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莹，杨青生

（A.广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B.广东财经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城市群的发展成为全球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时代大趋势，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已形成若干城市群、都市圈。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城市群、都市圈、大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效应越来越显著，对地区、国家甚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其在地区、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突出。粤港澳大湾区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肇庆、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构成。作为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基础，结合港澳优势共同建设成世界级湾区，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大湾区作为中国人口和劳动力重要集聚区，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流入，成为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区域，2018年湾区人口达到近7 000万，而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呈现着何种集聚状态，对大湾区整体以及湾区内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将产生何种影响，特别是当前中国整体经济放缓以及受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人口向大湾区集聚对其劳动力市场是否会产生影响？是否会加剧就业压力，提高失业风险？多数学者是从城市规模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如陆铭等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每增加1%，个人的就业概率将平均提高0.039%～0.041%，［1］朱志胜也得到类似的结论，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张有利于提高城市迁移人口的就业概率和真实工资水平。［2］但也有学者得到相反的结论，如刘学军和赵耀辉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大量迁移人口进入城市对于本地人口存在显著的就业挤出效应。［3］周密等研究表明迁移人口和本地居民在人口市场上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因城市规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两种效应在特大城市人口市场上同时存在，在大城市表现为互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中小城市则相反。［4］也有学者基于马歇尔提出的集聚经济的三大微观机制“分享、匹配、学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更大的劳动力市场通过为劳动者提供更为专业化的工作从而提高工作效率。［5-6］李宏兵等利用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表明市场潜能促进了制造业女性就业。［7］同样，尹靖华等认为产品市场潜力和稠密的劳动力市场在推进城市就业增长中存在显著作用，二者不仅在城市层面提高了城市非农就业规模，而且也提高了微观劳动者个体的非农就业概率。［8］上述研究多以全国样本为对象进行分析，且实证研究结果尚未达成一致，而目前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其战略意义与发展定位、［9-10］一体化发展、［11-12］建构与制度创新、［13］城市空间结构及网络、［14-17］产业协同升级与经济绩效［18-19］等方面。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和就业的研究还十分匮乏，基于此，本文试图在把握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定量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的就业效应。

二、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的演变

通过计算大湾区1990-2017 年人口空间集聚度、集中指数以及泰尔指数，可以看到大湾区整体以及各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状态、空间格局的变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湾区人口空间分布愈发不均匀，集聚度不断提高

人口集中指数用来测定在一定区域内人口的分布是集中在特定区域，抑或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区域内，其公式为：

其中，Si为每个单元的面积，Pi为每个单元的人口数量，St为整个区域的总面积，Pt为整个区域的人口总数。C取值范围为0-1之间，C越小，说明人口分布越均匀，反之则人口分布越不均等。

表1的计算结果显示大湾区人口集中指数由1990年的0.34提高至2017年的0.45，说明大湾区人口空间分布愈发不均匀，向少数城市集聚的趋势不断加强。

表1 1990-2017年大湾区人口集中指数

（二）大湾区人口集聚呈现多中心状态

人口的空间布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宏观政策的调节逐步演变。判定区域是否出现多中心通常使用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T代表泰尔指数，P i代表各城市人口数，代表大湾区总体的人口平均数，泰尔指数越大说明人口空间分布呈现多中心趋势越明显。笔者将大湾区1990-2017 年人口数据代入公式（2），即可计算出大湾区历年人口的泰尔指数，表2 的计算结果显示1990 年以后，大湾区人口的泰尔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但2010年以后泰尔指数不断上升，即从2005年的0.18提高至2017年的0.217，说明2005年以后特别是近几年大湾区人口出现了新的集聚点，人口分布呈多中心状态。

表2 1990-2017年大湾区人口泰尔指数

（三）大湾区各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变化趋势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计算和比较1990-2017 年大湾区各城市人口集聚度①人口集聚度公式为Ar=(Ir/I)/(arear/area)，其中Ir和I分别表示r城市和大湾区人口总量，arear和area分别为r城市和大湾区区域面积。，笔者发现大湾区各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度变化趋势存在较大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1.人口集聚度快速上升型：深圳市和东莞市的人口集聚度呈现快速上升状态，深圳市从1990年的1.6提高到2017年的5.1，东莞市人口集聚度从1990年的1.4提高至2017年的2.7，在土地面积变化较小的情况下，说明深圳和东莞市人口在大湾区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快速提高，两个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不断提高。

2.人口集聚度稳中略升型：广州、珠海、佛山以及中山市的人口集聚度呈现稳中略升的状态，广州和佛山两个城市的人口集聚度均从1990 年的1.5 提高至2017 年的1.6，广州市尽管人口总量位居大湾区人口之首，但受地域面积较大的影响（见表3），广州市的人口空间集聚提高并不多。珠海市的人口集聚度从1990 年的0.7 提高至2017 年的0.8，中山市的人口集聚度从1990 年的1.3 提高至2017年的1.5。

表3 1990-2017大湾区各城市区域面积所占比重

3.人口集聚度稳中略降型：惠州、江门以及肇庆市的人口集聚度呈现稳中略降的状态，惠州和肇庆市分别从1990年的0.4下降至2017年的0.3和0.2，江门市人口集聚度从1990年的0.7下降至2017年的0.4，这三个城市长期处于人口较为稀疏状态，在土地面积变化较小的情况下，说明其人口集聚能力进一步下降。

4.人口集聚度持续下降型：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人口集聚度呈现持续下降的状态，香港人口集聚度从1990 年的10.1下降至2017 年的5.4，澳门人口集聚度从1990年的37.6下降至2017年的16.3，尽管香港和澳门人口数量占大湾区人口总量的比重并不高，但其土地面积更小，因此人口集聚度较高。在土地面积变化较小的情况下，香港和澳门的人口集聚度不断下降，说明二者人口集聚能力进一步下降。

三、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的就业效应

（一）理论分析

表4 1990-2017大湾区各城市人口集聚度

根据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人口空间集聚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发生作用，其中人口空间集聚一方面会直接带来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在保持工资水平和劳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就业压力增大，可能导致一部分失业。另一方面人口空间集聚到一定程度也会产生拥挤效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企等问题将迫使一部分劳动者离开人口集聚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将减少一部分劳动供给。而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可知人口空间集聚会形成较大的市场，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即较大的市场能够提供更多的中间产品、最终商品以及公共设施，更大规模和多样的中间服务和商品需求会提高最终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由此导致工资随着劳动力规模的扩大而上涨，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本地产品和服务，产生更多的劳动需求，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综上来看，人口空间集聚对就业水平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将取决于人口空间集聚通过一系列间接的集聚效应所导致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能否抵消人口空间集聚所直接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因此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其结果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由于存在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和约束，当前人口还无法实现自由流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基于此，本文将在上述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的基础上，纳入相关政策制度因素，定量考察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对就业的影响。

图1 人口空间集聚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框架

（二）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与变量测量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笔者得到基本的计量模型：

其中，模型被解释变量为i城市t年的就业数量对数，α为常数项，popaggit表示i城市t年的人口集聚度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表示一系列影响就业水平的因素，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笔者根据已有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投资水平、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交通通达度、科教水平以及政策因素等，其中采用城市平均工资表征工资水平；GDP 表征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表示；用固定资产投资表征投资水平；交通通达度用i城市t年的公路通车里程表征；科教水平用i城市t年的高校数量表示；由于大湾区中珠三角九市与港澳之间在人口流动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政策限制，如赴香港和澳门的签注政策，因此本文采用虚拟变量予以控制，即需要签注说明存在流动限制，赋值为1，无须签注说明相对而言不存在流动限制，赋值为0。cityi是大湾区各城市，纳入模型控制个体效应，year是时间趋势项，纳入模型固定时间效应。εit表示随个体和时间变化的扰动项。β和γk表示系数。

上述变量本文采用的是大湾区11 个城市1990-2017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1991-2018 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大湾区各城市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和《澳门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的时间维度T大于截面维度n，因此，选择适用于长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对于时间维度较大的长面板数据来说，可以放松短面板数据对扰动项{εit}独立同分布的假定，需考虑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如果存在组间异方差和同期相关可以选择“OLS+面板校正标准误差”的估计方法，如果仅仅存在组内自相关则可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如果三种情形同时存在，则需要采用“全面FGLS”进行估计，因此，在经验分析之前需进行检验，从而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检验结果表明，三种检验的P值均为0.000 0，强烈拒绝“同方差”“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以及“无同期相关”的原假设，可以判定扰动项同时存在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以及组间同期相关，因此，采用“全面FGLS”模型进行估计。表5 和表6 分别是变量测量和描述性统计。

表5 变量测量

表6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回归结果

表7 报告了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对就业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了人口集聚度与GDP 对数的交互项，对比两个模型可以看到，各变量系数的大小及作用方向基本一致，说明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由于人口集聚度与GDP 对数的交互项对就业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笔者选择模型二进行具体解释。

表7 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与就业水平：回归结果

模型二回归结果显示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人口集聚度以及人口集聚度的二次方对就业数量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集聚度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即随着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就业水平也将有所提高，然而当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根据估计结果，人口集聚度平均值约为19.5）以后，其对就业的影响转为负向影响，即拥挤效应超过集聚效应，不利于就业的增长，然而当前大湾区人口集聚度的平均值仅有3.79，因此对于大湾区整体而言，当前人口空间集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GDP 对数和人口空间集聚度与GDP对数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人口空间集聚的集聚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更易释放和发挥集聚效应，从而拉动就业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能否自由流动这一政策因素同样对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赴香港、澳门的签注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湾区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

3.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其一，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可能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因此本文将通过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在识别是否存在空间效应的同时考察模型一和模型二是否具有稳健性。其二，采用更为简单的人口密度指标来替换人口集聚度指标纳入模型。

（1）考虑空间效应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SDM）包含因变量和自变量空间自相关性，是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的扩展形式，因此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为了进一步确定模型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需进行Hausman 检验，豪斯曼统计量为负值（-11.75），故接受原假设，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表8 的模型结果显示空间自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不显著，说明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而人口集聚度及二次项以及空间矩阵加权项的系数均是显著不为零的，尽管显著性有所降低，但系数大小方向与模型二基本一致，说明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8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2）采用更为简单的人口密度纳入模型检验其稳健性

表9 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用人口密度代替人口集聚度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其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系数和方向基本与模型一和模型二一致，说明模型一和模型二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但采用人口密度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系数相对较大，进一步验证采用人口集聚度这一考虑了在整个区域中相对疏密程度的指标，有效避免区域大小不同所形成的“聚集度”高估的问题，［20］使估计更为准确。

表9 稳健性检验：采用人口密度指标替换

四、扩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不同类型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对就业的影响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为获得更具针对性的结论和政策启示，本文将大湾区11 个城市划分成子样本进行分析，进一步考察人口空间集聚对大湾区不同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大湾区11 个城市主要分成核心圈层城市与非核心城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与珠三角九市。根据经济总量以及相关研究，［21］本文所界定的核心圈层城市主要包括香港、广州和深圳。

表10 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大湾区不同类型城市人口集聚度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核心圈层城市，人口集聚度及其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不为零，说明人口空间集聚对核心城市的就业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集聚度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即随着核心圈层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就业水平也将有所提高，即存在利于扩大就业的促进作用，然而当人口空间集聚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根据估计结果，人口空间集聚度平均值约为8.83），其对就业的影响转为负向影响，即拥挤作用超过集聚效应，不利于就业的增长。回归结果说明当前对于大湾区核心圈层的城市来说，人口集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表10 大湾区不同类型城市人口空间集聚与就业水平：回归结果

而对于非核心城市来说，人口集聚度及其二次项的系数不显著，对其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是表征交通通达度的公路通车里程对数和表征科教水平的高校数量，说明促进非核心城市就业水平的提高，不是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人口和劳动力，而是发挥自身的优势，完善道路交通、提高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提升智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就业的稳定增长。

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的差异更为显著。对于珠三角城市，人口空间集聚对其就业水平的影响同样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而对于港澳特区来说，人口集聚度的系数不显著，只有表征经济增长的GDP 对数对其就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香港，特别是澳门的人口空间集聚程度已然没有进一步集聚的空间，推动经济增长是实现就业增长的更为直接的途径。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产生的就业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呈现进一步向少数城市集聚的趋势，集聚度不断提高，但集聚点有所增加，同时各个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态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深圳、东莞两个城市人口集聚度呈现快速上升态势，而香港和澳门尽管人口集聚度仍较高，但近年来呈现快速下降状态。第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所产生的就业效应，主要得到如下结论：首先，整体而言，随着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就业水平也将有所提高，即存在利于扩大就业的促进作用，当人口空间集聚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其对就业的影响转为负向影响，然而当前大湾区人口空间集聚程度尚未达到峰值，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其次，大湾区核心圈层城市、非核心城市、珠三角城市以及港澳特别行政区人口空间集聚对就业水平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于珠三角城市特别是核心圈层的广州和深圳来说，当前人口空间集聚程度仍较低，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可进一步通过吸引和集聚人口推动就业的增长，而对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来说，由于土地面积的限制，当前人口空间集聚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人口空间的过度集聚对就业增长已失去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比较优势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实现其就业稳定增长的第一要义。对于珠三角的其他非核心城市而言，促进其就业水平的提高，重要的不是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人口和劳动力，而是发挥自身的优势，完善道路交通、提高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提升智力支持，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就业的稳定增长。最后，人口能否自由流动这一政策因素对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赴香港、澳门的签注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湾区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几点启示：第一，当前很多城市加入“抢人大战”，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也不例外，各城市推出各种人才引进政策重金吸引人才和劳动力，然而，从研究结果可看出，中小城市盲目的“抢人”实际上并不能达到提高就业、增进劳动者福利的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人才引进来却留不住，同时加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因此，中小城市要根据自身的产业优势，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经济，从而实现人才引进和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而对于大湾区的核心圈层城市（特别是广州、深圳等）而言，因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且人口空间集聚程度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因此，政府应积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人口和劳动力。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特别是珠三角与港澳之间人口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研究结果显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就业水平的提高，因此，放松城市间的人口流动限制如大湾区内部放松或取消签注政策，这对于人口自由流动从而实现就业的更好匹配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