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俊，林向阳，黄鹏辉，王 童，邹小江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1 问题的提出

体育产业政策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指挥棒，是贯彻政府导向、调动市场活力的根本[1]。根据“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国家体育局网站统计，自1993年我国首项体育产业政策《关于培养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问世以来[2]，体育产业相关的政策文件共计434项，其中中央法规有18项，地方法规有416项。丰富的体育产业政策文件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引导。但是，体育产业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政策发挥效力，政策对体育产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最后的效果如何，这些问题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目前，国内针对体育产业的政策效应研究较少，一部分学者基于投入产出[3]等经济学理论，以及影响体育产业化的其他因素，构建经济技术指标体系，并结合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讨论[4-7]，客观地评价体育产业政策的效果，政策效应类型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民生效应、溢出效应以及产业集聚效应。另一部分以易剑东为代表的学者则倾向于社会政治指标，即政策本身及影响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观因素[8-9]，认为政策颁布前的调查、论证到政策付诸实施并得到反馈的整个过程决定着政策产生的实际效力[10]。他们借鉴史密斯模型、米歇尔无目标评价等理论，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如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评判体育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