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紫航，任巧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也实施了一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但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大部分耕地保护政策“重约束，轻激励”，且各地区在耕地保护责任与义务分配上不公平，导致各主体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不高，例如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之间就耕地保护责任和义务存在极大不对等，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不仅承担较少的耕地保护责任，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享受着耕地保护区域带来的生态价值。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部分地区展开了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试点工作[1]，例如：成都在市、区层面上构建耕地保护基金制度；佛山市政府从区镇层面上对承担基本农田保护的农户给予奖金补贴；上海市从市、区层面出资建立基本农田保护专项基金，对履行耕地保护义务的主体给予经济补偿。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部分成效，也缓解了耕地保护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其中合理划分补偿方和受偿方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重要前提，也是推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构建的关键环节。

当前，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进行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方面。其中，部分学者从粮食安全视角出发，确定人均粮食消费量和粮食自给率，测算省级层面的人均耕地需求量，并与实际耕地面积比较，进行耕地盈亏区划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