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敦煌的寺院经济文书中可以发现很多涉及织物的记载，在境内外也都收藏有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各类风格的织锦，其中一些明显不同于汉地织锦且带有强烈的异域情调，从纹样的特征可以看到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和各国文化因子的传播与互动。

关键词：敦煌;异域织锦;产地;技术互动;文化传播

引言

敦煌发现异域织锦中有一类在中国西北地区，诸如新疆、青海等地的墓葬中均有发现。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些织物被当作中亚粟特系统织锦。不过，这类织锦是贸易带来的舶入品，还是粟特织工入华后带来新技术在汉地的仿制品？这类织锦受不同民族和文明传播的影响，其精美图案的背后需要对其风格加以解读。它们生产自何地，出自何人之手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结合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书及实物进行考察并结合文献加以考证。

一、丝路贸易中的粟特织锦

地处中亚的粟特地区，其文明的黄金时期1（7世纪-8世纪）也是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该时期制作精良的粟特织锦和金银器成为丝绸之路各国人们广受欢迎的贸易品且引来追仿。随着大批经商的粟特人进入中国（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周围或城市中间，形成一连串的粟特聚落或聚居区，以“萨宝府”2进行管理，同时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正如姜伯勤教授所强调的，粟特人实际上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3。其中，造型风格独特、织造技术精美的粟特织锦作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一段时间应该是作为舶入品由西至东进入中国境内，此外，还包括具有异域特色工艺和纹样风格的西亚波斯锦。外来织锦流入中原，被中国织工模仿，对中国织锦产生极大影响。约在7世纪中叶，丝绸之路出土了大量斜纹纬锦，代替了初唐流行的斜纹经锦，是一种采用纬线的表里换层来显花，这两种纬锦被称作唐代纬锦，不过，在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唐代纬锦既有中原织造的，也有中亚、西亚织造的4从工艺和纹样风格可以对其进行区分5。

苏联学者A.A.叶鲁莎里姆斯卡娅于1972年发表了《论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的形成》6，将粟特丝织工艺进化做了详细的划分，对其不同时期风格的判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不过，在讨论中国西北地区墓葬出土和日本奈良收藏的粟特风格的织锦时，康马泰认为这些织锦可能是移居西域绿洲的粟特移民部落所做，肯定不是来自粟特本土7，其主要依据是他在文章中所讲到的阿拉伯人侵占粟特地区时，设置了壁垒阻碍了粟特往东的丝绸贸易。如此看来，在阿拉伯占领中亚、粟特城邦全面伊斯兰化之前，作为贸易品的粟特锦应该还在不断的进入中国，并伴随着粟特移民织工的来华，斜纹纬锦的织造方式也进入到中国西北地区并影响到中心生产区域。

二、粟特织锦东传与唐代扬州地区的丝织贡品

（一）汉地纺织中心的南移

粟特织锦通过粟特商人的东来贩易向他们的商业经营中转站或更远的地方传播，除了中国西域，蜀地甚至更遥远的江淮地区也有粟特商人的生活、居住、经商的引证8。唐代的黄河下游地区、巴蜀地区、江淮地区都是重要的纺织生产中心9，不过，这一格局在安史之乱后，原来处于主要生产区域的黄河下游地区主导地位有所动摇，在盛唐及中唐时，东南地区的纺织业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江南东道的越州，成为在贞元之后进贡丝织品的最多的地方。而东南地区的扬州在盛唐时代是商胡集中的地方，这些商胡当中有波斯胡、有粟特胡、可能还有大食胡，这些商胡来扬州的路线之一可以从《全唐诗》卷二三〇杜甫的《解闷》诗中有所窥见，“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10。与北方的粟特人相比，唐朝时期南方粟特商人的势力远不及波斯商人，尚不存在如北方粟特部落的相关生产活动，他们主要是以贩卖经商为主。

其中，唐代前、后期扬州地区的丝织贡品的种类有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锦等，体现了域外织锦风格或技术的东传以及在当地的生产状况。既然南方尚无与粟特人或中亚系统织锦相关的生产部落，那么这些中亚织锦系统的番锦应该就是有官方生产机构督造的，这些织品是否与吐蕃有关，又是否与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有关呢？

（二）织造技术传播

从技术传播来看，隋唐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广泛地吸收借鉴西北地区和中亚、西亚的工艺，有了许多突变性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斜纹纬锦技术，也就是说中亚的生产技术在唐代已经传播到中原的生产基地，这点从7世纪中叶（相当于贞观后期）大量出现于新疆、敦煌、青海地区的异域风情的织物中可证实。再有，于公元六世纪起传入中国的波斯锦，后来由中国织工开始仿制，为当时中原地区皇家工厂主持引进生产这类织锦的何稠，因何姓为昭武九姓之一，因而有学者认为何稠可能为入华粟特人后裔，其祖籍系中亞地区11，换言之，至少在官营的生产机构里，是有可能生产这类中亚织锦的。唐代的官营纺织生产机构及工匠较之前进一步增多，仅少府监管辖的织染署就常设25个作坊（除冠冕制作），其中，织纴之作有十12，生产着不同类型的织物，如果单是从生产锦、绫两坊中的巧儿人数来看已达365人之多13，若加上一些辅助工，其织染署的总体规模可想而知。可以看出当时官营丝织业充足的劳动力和技艺的传袭。实际上，为了增加对西方的出口或是为了满足居住在中国的外族的需求，中国的织工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仿制带有西方风格特别是联珠纹样的织锦14。到唐代，对中亚系统织锦的仿制类型中，一种是延续北朝斜纹经锦传统的小团窠联珠纹，它们是只模仿图案，不模仿技术;另一种是既模仿图案，又模仿织造技术的大窠或独窠联珠。

（三）江南织造户

还有一种介于官方和民间生产形式的织造户，他们受官府控制从事生产并为官府服役，即进贡织品。实际上，织造户主要是为地方政府官员织造进奉用的丝织品，而这些织造样式也是由官方设计、审核、批准后有织造户加工，至中晚唐，织造户的设置逐渐成熟。从分布区域来看，几乎有纺织品进贡的地方，就会有织造户。东南地区的高档丝织品在唐初已经享有盛名，唐代有不少诗人都对东南地区的丝织品特产交口称赞15，综合唐代资料《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通典》以及《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载的开元贡、天宝贡、元和贡、长庆贡的内容，可以看到在扬州地区，唐前、后期都在进贡番锦类的织品。其中，包括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细）绫16。那么，这类织锦极有可能是唐王朝与吐蕃之间的丝织品赠赐与贸易交流之用，唐朝与吐蕃之间，从太宗、中宗远嫁公主和亲17到吐蕃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都有丝绸的赏赐18。

如此来看，官方督造包括粟特锦、番锦在内的丝绸贡品极可能以赠赐的形式流向吐蕃统治的区域，其中就包括吐蕃占领的沙州（敦煌）地区。它们的原产地前人多考订为波斯、粟特或吐蕃地区，但从上文所述扬州地区的丝织贡品种类情况来推测，番锦类织物流入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继而作为施入品进入敦煌寺院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不能排除这类中亚系统的粟特织锦也可能是在中原地区生产后经皇室赏赐或官家布施为佛事供养所用。

三、吐蕃“番锦”、“丝绵部落”与敦煌寺院的织物施入品

在丝绸之路华戎交会的敦煌，历史上经历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史书和敦煌文书中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生产的织锦称为番锦19，姜伯勤认为，狭义的番锦“未知是否可能指吐蕃锦、吐蕃人喜好的锦或沙州丝绵部落中吐蕃人主持生产供吐蕃人用或用于外销的织锦”，而广义的番锦可以指周边部族制锦，有时也可包括外国锦20。林梅村认为，番锦的产地并非整个吐蕃地区，而是指吐蕃统治下的河西和青海一带，或称“西番”21。从上文提及的扬州地区所上贡的丝织品种类来看，扬州地区也可能生产这类吐蕃人所喜好的番锦，唐王朝与吐蕃通过和亲、遣使等方式赐赠织锦22，吐蕃人使用织锦的相关记载也屡见于史籍中，说明丝织品在吐蕃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至于这种番锦，是否在吐蕃腹地生产，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在吐蕃高原并没有出现关于丝绸织造相关的行业。尽管在《旧唐书》吐蕃（上）列传卷一百九十六中有关于松赞干布曾向唐请蚕种的记载23，不过，在吐蕃墓出土的丝织品中发现，其高级的丝织品锦、绫均为汉地和西方生产，尚未发现有吐蕃的自产品24。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参照吐蕃本身制度，吐蕃统治者将沙州（即敦煌）百姓按职业分成若干个部落，其中就有“丝绵部落”25，这应该是一个生产及供应丝织品的基地。沙州丝绵部落还屡见于敦煌汉藏文书27，如《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丝绵部落百姓阴海清便麦黍契》（P.3491）、《申年（公元804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记》（P.3613）。另有英藏敦煌文献（S.2228）《夫丁修城记录》中记载了由“将头”负责的沙州丝绵部落的各“将”中，有不少来自粟特地区康、安、曹等姓氏的粟特人参与组织丝绵生产和销售26。法藏敦煌文书（P.2162）还提到吐蕃统治下的沙州建有一个蚕坊。日本学者藤枝晃认为丝绵部落与吐蕃丝绸纺织业有关28。根据记载可以推测，在敦煌的丝绵部落中，活跃着许多粟特人，而丝绵部落的这一名称应该与当地丝绵生产有关。林梅村认为，一些粟特人从中亚流亡至吐蕃统治下的西域，在这些粟特移民的帮助下，吐蕃帝国建立了自己的丝绸纺织业29。根据记载可以推测，在敦煌的丝绵部落中，活跃着许多粟特人，而丝绵部落的这一名称应该与当地丝绵生产有关。林梅村认为，一些粟特人从中亚流亡至吐蕃统治下的西域，在这些粟特移民的帮助下，吐蕃帝国建立了自己的丝绸纺织业30。甚至在归义军时期仍有许多著籍的粟特移民长期活跃于沙州31可以说，粟特人帮助发展了当时沙州地区的纺织业，因此在中国西域墓葬及佛教石寺窟中发现粟特风格的织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吐蕃统治时期的西域，敦煌也应该是织造粟特锦的生产基地之一。

结论

粟特人发展了当地的纺织业，织出了精良的粟特织锦，成为其贸易输出中的一张名片。这些产品作为贸易品在粟特城邦全面伊斯兰化之前伴随粟特移民织工来华，也将织造方式帶入到中国西北地区并影响到中心生产区域。其中，唐前、后期扬州地区进贡的粟特类织锦——番锦，极可能以赠赐的形式流向吐蕃统治的区域（包括沙州地区），继而作为施入品进入敦煌寺院，不能排除它们是在中心区域生产后经皇室赏赐或官家布施，同时，在敦煌的丝绵部落中活跃的许多粟特人也是敦煌成为织造粟特锦的生产基地之一。

注释：

[1]粟特专家马尔夏克（Boris Marshak）根据考古资料，认为位于泽拉夫善下游河谷和卡什卡—达里亚河谷的文明遗址都是属于粟特文明，并将粟特文明考证为六个不同的时期：1.石器时代;2.青铜时代;3.波斯帝国征服时期（前550-前330年）;4.希腊化时期;5.汉晋时期（前1世纪-4世纪）;6.黄金时代（7世纪-8世纪）（[意]康马泰著;毛铭译：《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2月，第117—126页）

[2]关于萨宝，可参见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的外来官职的再思考》（《唐研究》4卷）、姜伯勤《萨宝府制度考略》（《华学》3辑）、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1年第3期）、荒川正晴《北朝隋唐における萨宝の性格をめぐって》（《东洋史学》50-51卷）等文章;关于粟特移民聚落可参见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载入马达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聚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2期）等文章。

[3]姜伯勤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0-226页。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文物》1972年第3期，第184页。

[5]赵丰主编：《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6]A.A.叶鲁莎里姆斯卡娅将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进化的特点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阶段，6世纪末7世纪初。在萨珊波斯和唐朝的影响下，创造了模仿基础上的风格。2、中期，7世纪后半到8世纪初。花纹风格中和题材中有地方特色，拜占庭的潮流加强。3、晚期，7、8世纪之交。进一步地方化，拜占庭影响加强，是拜占庭织物输入的结果。（[俄]A.A.叶鲁莎里姆斯卡娅：《论粟特丝织品工艺流派的形成》，载《中亚与伊朗》（国立艾米塔什论文集），列宁格勒：作者出版社，1972年，第5-56页）

[7][意]康马泰著;毛铭译：《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粟特艺术与中国、波斯、印度、拜占庭》，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49页。

[8]详见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载于荣新江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第42-63页。

[9]以唐代为例，其纺织中心生产有三个较明显的重要地区。一是黄河下游地区（以河北、河南两道为主体）;[10]二是四川巴蜀地区（以剑南道和山南道的西部可以划入本区）;三是长江下游地区或称东南地区（包括江南东道的大部）。（赵丰、尚刚、龙博主编：《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北京：开明出版社，2014年，第238页）

[11] 《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517页。

[12]《隋书》卷六八《何稠传》云：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感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隋书》卷六八《何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13]织纴之作有十：布、绢、絁、纱、绫、罗、锦、绮、襇、褐。（《唐六典》卷二二《少府军器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4]“绫锦坊巧儿三百六十五人，内作使绫将八十三人，掖庭绫匠百五十人”。此处提及的就有三个作坊，而事实上更多。（《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5]赵丰、尚刚、龙博主编：《古代物质文化史》（纺织）上，北京：开明出版社，2014年，第296页。

[16]杜甫的“越罗蜀锦金粟尺”;韩偓《意绪》的“口脂易印吴绫薄”;刘禹锡《酬乐天衫酒见寄》的“舞衣偏尚越罗轻”;元稹《赠刘采春》的“谩裹常州透额罗”;白居易《杭州春望》的“红袖织绫夸柿蒂”。

[17]赵丰著：《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18]建唐之初，太宗和亲，此时大概是舅甥之间关系最好的时候，吐蕃见中国丝绸之美，便生仰慕之意，“袭纨绡为华风”。到中宗时，随金城公主出嫁而“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9]陆贽在《赐吐蕃将书》中讲：“所论先许每年与赞普彩绢一万匹段者，本来立约，亦为收京。然于舅甥之情，此乃甚为小事，二国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须，彼当不恡，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无，盖是常理。赞普若须缯帛，朕即随要支分，多少之间，岂拘定限。假使逾于万匹，亦当称彼所求。朕之所重者言诚，所轻者财利，思与率土，同臻太和”。（陆贽：《赐吐蕃将书》，《全唐文》卷四六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0]林梅村著：《西域考古与艺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2、207页。

[21]同注③，第208-209页。

[22]同注19，第213页。

[23]藏文典籍《王统世系明鉴》记载，文成公主出嫁，“唐王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

作为公主的嫁奁。又给——金鞍玉幢，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饰的锦缎垫帔”。（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6页）《新唐书·吐蕃传》有金成公主入藏和亲时“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的记载。（[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81页）《册府元龟》有开元七年六月，吐蕃赞普遣使请和，唐“赐其束帛，用修前好”。（苏晋仁，等《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

[24]《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2页。

[25]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第3-26页。

[26]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1987年第2期，第34-40页。

[27]可参见敦煌文书S.5824、S2228、Ch.73viii[8]、P.T.1086、P.3774、S.5182、S.6965、P.2126等。

[28]《夫丁修城记录》（S.2228）记载：沙州丝绵部落以左右“将”为单位，有将头负责。其中，右三[将]有安弗奴，康通信;右四[将]有康友子;右六[将]有曹保住、康与;右八[将]有安善奴;右十[将]有米屯屯等。（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23页）

[29][日]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J].东方学报（京都31号），1961.

[30]同注16，第211页。

[31]同注19、21，第211页。

[32]如《丙五年九月一日纳磨草人名目》（P.5038）中有：安赤颜、石章友、安員信、史怀位、安瘦儿、安善安、曹保儿、安保定、石集儿、石他悉宾、安再庆、安山住、康再达、康神奴、石流住、曹安三、安员遂等。

作者简介：杨燕，（1983-），女，汉族，兰州，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文化史，现阶段的研究内容及范围主要为丝绸之路上跨文化传播中的纺织品装饰图案。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