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亦舒的作品《胭脂》讲述了出生于不同时代的祖孙三代女性不同的际遇，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从叙述者的视角出发对所有角色进行刻画。研究发现亦舒借用个人型叙述声音和内聚焦视角，通过女主角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体现了女性主体性，构建了女性权威。

关键词：亦舒;女性主义叙事学;叙事声音;叙事视角

1.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

苏珊·S·兰瑟1981年在其《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中，第一次把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1] 。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作家的性别差异对文本叙述结构产生的影响，因而与经典叙事学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的分析与性别政治、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探讨女性作家文本中的叙述声音如何建构话语权威，彰显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为批评实践开辟了新的视野与途径。

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探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的话语权威时，强调了将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与叙事作品的具体形式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性，脱离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话语形式研究，女性话语权威的建构也将失去客观基础而成为空中楼阁[2]。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视角出发，从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两个层面对亦舒的作品《胭脂》中的主要角色进行解读，探究小说中女性权威的构建方法。

2.《胭脂》中女性主义叙事的体现

2.1叙事声音

小说从杨之俊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出发来叙事，故事从“我”的口中娓娓道来。之俊同时拥有女儿和母亲的双重身份，是连接三人关系的纽带。所以作者很巧妙地安排之俊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她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当事人之一，因此小说属于个人型叙述。而根据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读者在对作者和叙述者之间没有作出区分的情况下进入文本，便“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借由叙述者的身份将自身的观点和见解不动声色的融入故事之中，以此建立女性话语权威。

小说中祖孙三代的年龄都只相差17岁，但是三人性格却不尽相同。她们的个性通过叙述者的眼睛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的母亲葛芬，51岁，打扮时髦，身材保持得当，看上去十分年轻。她与“我”父亲分开后便一直独身，雖没有工作，但身上有“我”外公给她留下的金条，所以生活不成问题。在陶陶的教育问题上，她比较开放。她支持外孙女拍广告、拍戏的决定，自告奋勇当她的经纪人，后来还支持着陶陶参加选美比赛。在“我”眼里，葛芬是一个美丽的，带着一点哀怨的，但是思想又很开放的女性形象。

“我”34岁，自己创业，开一间小小的装修店，曾经也给“我”带来不少收入，但此刻生意一般，却也一直努力经营，工作是“我”的精神寄托。“我”晚上还去夜间大学读书，已经读了五六年，大家都评价“我”非常上进。“我”不打扮自己，也不出去交际，过着十分平淡普通的生活。“我”虽然很爱女儿，教育女儿时思想却较为保守，担心女儿会像“我”年轻时一样走错路。因为管教太过严格，所以陶陶总是跟“我”意见不合，反而跟外婆比较合得来。在感情上“我”很自卑，一直因为年少时犯的错误而耿耿于怀，读夜校是因为只有在考场上“我”才找回一点自信，以此抵消生活中的不如意。“我”很勤奋，誓要做出一番成绩来，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有猎头公司要来挖“我”，“我”觉得终于证明了自己。“我”一直表现得很坚强，但内心也渴望爱情。对于陶陶，“我”慢慢转变想法，从一开始的反对态度转变后来的支持。小说最后“我”终于决定敞开心扉，直面人生。

“我”的女儿陶陶只有17岁，但是却很有主见，不喜欢受束缚，追求新鲜。她没有什么心事，天真可爱。“我”与陶陶的价值观相差太大，陶陶并不觉得上大学结婚是必须的，她对自己充满信心。她勇于尝试，拍广告，参演电影，并且跟不同的人结交朋友。虽然年纪小，但她的思想却十分成熟，完全懂得怎样将身边的资源最大化利用。当父亲英念智想要认回陶陶时，陶陶与“我”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我”非常害怕陶陶会被抢走，采取逃避态度，而陶陶却积极应对，同意跟父亲见面。陶陶表现出了不符合她年纪的成熟。通过“我”的描述，可以看出陶陶身上体现了当代女性的特质，思想先进，聪明自信，敢爱敢恨，勇于尝试，不受束缚。陶陶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作者所欣赏的和想要表达的，她希望女孩子都可以做自己的人生的主人。

小说中的三个主要女性角色的性格和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其实是受到时代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三代女性的个人发展也逐渐进步。女性的地位也逐渐提高，葛芬的时代，女性的工作机会非常少;之俊这一代，女性工作已成为普遍现象;陶陶这一代，女性甚至可以追求更大的个人发展，拥有更多的个人选择。小说虽是讲述三位女性的故事，但也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2.2叙事视角

根据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视角分类，《胭脂》属于内聚焦视角[3]，以“我”（杨之俊）的视角出发，叙述“我”所体验到的世界，小说中 “我”掌握着小说的走向和节奏。文章中所有的角色都是从“我”的视角观察描写的，“我”拥有评价人物的权利。

因为小说以女性为主角，从“我”的体验感受出发来对男性进行描写，“我”掌握了话语权威。男性们成为被“我”凝视和窥探的客体对象，在叙事进程中男性的主导地位逐渐淡出。小说中，从“我”的视角对男性的外貌、气质及精神意识进行观察、审视与评判。

书中主要有三位男性出场，分别是葛芬的初恋情人叶成秋，叶成秋的儿子叶世球，以及之俊的父亲杨之章。三位男性中叶成秋出现次数最少，基本上是在小说中间部分才正式出现。对于他的描写也都是经之俊之口还有陶陶之口体现的。叶成秋在小说中是一个正面形象，在“我”和母亲有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还时不时地照顾“我”的生意，在“我”眼中，叶成秋就像是父亲一般的存在，“我”对他非常尊敬。“我”一直以为叶成秋早晚会跟母亲走在一起，但是没想到最后叶成秋却向“我”求婚，“我”心中备受打击，一时不能接受。令“我”更加不能相信的是母亲竟然也劝“我”接受叶成秋，但是“我”最终还是拒绝了叶成秋。当母亲问“我”有没有想过归宿问题的时候，“我”回答她：

“我的归宿，便是健康与才干...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4]213

这句话是全书中最重要的点睛之笔，作者借女主角之俊之口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以及对所有女性的寄托，是典型的的女性主义叙事。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走出牛角尖，不再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也不拒绝恋爱，但是却不会为了寻找归宿接受叶成秋。

而“我”的父亲杨之章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形象。在跟葛芬分开后，他娶了广东女人做老婆，还生下两个儿子，本以为人生将一帆风顺，却不料家中出现经济危机，而两个儿子功课也不好。他对“我”还是不错的，曾资助“我”的生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从他那儿几乎没有得到父爱。杨之章非常顽固，他总是坚持像以前一样作同样的打扮，沉浸在富有的过去中。他痛恨葛芬，怨她当初离自己而去，对叶成秋的态度也是愤恨，恨叶成秋的得志反衬自己如今的落魄。他把自己的不如意都归咎于命运。后面他患了癌症，反而稍微看开了一点，“我”对他的心结也解开了。作者对他的正面描写很少，只是通过三代女人的侧面叙述刻画出了一个封建固执的男性形象。

第三个男性角色是叶成秋的儿子叶世球，他正好跟他父亲相反，是个极爱玩乐的花花公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情人。也是在叶世球的情人孙灵芝家里“我”结识了叶世球。在“我”眼中，叶世球不学无术，“我”对他没有好印象。但是叶世球却对“我”产生了濃厚的兴趣，开始对“我”展开追求。但是“我”因为固有印象，一直对他不理不睬，直到后来跟他一起合作才发现他其实并不是一无是处，对他印象稍微改观。但是后来叶世球见到了陶陶又喜欢上了陶陶，陶陶对她也很有好感，二人便在一起。在三个男性角色中，作者对叶世球着墨最多，从一开始追求之俊再到后来跟陶陶在一起的反转，产生一种讽刺的效果。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他描写成一个负面形象，只是从“我”的口中把故事讲出来，留给读者自己去评价。

总的来说，作者对小说中的男性角色态度还是非常客观的，没有过多的正面描写，男性角色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话语权威很弱。文中没有对其进行评判而是留给读者自己去评价。

结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亦舒的作品《胭脂》进行了解读。作者通过对三代女性故事的描写，表现了不同时代女性的特征，同时，也传达了她对女性的寄语，即一定要自爱以及经济独立，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同时也不必依赖男人而生存。作者以个人型声音叙述故事，这种暴露叙述者性别的叙事声音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叙述主体的女性声音[5]。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女性主义叙事学为文学批评实践开拓了崭新的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拓展了多元化的意义阐释途径，对亦舒小说的研究以及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申丹. 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36-146.

[2] 苏珊·S·兰瑟.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黄必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 亦舒. 胭脂 [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

[5] 蒋玲凤. 亦舒言情小说中的女性叙事研究. [D]. 华侨大学， 2015.

作者简介：张慧（1997-）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及应用语言学。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