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启涛 葛 菲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郑州 450046；2.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一、引言

随着责任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人们更加关注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期望企业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顾及社会和环境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周虹等,2019)。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刚被提出时曾引起业界及部分学者的顾虑，他们担心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负担进而对其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随后研究从资源权衡、社会压力、社会声誉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宋岩等, 2019)，包括组织层面的企业绩效、国际化战略(王站杰和买生, 2019)、商业模式创新(胡保亮等, 2019)等，以及员工个体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创新行为(郑庆华等, 2019)和反生产行为(王哲和张爱卿, 2019)等。

随着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待不断提高，社会责任容易对企业社会形象及其营销绩效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已经验证企业社会责任对其品牌声誉和形象(王健辉和李永壮, 2014)、消费者态度(樊帅等, 2019)和感知(周虹等, 2019)等的影响。由于一线员工的行为表现是一种直接而高效的品牌宣传方式，企业可以通过对员工的培训和引导，使其在服务营销工作中兑现企业的品牌承诺。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会通过“言传身教”影响一线员工的工作行为是一个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话题。本文试图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品牌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

品牌公民行为（brand citizenship behavior）是员工在一线市场表现出的积极主动的工作行为(张辉等, 2012)，是组织品牌创建的有效方式(李飞等,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