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王伟

尊敬的南帆老师：

您好！

《文艺争鸣》第6期刊发了杜书瀛先生的一篇文章——《文学可以定义吗，如何定义——兼论南帆、陶东风文学理论教材的功过是非》，不知您有否看到？杜先生对两部教材的反本质主义功绩赞誉有加，也批评您和陶东风教授追随乔纳森·卡勒，在界定文学时有主观随意的毛病。我的印象中，您在否认一成不变本质、提倡关系主义的同时，多次指出过这并非放弃了任何确定性。譬如，您在《文学的意义生产与接受：六个问题》一文中就强调：“许多关系十分稳定，甚至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绝大多数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许多时候，历史本身就提供巩固、保存现有关系的机制。”（见《东南学术》2010年第6期）但您的观点仍然让包括杜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产生误解，我觉得您还是有必要回应一下。

杜先生是我十分崇敬的前辈学者，他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我走进文艺学大门的启蒙教材之一。但我不是太赞同他对卡勒们的解读。卡勒说“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它是文学的任何产品”，伊格尔顿则说“研究者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一种建构”。杜先生由此推论，卡勒们说的只是“小写的人”的建构，而不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大写的人”的建构，因此有浓厚的主观任意性。让人疑惑的是，卡勒们在界定文学时，不论诉诸具体的社会语境，还是诉诸社会集团、文学机构，都明显对个体形成了多重限制，又怎么会引发“小写的人”随时而任意地建构呢？个体当然有建构文学的权利与能力，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胡作非为。譬如，就算某个人心血来潮，想要否定李白的诗歌是文学的话，那也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常常为人担忧的绝对相对主义不啻一个稻草人。再一点，杜先生认为文学是一种建构，虽然反对本质主义，但给人的感觉其实并不彻底。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所说的“大写的人”有些脱离历史，趋于本质化。其二，他所能承认的变化或建构，都只是文学的“末”；还有一个“本”不是建构的，它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永葆青春。也正是依靠这一点，文学才能展示其独特性，与其他话语形式区分开来。

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文学理论充斥着本质主义，而现在它让人避之不及。值得注意的是，知与行之间经常并不吻合。根据我近年来的不完全观察，在反本质主义大潮的冲击下，本质主义式的一些僵化做法确实被丢弃。然而，不少学者往往是朝前走了一段路，或近或远，又在不自觉中转过身来，重回旧路。譬如，较为流行的是宣称文学有多种本质，它们组成了一个系统，可以一网打尽所有的文学。他们并未真正弄清楚，更谈不上真正接受反本质主义、关系主义的思想内涵。我常常想：研究者为什么对一成不变的东西情有独钟？这种执着的情结究竟又来自哪里？这似乎不是中国古人的作风。它是不是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影响，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影响有更密切的联系？

期待着您的赐教，敬颂夏安。

您的学生：王伟

2016年7月12日夜

王伟：

你好！

邮件收到。由于你的推荐，我及时读到了杜书瀛先生的论文《文学可以定义吗，如何定义》。杜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他的褒扬是我的荣幸；相同的理由，我也不能对他的种种异议置若罔闻。杜先生的论文同时表示，一批理论同仁持有相似的质疑，这敦促我必须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论点。略为遗憾的是，杜先生似乎未曾读到我阐述“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的另一批论文，例如《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多维的关系》《理论的半径与审美》，等等（见《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6期，《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否则，双方的理论对话可以更为深入一些。事实上，这一批论文业已提前回应了杜先生提出的许多不同见解。

文学可以定义吗？这是杜先生的论述围绕的轴心问题。世界范围内，我们可以接收到五花八门的理论答复。我的观点是：无法断言——或者无所谓——何为亘古不变的文学；我所了解的仅仅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文学定义试图表述某种亘古不变的文学性质之际，亦即本质主义张开罗网之时。确如杜先生所言，我不赞成“本质主义”。当然，必须对“本质”以及“本质主义”做出相对清晰的认定。我在《多维的关系》之中如此表述：

通常认为，“本质”描述的是事物的实质性规定，即“是其所是”。这个概念是与绝对、终极、唯一联系在一起的——“相对”或者“多元”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本质”的无限期待。本质必然是清晰的，纯粹的，永恒的，当然也是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本质决定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差异。“本质主义”可以简单地形容为不懈的本质追问。许多人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形容为这种思想姿态的源头，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确是“本质主义”的后盾。

可能为文学的定义提供某种“独一无二”的本质作为依据吗？我们可以发现种种理论尝试。形象思维、想象、审美、人性、典型、无意识以及拥有某种特征的语言无不充当过“本质”的候选对象。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尝试赢得了公认的成功。历史不断地造就例外。过往的文学无法限制未来的文学。从苏东坡、曹雪芹、鲁迅到福楼拜、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许多天才作家都有资格获得一句赞叹：原来可以这么写！相对于他们卓尔不凡的文学才能，“文学是……”的命题始终面临破产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要因为无法完成乏味的文学定义而怨天尤人吧，这些天才作家制造的惊喜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巨大馈赠。

我愿意提前声明，我没有兴趣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争辩。这些观点一方面坚定地重申文学存在本质，另一方面又心虚地打开一扇后门——作者往往慷慨地声称文学拥有五种或者八种本质。他们没有信心将繁杂的文学塞入一个固定的、单纯的本质，因此，放宽何谓“本质”的规定成为通用的解救措施。这种理论妥协不仅放弃了“本质主义”的尖锐性，使之丧失了为之辩护或者遭受批驳的价值，而且，另一些令人头痛的问题必将出其不意地从逻辑栅栏的缺口疾速涌入：为什么不是三种或者十二种本质？或者，二十种如何？是否可能出现一百种文学的本质——当然，一百种本质制定的一百种文学定义已经毫无意义。

在我看来，“历史”是摆脱这种理论纠缠的关键概念。魏晋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或者，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进入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认定何为文学并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如今。大部分人并不会混淆一张请假条、一份法律文书、一本计算机使用手册与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一个古今通用的文学定义，丝毫不影响每一个时期的社会成员享用他们所认定的文学。

我相信杜先生并不反对历史的分析，杜先生论文之中描述的“客观历史实践”和“建构”无疑认可了历史的运动性质。可是，他和一批理论同仁始终不愿意为“文学定义”或者“文学本体”烙上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时间与空间标记。许多人无形地觉得，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太琐碎了，他们的理论概括往往膨胀为“本质主义”的宏图大志——致力于追求一个普遍的、超历史的文学定义。本质没有历史。或者说，始终如一的本质不受历史的干扰。所以，开始某些具体论述的时候，杜先生常常抛开了所谓的“历史”。例如，杜先生批评乔纳森·卡勒的时候坦然地引用了一段“常识”：“一个有正常意识和中等学识的人在图书大厦，他不会把《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简·爱》《三国演义》《红楼梦》……与《几何原理》《时间简史》《天演论》等归于一类，也不会认为《资本论》是一部小说。什么是文学作品，什么是科学作品，什么是经济学作品，什么是历史作品，什么是心理分析……他大体是分得清楚的。”我猜想，如果杜先生恢复了“历史感”，或许不会如此理直气壮。上述常识绝非天经地义，形成这些常识的时间大约不会超过一千年。假如先秦诸子读到这一段“常识”，他们只能目瞪口呆，不知所云。

你在邮件之中提到，或许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影响了本质主义的思考。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几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不仅带来了丰裕的物质财富，而且，自然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同时成为楷模。科学家的观念之中，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观念如此稳固，以至于许多人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另一些特征。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必须详细一些：社会的种种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至少在某些时候，这些规律可能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一句西谚说，凯撒大帝权力再大也改不了一个字。如果一个人偏执地将“水”字视为“火”，那么，这种乖张只能以他被排除在交流系统之外而告终；然而，如果社会公众通过决议给予修改，那么，“水”字即可认定为“火”——某种既定的文字解读规律被改变了。事实上，法律的修正即是如此。大部分社会成员认为某一法律条款无法适应现实的时候，立法机构即会启动修正机制。当然，立法机构通常遵循一套严格的程序收集公众意见，反复磋商和辩论，召集一定数量的公众代表投票表决，如此等等。因此，这时法律修正案并非传达“个人”的意愿，而是“大写的人”——杜先生的论文使用了这个概念。

但是，我和你一样诧异的是，杜先生为什么断定乔纳森-卡勒和特里·伊格尔顿只能代表“小写的人”从事不那么负责任的文学“建构”？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从不认为“个人”仅仅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相反，伊格尔顿始终热衷于分析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文化机制如何对貌似个人主张的观点产生隐蔽的控制。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20世纪蜂拥而至的文学批评学派表面上源于众多理论家特殊的思想观念，事实上仍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这些思想观念的播种和成熟从未真正离开社会历史。当然，各种文学观念的竞争不可能如同法律修正那么有序，遴选机制通常隐藏于学术同行的反复论辩以及某种观念的逐渐接受或者放弃背后。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任意断定，“研究者”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学术观点只能代表“小写的人”。

顺便说一句，我对于杜先生论文之中的某些修辞风格还不太适应。杜先生认为卡勒有“浓浓的‘后学腔调”，并且认为我——当然也包括陶东风风——“跟在卡勒们屁股后头”，对于他们的“歪理”“言听计从，百般信赖”，如此等等。我从未想过自己是不是卡勒的追随者。我仅仅读过几本卡勒的著作，涉猎的伊格尔顿著作略多一些。我的论文、著作的确引用了他们的观点。我的引文仅仅负责：第一，这个理论家的确表述过这个观点；第二，这个观点可以作为我的某种佐证。引用有误或者佐证不当，纠正或者辩驳理所当然。我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必须事先承认卡勒们肯定是“歪理”？“后”学只能视为一场思想闹剧吗？似乎没有必要依赖这种词句壮大声势。我的记忆之中，这种修辞风格曾经不同程度地伤害过一些学术前辈，可是，这种语言惯性已经顽强地沉淀下来了。

事实上，带给我思想启迪的远远不止卡勒们。你知道，我在业余时间喜欢下几盘围棋。与军棋或者象棋相异，围棋的每一个棋子“众生平等”。一个棋子可以在棋局之中承担何种作用？棋子的等级、战斗力以及产生的功能不存在事先的“本质”规定。周边的棋局演变可能使这个棋子转变为好棋、坏棋或者乃至废棋。“本质”赐予的定义标签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之所以举出围棋为例，因为这个游戏源于中国，而且“前现代”。

卡勒们真的对于所有的文学定义嗤之以鼻吗？我的态度不至于如此激烈——我只是对于这一项工作评价不高罢了。在我看来，文学定义之于文学类似于字典之于某种语言。背诵字典无法精通某种语言，重要的是进入语境之后的互动。恪守字典的规定而无视语境的修正，让人想到的是刻舟求剑的典故。相对地说，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规范远比字典之于语言解读的约束微弱。无论是诗、词、曲、小说还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演变的活跃程度都是语言所无法比拟的。我更愿意关注的主题是，文学如何与历史积极互动？

放弃“本质主义”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恐惧即是，我们还怎么认识世界？文学、哲学、经济学、动物、植物、火车、轮船……没有无数的定义作为路标，我们即将陷入一片可怕的混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我不止一次说过，没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本质”不等于每一秒都在变化，一眨眼这个世界就面目全非。事实上，社会历史同时提供了稳定各种既定秩序的强大能量。绝大多数时候，我们身边的传统、成规与惯例压倒性地超过了变化的数量。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神经，文学有义务在第一时间察觉历史内部的异动，并且创造性地构造再现的文学形式。必须承认，这是我反感“本质主义”保守性的一个附加原因。

我相信杜先生的论文之中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这一封邮件已经够长了。再谈。

南帆

7月16日

王伟：

你好！

这一封邮件我想集中地谈一谈“审美”。绕过这个概念谈论文学犹如绕过消费谈论经济一样。当然，杜书瀛先生的论文《文学可以定义吗，如何定义》仍然是这个话题的引子。

尽管存在一些干扰的杂音，但是，杜先生不为所动，他仍然以“一家之言”的名义坚定地发布自己的文学定义，“审美”在他的定义之中举足轻重：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基本媒介而进行的人类审美情志之创造、传达和接受。

其关键词为：语言文字审美情志创造、传达、接受。

作为现今这个历史阶段文学构成元素的描述，我赞同杜先生的表述。当然，如果不是制定一个周全的定义，而是聚焦于文学独一无二的特征，“审美”显然最为重要。对于一本科学著作——例如霍金的《时间简史》——说来，“语言文字”“创造”“传达”“接受”这些关键词同样适用。

我的后续问题仍然是：审美是否亘古不变的文学“本质”？

如果接受进化学说——如果相信人类是由某种动物进化而来的，那么，以下判断的选择无法回避：第一，“审美”与生俱来并且始终如一；第二，“审美”形成于某一个历史阶段，并且在川流不息的历史环境之中持续地演变。

“本质主义”显然拥戴第一种主张。

我当然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说文解字》日：美，甘也，从羊从大。一些学者认为，这证明了“美感”是从吞食肥羊的口腹快感之中转化出来的。尽管如此解释的精确程度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这种考察力图进入历史谱系。历史还表明，人类的“美感”日复一日地精微、细腻、复杂。如果说原始先民只能陶醉于粗犷的歌舞和神话，那么如今我们可以津津有味地品鉴李杜诗篇或者《红楼梦》。总之，审美始终接受社会历史的塑造，尽管文学传统保存的审美经验构成了每一次塑造的起始基础。

不同的文化区域可能造就种种审美差异，这是社会历史塑造审美的另一种形式。质朴的山民与优雅的知识分子具有远为不同的服装趣味，非洲黑人心目中的美人可能无法得到欧洲白人的认可，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文化区域同时存在相当多的审美共识。但是，这种状况与其说来自所谓的“本质”，不如说来自文化沟通和彼此相似的历史经验。

杜先生这篇论文未曾在文学定义发布之后继续这些讨论，所以，我不清楚他是否卷入这些理论分歧：如何认识“审美”“本质”与文学定义之间的联系？

南帆

7月17日

南帆老师：

您好！旅途中收到您的回信，读来备感亲切。的确如您所言，在杜书瀛先生的论文之中，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接下来，我打算先补充两点杜先生对卡勒的误判，然后，结合他的文学定义回应您谈到的“审美”问题。

卡勒认为，“文学是什么”并非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原因有二：其一，理论本身融合了多种思想，因此，理论家不必劳神去分辩自己解读的文本究竟是否文学。其二，非文学作品中也有“文学性”。杜先生由此推论，卡勒取消了专门研究文学作品的必要性。然而，如果回到上下文，不难发现，杜先生并未把卡勒的意思说全。因为卡勒试图用第一个原因来说明文学与非文学可以同时研读，方法也相似。他接着还指出：“这倒不是说各种文本都差不多。”卡勒觉得，非文学作品中也有“文学性”这一点一方面“使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变得越发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的概念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因而也就需要讲一讲”。因此，果如杜先生所言，卡勒或许就没必要写出《文学理论》这本书吧。

卡勒坦言，很难找到文学作品共有的一些根本特点，何谓文学应该交由文化来裁决，并以“什么是杂草”为例来说明。杜先生据此断定，在卡勒眼里，既然“很难为文学下定义，以往种种文学定义都是瞎掰”。我们知道，卡勒所言的定义之难，是指难以拿出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这并不意味着卡勒全盘否定此前所有界定文学的努力，因为他接着就举例介绍了理论家关于文学本质所做的五点论述，并提醒人们不能将其绝对化：“对每一点论述，你都可以从一种视角开始，但最终还要为另一种视角留出余地。”

卡勒奚落寻找“杂草”本质的做法是白费力气，并劝说“你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不知道杜先生在出示自己的文学定义前，是否注意到这一节。杜先生认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基本媒介而进行的人类审美情志之创造、传达与接受。其中，审美是文学之魂，是文学的核心，是文学的酵母。如此推崇审美来界定文学，或者，如其他学者那样奉审美为文学的本体性质，以为穿越时空的经典是其载体，如此等等，其实是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较有代表性的观念。我觉得，这些虽名异而实同，都易于堕入本质主义的泥沼。换句话说，在反本质主义的持续攻击下，审美是一批学者固守的最后堡垒。

审美究竟是不是不变的文学本质？一个便捷的验证方法即是诉诸生生不息的文艺史，看一看古今中外的文艺观是否把审美奉为神圣不移的准则。至少，在《论语》的年代，“善”的地位高于“美”，这种思想深刻形塑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样貌。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认定何谓文学时，城邦的利益远远胜于审美。卡勒《文学理论》中也说，大英帝国殖民地中，文学被视为一种说教课程。现今，并非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有审美的志向，弃审美于不顾的艺术也层出不穷。总之，以上活泼泼的“实然”一再证明，审美本质论力图从逻辑上来锚定文学，是理论家心目中的“应然”。不过，它有意无意地抽空了历史。

另外，启用“审美”一词时，还应注意不能把它同质化，需要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意识到它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语。您认为，“审美”形成于某一个历史阶段，并且在川流不息的历史环境之中持续地演变。我对此十分赞同。我还想引用您在《理论的半径与审美》一文中说过的另一句话，以期与审美本质论者共勉：“历史事实证明，政治观念、意识形态话语或者经济、科学技术对于审美领域的修正、改造、瓦解、重建从来就没有消失；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并未破坏审美领域的相对独立。”

最后，感谢您在百忙中赐教。福州近来一直高温，恭祝夏安。

您的学生：王伟

7月18日于张家口

南帆老师：

您好！

上封信谈及杜书瀛先生定义文学时，赋予审美以核心的地位。我猜想，假若杜先生读到刘锋杰先生的相关论述，很可能会将其引为知音。刘先生同样有保留地赞同您的“关系主义”。在《1950年代：“本质一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见《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一文中，他认为文学的多重性质不是等质的，并批评您在强调多重关系时，未能肯定审美的决定作用，结果打压了文学的审美性。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对您而言，不单文学的多维关系所起的作用个个有别，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不会预设审美的决定作用。我清楚地记得，您在《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中曾说过，文学周边的每一重关系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修正文学的性质。换言之，不同关系的能量可能“或多或少”地抵达文学，所以，各种关系所起的作用肯定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关键在于，您是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视角去定位文学，是在共时结构中不同话语系统的相互角力中确认文学。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话语类型都有可能成为主导。至于审美最后究竟能否胜出，需要仰赖诸多关系项之间的博弈。如若抛开历史语境，人为地予以拔高或降低，恐怕都算不上是对审美的真正尊重吧。

在我看来，博弈是您文艺理论思想的核心语汇之一。这种理论取向甚至可以追溯至1984年您读研究生时所写的一篇文章——《艺术分析中多重关系的考察》。在您此后的研究中，这种学术兴趣得到了更为充实的延续，汇聚成一系列著作：《冲突的文学=》（1992）《文学的维度》（1997）《隐蔽的成规》（1999）、《双重视域》（2001）、《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后革命的转移》（2005）、《关系与结构》（2009）、《无名的能量》（2012）、《表述与意义生产》（2014）等。在阅读这批著作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您反对本质主义的文学观，提倡关系的博弈，一方面固然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启示，但另一方面，更多的还是来自对宏大理论与鲜活历史之间龃龉的敏锐洞察、及时介入。

与本质主义的稳定、一劳永逸相比，博弈显然是动态、连续不绝的。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它引发一些学者焦虑与误解的根源。我想，一旦明白何以需要博弈、怎样博弈，那么，焦虑与误解自然会渐渐消除。众所周知，历史.总在不断变化，或大或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博弈即是回应这种社会历史变迁的一种形式，包括审美在内的多种话语形式，在话语光谱上处于何种方位，完全是相互博弈的结果。博弈必然是在特定的结构或语境中展开，而结构或语境具有继承性，不可能转瞬即变，这也决定了博弈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正因主张博弈而非某个无关历史的本质，您长期沉浸在中国问题与中国体验之中，锲而不舍地追问审美的意义，进而在经济、政治、娱乐等话语繁盛的时代，捍卫文学赖以存在的合理性。

我没太想明白的是：对关系主义而言，结构与语境两者是否可以相互等同？语境是否有小大之分、层级之别？否则，何以我们可以和古人一道吟唱“床前明月光”，却对如今充斥身边的网络段子心有不屑？而另一些人又对段子津津乐道？男男女女所处的语境应该也是复杂多样的。

期待着您的指教。以上如有把握不到或理解不周之处，也请您指正。

敬颂

师祺！

您的学生：王伟

7月19日于张家口

王伟：

你好！

十八日、十九日的两封邮件俱已收到。十九日这一封邮件涉及一些相对复杂的理论内容。虽然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杜书瀛先生论文的范围，但是，我还是十分乐意和你交换看法。

我对于这些理论内容保持了相当的兴趣，若干的论文和著作曾经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涉猎这些内容。当然，这里仅仅简述一些思想的节点而不可能纵横铺陈。我还要说明的是，这些观点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年逐渐形成的思想积累。

一、关系主义。这是一种异于“本质主义”的理论预设。关系主义的工作方式并非追溯文学话语的某种神秘本质。我所想象的文化蓝图之中，一个社会拥有相对稳定的话语光谱。众多独立的话语系统分别在相互比较、相互衡量之中显现各自的特征。“他者”是“自我”认识的坐标。关系主义的论证方式是：相对于史学话语、哲学话语、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话语，文学话语拥有如此特征。种种交叉比较构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络——这是关系主义之称的由来。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对于这种认知程序并不陌生。我们之所以认定一件家具为椅子，并非孜孜不倦地在质料或者结构背后挖掘某种“本质”，而是相对于屋子里的另一些家具形成鉴别，例如桌子、柜子、床铺等。撤换认识背景之中交叉比较的关系网络，既定的判断可能立即失效。可以设想一下，一张漂浮在太空的太师椅还能算椅子吗？

文学话语、哲学话语一之所以使用“话语”这个词，力图表明的是，各种语言类型来自社会历史的文化“建构”而非天然构造。

二、现今的语境之中，文学话语的首要特征是“审美”。不可否认，文学内部存在各种驳杂的信息。文学的解读可能拟定种种“非审美”视角，例如社会历史的批评以及“文化研究”。我曾经指出：“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即是，援引各个学科的理论模式尝试阐释文学。社会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积极介入文学和艺术的阐释。理论可以兴之所至地设置自己的题目，例如研究十八世纪欧洲文学之中的瓷器与纺织物，或者描述晚清小说之中的机器意象，还可以专题考察武侠小说出现的各种奇特兵器。各种分析对象脱离了文本的叙述逻辑，这些题目必然远远甩下了审美而仅仅保持某种理论自洽。”（见《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文学评论》2015年6期）

我对于文化研究始终敬重有加。文化研究擅长解剖意识形态的迷惑伎俩，犀利的分析乃至奇思妙想的智慧常常令人击节。文化研究证明，文学充当了如此之多思想的催生婆，这显然是一种光荣而不是耻辱。尽管如此，这一切并不能置换审美的意义。如今是一个理论的时代。无数学说纷纷以理论的形式覆盖这个时代，竞相标榜自己的话语权。恰恰在这时，审美显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野。

三、康德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某些场合暂时将他放进“括号”——我们不一定时刻重复关于审美无功利的观点。或者，可否重新考虑一下何谓“功利”？面包、钢铁、夺取政权的斗争或者展示历史蓝图之外，一阵无名的内心波澜是否也可以算一种“有用”？

审美显示为一种分辨率很高的小视野。文学再现一个眼神，一条皱纹，一个心不在焉的呵欠，晚餐上一道菜看的味道……没有哪一个其他学科愿意处理如此琐碎的细节。当然，小不等于不重要，没有人认为研究宇宙学必定比研究分子结构伟大。有一本名著的书名就叫“小的是美好的”。文学并非仅仅提供宏大叙事的填充物——并非仅仅作为被动的例证。首先，审美视野使文学之中的个人成为价值单位。文学的详尽描写表明，个人的言行、内心、性格具有不可化约的意义。“审美具有明显的‘个人气息：感官，身体，私密的，甚至放纵的。论证审美是一种独立的评判，亦即包含了个人权利的申张。”（见《挑战与博弈：文化研究、阐释、审美》，《文学评论》2015年6期）相当多的场合，审美的小视野成为各种宏大叙事的证明；某些特殊时刻，审美视野也可能成为颠覆后者的信号。审美的激进意味的表现之一是，向理性霸权主义索回必要的空间。

四、无论崇拜康德与否，我们迟早要遇到一个问题：是不是存在一份火车时刻表一般精确的审美指南？否则，为什么分散在各个生活角落的人竟然对于众多文学作品产生如此一致的观点？李白或者苏东坡是一流诗人而韦应物、秦观略逊一筹，《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而《镜花缘》仅仅是二三流作品，等等。

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路径是“本质主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决定“此心”与“此理”的是美的“本质”。尽管迟迟未能议定哪一个概念担任公认的“本质”，不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概念赫然现身的那一天，一切将迎刃而解。

另一种解释路径是回到历史——进入“历史语境”。历史语境是人们相互理解的保证。“开窗换一换空气”，如果一个机器人在坚硬的火星地表上听到另一个机器人说出这句话，它一定觉得程序出了问题——没有相宜的历史语境。分析历史语境的构造远比搜索某种“本质”复杂。从文学史教程、文学评奖到人们共享的历史经验以及接受的“期待视野”，这些无一不是历史语境的构成元素。

历史语境的边界在哪里？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共同的时间与空间并非令人信赖的边界标记。如你所言，我们可以与古人心有灵犀，同时对身边的文字没有感觉。历史语境的构成元素如何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迄今为止，理论对于这个话题的贡献似乎不是太多。某些时候，天才的作家和理论家可能显示出惊人的洞察力。多数人仍然安详地享用传统的历史语境时，他们突如其来地宣布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例如尼采声称“上帝已死”。当然，这种天启式的命题来自强大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多读几本书之后学究式的卖弄。

五、现在我要提到“博弈”这个词。作为关系主义的一种后续描述，“博弈”一直是我对于众多对象相互关系的想象。尽管如此，我正式使用这个词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情。简单地说，“博弈”一词的使用包含了两重意图：第一，避免审美独断论。为了替审美争到一席之地，作家或者理论家时常将经济学、社会学视为市侩气十足的庸俗之见。他们甚至忘了，自己的相当一部分生活遵循的是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的原则。审美视野成为生存的唯一。事实上，审美视野与另一些话语系统一与经济学视野、社会学视野等——通常处于博弈的状态。各种视野无不力争更大的话语份额，从而将独特的思想压力传递给个人、社会、历史。博弈的想象可以使我们避开独断的陷阱，不论是经济学的独断还是审美的独断。

其次，持续的博弈不再设立一个终极意义的金字塔结构，仿佛只有金字塔顶端的声音裁决一切。我倾向认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情势，每一种话语系统均有资格成为主导：社会学，政治观念，阶级斗争学说，经济，娱乐，还有审美。”（见南帆《理论半径与审美》，《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审美的声音或许响亮或许微弱，但是，不能没有这种声音——我的期待如此而已。

关系主义，审美，功能和意义，历史语境，博弈，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几个问题。尽管每一个问题都值得花费远为充分的篇幅，但是，这份邮件的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先谈这些吧。

祝

一切顺利。

南帆

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