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 杨征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菂

广西师范大学 陈伍香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驱动力之一，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同样如此。资本流动的根本目的和作用是为了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则决定了对资本的最终需求。

之所以选择人口年龄结构作为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切入点，是因为它更加适合预测。资本跨境流动的波动存在长、短周期之分，这两种周期的相互交叠作用，形成我国对外投资的具体波动特征。其中，某些影响因素如利率、汇率等更多是一个短周期的影响因素，而人口年龄结构则是中长周期的决定因素之一。如货币政策(利率)等短周期影响因素总是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短期预测可以借助ARIMA 和 VAR 等基于时间序列的模型，而由于预测中长期的货币政策等变量存在困难，因此预测中长期对外投资趋势的研究就难以实现。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规律较为稳定，只要找到了人口变迁的主要规律(包括生育、死亡和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可以达到相当的精确度，因此就可以通过寻找这些变迁规律来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进而实现未来中长期对外投资变化的预测。

1 影响机理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已有不少文献对此进行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主要通过改变一国的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参与来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

（1）人口年龄结构通过改变一国储蓄和投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储蓄增加会导致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使经常账户差额或贸易收支发生改变。Coale和Hoover(1958)[1]提出“人口负担假说”，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社会抚养负担，使消费增加，投资和储蓄不足，大量依靠外部融资。Diamond(1965)[2]基于生命周期假说，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认为理性消费者会平滑一生的消费来实现整个生命周期内效用的最大化。由于工作年龄正储蓄、老年负储蓄，因此老龄人口比重越高、储蓄率越低，这为研究二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Higgins(1998)[3]基于人口负担假说，通过分析100个国家在1950-198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当一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时，有利于储蓄不利于消费，从而导致资本流出和经常账户顺差，随着老龄化加剧，会降低全社会的储蓄率，导致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逆差。Luhrmann(2003)[4]在Higgins(1998)的基础上，增加了预期人口年龄结构，证明了预期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当前资本流动产生影响，尤其是少儿抚养比例的下降对资本流出有显著影响。Feroli(2003)[5]模拟了G7国家的世代重叠模型，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本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Young Jun Chun(2006)[6]研究了韩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通过建立生命周期模型进行预测，结果发现快速的老龄化会导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下降。Kim和Lee(2007)[7]通过VAR模型得出较高的人口抚养比会使储蓄率降低，经常账户余额下降。梁斯和周丽华(2014)[8]以G20国家1980-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结论表明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及经常账户均有显著负向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动会导致国际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这支持了生命周期理论。

国内有一些学者对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仁言(2003)[9]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出现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是人口赡养率下降、国民储蓄增加及消费需求不振刺激了出口增长。蔡昉等(2004)[10]提出人口转变对储蓄率有显著性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祝丹涛(2008)[11]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 来解释各国经常项目的盈余状况和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表明我国在“人口红利”期获得了贸易顺差，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王有鑫和赵雅婧(2015)[12]则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变动趋势对经常账户不利。

(2)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和劳动力的市场参与，进而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变化、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规模增加，充足的劳动力会降低劳动成本，吸引国外资本流入和本国资本的投资。Bailey(2006)[13]的研究表明，低生育率可以减轻少儿抚养负担，使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姚洋和余淼杰(2009)[14]指出低人口抚养比(相应的是高人口红利)和低城市化水平决定了中国的出口导向模式。侯文平(2016)[15]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影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卫(2019)[16]认为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劳动比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者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关系。

2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对外投资情况

2.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

如图1所示，2011年至2019年间，中国的总抚养比由34.4%上升到41.5%，上涨率接近21%。受低结婚率的影响，出生率有所下降，从2011年的11.94下降到2019年的10.48，尽管其间政府出台了二胎政策，也无法改变整体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老龄化率则开始上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已经由2011年的9.1%上升到2019年的12.6%，中国正在步入一个老龄化社会，随着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逐年增长，因此可以预见中国的老龄化率还将继续上升。

图1 中国抚养比，2011-2019（单位：%）

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从数值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2011至2019年间总体呈增长趋势，流量从746.5亿美元增加到1369.1亿美元，存量从4247.8亿美元增加到21988.8亿美元。但这种增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经历着起伏，如2017至2019年就遭遇了连续三年的同比增长下跌。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2011-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统计结果（单位：亿美元）

3 对中国的启示

政府通常通过调节贷款利率、税收和汇率等手段来促进我国对外投资，这些政策都是通过刺激需求来实现调控目的的。这种刺激短期需求的调控方式很多时候只是提高了企业的对外投资需求，这也是造成很多企业出现盲目投资、缺乏整体规划、盈利差、后续投资乏力现象的主要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其将以长期而动态的方式对我国资本的跨国流动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同时作用于对外投资的供给和需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如前所述，通过预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预估我国资本流入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国内(城市、区域)的资本流出规模以及资本流入我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等内容。这将有利于政府制定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推动对外投资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