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健朔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成都是一座古城，具有天府之国与内陆腹地的双重属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国府迁渝，“四川被建设成为全国抗日复兴基地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全国人民依靠这个民族复兴中心基地，长期坚持抗战”[1]92。成都作为省城，打开大门，进入文化视野与文学生产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而文化又与抗战混合，促使成都具有了新鲜符号。虽然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眼中，成都与抗战格格不入，周文直击成都市民的愚昧麻痹与懒散，叹息：“沙漠呵！沙漠呵！这就是我们抗战的后方。”[2]何其芳也感叹“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3]。战时语境下，巴蜀山水孕育的“闲”文化受到知识分子的抵触。然而，成都人民自始至终都作为抗战后勤的主力军而存在，他们提供物资、铺设公路、修建机场、提供兵员。九一八事变后，四川便招募义勇军敢死队，“仅成都市报名者，在短短的20天内，即已超出了200人”[4]。卢沟桥事变后，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纷纷活动，进步刊物、进步剧团不断宣传，为抗战奉献力量。周文、何其芳等人的眼光不能定义为偏执狭隘，而成都人民对于抗战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两者为想象成都的不同角度，共同指向了战时成都的多样面孔。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有力表现，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总是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因为城市居民利用这种空间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