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庆波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昆明 65009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形成重大冲击，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和不确定性。2017年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奉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针对贸易投资领域实施广泛的经贸限制政策（赵瑾，2019；裴长洪和赵伟洪，2019），标志着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对中国依托外向型经济体系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形成巨大挑战（林桂军，2019）。受疫情蔓延、世界经济衰退、大国经贸博弈和国际制造业竞争交织的影响，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形成了疫情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叠加态势。这种叠加暴露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长期性矛盾及结构性失衡，也使国际贸易问题成为其转移国内矛盾的替罪羊，进一步加剧了发达经济体实施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倾向（张宁军，2005）。中国深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优化对外经贸发展环境，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形成长期性冲击的当务之急。如何通过提升区域贸易自由化水平抵消贸易保护政策的负面影响，降低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确保良好对外经贸环境，对中国稳外贸和促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悠久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其理论发展经历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和新贸易保护理论等阶段（梁碧波等，2008；谭崇台，2014），倡导自由贸易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事实上也蕴含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