缺点进行了中和，因而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

1949年，荃麟、葛琴编选《文学作品选读》，选录了何其芳后期诗作《夜歌（三）》，在其后面还附上了作者进行自我批判的《〈夜歌〉后记》。这首诗表现的是青年的苦闷，也展现着诗人新旧矛盾与自我彷徨的状态，“所以里面流露出许多伤感、脆弱、空想的情感。”④ 但是，编者选择该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展露诗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而是将其作为反面教材，“特地选了这样一位从唯美主义和伤感主义的道路上走向革命的诗人底作品和他的自述，来为我们现身说法，这也许比单一谈一些理论更实际”⑤，以此反映他思想不断进步的成长过程。作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该选本的编者邵荃麟在遴选作品时，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文艺主张。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当把握住政治立场与思想方向，“而在文艺批评上，要并重‘动机与‘效果，要把政治的标准放在第一位来看”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编者对《夜歌（三）》进行了全面的评价。首先，选家在评论部分指出了该诗的消极情绪和思想，认为诗中反映了苦闷中的青年人所表现出的一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告诫读者不能沉溺于那些虽然艺术上比较精致，但反映消极思想的作品。其次，选家也看到了这首诗的现实意义，苦闷的情感容易引起青年人共鸣，有助于他们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正如诗人所说的“对于一些还未振奋起来的人，这些诗也并不是毫无一点鼓动的作用”⑦。同时，选家也注意到该诗艺术上的特点，给予了情感真挚、形式优美的客观评价。可以说，出版于临近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文学作品选读》，是较早运用政治标准评判何其芳诗歌的文学选本，这对1950—1970年代把政治作为评判何其芳诗歌优劣的主要标准的做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1950—1970年代的选本里，何其芳共有13首诗歌被选用，其中，属于后期作品的有12首，前期只有1首，即《预言》，而且出现在1978年。在此阶段，何其芳入选最多的诗歌是《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选家把目光都集中在何其芳的后期诗歌上，致使其前期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被“冷落”的状态，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再次回到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时代语境和文艺政策的变化有关。1950年代，中国新诗进入了特殊时期，它既是文化调整政策的对象，又承担了在其调整中歌唱与礼赞新时代的使命，使得新诗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格外亲密。此时，新诗的每一步发展，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政治痕迹，而过分强调社会功能和意识形态，必然带来对诗歌艺术规律的盲视。这种倾向也自然影响到选家对诗人作品的选取和评价。因此，政治理想便成为选家遴选作品的主要标准，其所选的作品既要符合政治要求，又要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

首先，选家所选择的对象是要经过思想改造以符合政治规范的进步诗人，其诗作也要体现这种转变的进步意识。随着政治化倾向的增强，诗人必然要对过去的作品进行删改，以符合时代的要求。何其芳前期诗歌作为表现落后思想的作品而受到批判，何其芳为了“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对《夜歌》的初版进行了删改，“尽量去掉这个集子里面原有的那些消极的不健康的成分”⑧。所谓不健康的成分，是指何其芳在旧日的生活与教育中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在思想改造中表现出的矛盾与困惑，如在《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什么东西能够永存》等诗歌里所传达的情绪。在当时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这些表现不健康情绪的作品被视为作家改造得不彻底的证明而受到批判。政治决定他必须调整个人诗学，对过去的作品进行否定与修改。endprint

其次，选家遴选作品时突出政治意识也表现在对诗歌题材、主题的选取上。《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成为何其芳在此阶段入选选本最多的诗作，是因为这三首诗符合1950—1970年代诗选的题材、主题标准，即颂歌。新时代的到来，要求文学写作表现与歌颂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诗也不例外。《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颂歌的代表而被经常提及，诗歌传达出昂扬的政治热情，虽不乏真挚与赤诚，但个人化的情感经验淹没在政治术语里。除了对政治事件的直接歌颂与参与，政治意识对新诗题材、主题的影响也体现在对日常社会生活的表现和面对新生活的乐观态度上。“在当时，为理想而献身的青春热情，被引导为社会生活的主调，它极大地影响着公众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新诗很容易获得一种历史上少有的欢乐情绪。”⑨ 虽然，《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写于延安时期，但何其芳在创作时“所想象的生活是包括了未来的生活的”⑩，诗歌表现了对生活的梦想和渴望，对未来光明的呼唤，诗人在诗歌里所传达出的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与当时的时代语境相契合，有助于激发广大青年建设祖国的热情，这也是选家出于政治原因所进行的主动选择。

再次，在当代诗歌秩序的确立中，对诗歌“经典”的选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要求按照当时对新诗所作出的历史评价进行区分和选择。作为1950年代以后第一部中国新诗选集，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对诗人诗作的选定和编排上，显示出对新诗各种艺术派别做出等级排列，有重新划定“经典”的意图。臧克家以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和艺术方法来区分作家和作品，对来自解放区的诗人作为革命传统的代表，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于像何其芳这样后来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接受思想改造的诗人，臧克家看重的是其后期诗歌中表现的革命觉悟和思想倾向。《中国新诗选（1919—1949）》选定了何其芳4首诗，即《一个泥水匠的故事》《黎明》《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其中《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只出现在1950—1970年代的诗歌选本里，其他时期都没有选入。该诗描写一个叫王补贵的普通百姓在妻儿和家园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后走上革命反抗道路，并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何其芳以强烈的爱憎感情，愤怒地揭露了敌人暴行，表达了对英雄的崇敬与歌颂。这首诗“不是在讲说一个故事，而是在歌唱一个故事”，诗中反复渲染了强烈的阶级情感，呼应了当时主流的诗歌观念，“体现的是强调政治、生活行动与诗、艺术统一的左翼激进美学”。因此，《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的入选，便可以显示出选家自觉靠近革命的进步倾向。

最后，虽然选家将政治思想作为遴选作品的主要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形式就被彻底抛弃，一些选家在坚持突出作品思想主题的前提下，还能够兼顾艺术审美，使读者对诗人诗作能够获得全面的认知。吴奔星编选《文学作品研究》（东方书店1954年）时，在“诗歌研究”部分选析了《生活是多么广阔》，着重突出了诗中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容，并把诗歌所指涉的现实意义上升到阶级理想的层面，认为：“不管作家也好，一般人也好，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青、少年的希望、理想甚至梦想，各式各样，只要是从实际出发的，只要是和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适合的，都会在生活的海洋里找到实现它的最大的可能性。” 这种对“广阔生活”的理解明显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由此引申解读出“狭隘与保守”“个体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等诸多时代主题。此外，选家在强调该诗的思想性的同时，反对人们对诗歌进行概念式图解，认为《生活是多么广阔》对主题的表达具有具体性和暗示性，这也增加了该诗的精神内涵，拓展了审美艺术空间。在诗形上，选家注意到该诗吸取了自由体诗与格律体诗的特长，诗行排列整齐，语言朴素、凝练，音调和谐，也正是由于在内容和形式上皆具特色，才使得这首诗具有吸引众多读者的魅力。

到了1980年代，何其芳前期诗歌进入选本的数量超过了后期。在选入的30首诗作里，前期19首，后期11首，其中入选最多的作品是《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预言》，此时《预言》开始吸引广大选家关注的目光。

《生活是多么广阔》仍是何其芳在此阶段进入诗歌选本最多的诗作，究其原因，也与1980年代的时代语境有关。相对于“十七年”时期，1980年代的文学环境不再受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左”的束缚，诗歌已从宣传工具的尴尬境地逐步解放出来，诗歌创作、批评中艺术思维和审美立场开始回归，甚至出现了大胆的探索性、创新性的创作实践，为新诗发展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但是，198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还相当密切。当时强调文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现代化建设成为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四个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也符合文学现代化和现代性建构的要求。因而，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种景象，即文学意识和作品主题的表达与国家意识在现代化这一主题下高度吻合。尽管《生活是多么广阔》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何其芳在诗中所用的“生活”一词特指的是在革命思想涵盖下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活，但在选家和广大读者看来，诗人不仅描绘了生活广阔的外部世界，“更重要的是揭示人的心灵，揭示作为人应当如何去观察、体验、拥抱客观世界”。因此，诗歌所表现出的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去实现理想和价值的时代风貌，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迎接现代化建设浪潮的精神相契合，政治语境为该诗创造出适宜的传播接受通道。

《预言》在1980年代开始集中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高校教材选入《预言》的频次要多于普通选本，这是出于文学史的教学考虑。最早选入《预言》的可能是1978年安徽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和197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等主编的《新诗选》，尤其后一个选本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较大，对之后高校选本的编选产生了一定影响。《预言》作为何其芳前期诗歌的代表作而入选，它集中体现出诗人前期深受“艺术至上”的美学观的影响，对细腻情感丝丝入扣的描绘，创造了一个完整、和谐的意境，充满着静谧、优雅的氛围。与诗的内容相适应，韵律严格，音节和谐，细腻缠绵而又低回婉转的情调，形成了清新柔婉、深邃幽远的风格，凸显了何其芳的早期诗风。从此，《预言》逐渐确立了在何其芳前期作品中的代表性地位。其次，1985年前后，现代意识开始苏醒，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文学是1980年代较为引人关注的文艺现象，如蓝棣之编选的《现代派诗选》，全面梳理展示1930年代現代派诗歌的创作风貌，选何其芳《预言》等16首诗作，肯定了何其芳前期诗歌的艺术探索和创作个性。蓝棣之在“前言”里对何其芳的诗歌作出“妩媚多姿、绮丽柔和”的评价，但仍然认为比起《预言》，“《夜歌》显然跨前一大步。诗的现实内容增多了，个人内心情怀的抒写与现实生活的面影有了结合”。所以，在1980年代的文学语境里，《预言》的传播广度没能够超越《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但已经显露出良好的发展势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