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继煜，周鹏飞，贾洪文

（1.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1331）

一、引言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减贫是各国（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必然挑战。2019 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2000-2018年间中国最底层40%人口收入以263%的惊人速度增长，已连续七年完成千万减贫任务，在推进包容发展和可持续工作上取得了卓著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世界反贫困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1 年2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此之后，随着农村原发性绝对贫困的消除，中国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届时转型贫困群体和潜在贫困群体将成为扶贫工作的新目标，即后扶贫治理时代。［1］在贫困固化程度加深、减贫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凸显等现实因素干扰下，传统的贫困治理方式陷入困境，必须以更坚定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才能实现脱贫攻坚的总目标。［2］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遗传、斩断穷根则成为有效脱贫的关键一环。［3-4］

相对贫困是指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个体由于缺乏参与某类社会活动的资源和能力，使其难以达到社会所认定的平均水平，进而陷入被排斥在正常生活方式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Sen 指出相对贫困也存在“绝对的核心”，即获取生存机会的“可行能力剥夺”，这种可行能力包括获取收入、免于饥荒和疾病、接受教育、机会获得、能力提升以及安全防护等方面，个体只有摆脱了多维贫困，才能改善其生活质量。［5］基于“贫”的经济维度和“困”的社会发展维度，王小林和冯贺霞提出了多维相对贫困，既强调相对贫困，又强调多维贫困，这正符合中国2020年之后农村多维贫困与相对贫困交织并存的贫困新状态。［6］贫困代际传递是指内生贫困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和不利条件在家庭内部由父辈传递给下一辈，进而使得子辈在成年后仍重复父辈境遇的长时序贫困周期循环的现象，由此导致贫困在代际间的传递和复制，子辈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让贫困家庭陷入慢性贫困。［7-8］在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的进程中，作为“内生抵抗力量”，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直接影响中国脱贫攻坚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主要特征和根源，也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一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9］因此，瞄准深度贫困群体，厘清贫困代际传递演化动态，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因素与破解路径，不仅能为当下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参考建议，也能为后扶贫时代缓解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相对贫困问题提供宝贵经验，还能推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文献综述

贫困代际传递作为一种深度持续性的贫困问题，学术界对其关注与日俱增，如何消除贫困代际传递，斩断贫困传递链条已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话题。贫困代际传递并不仅仅由于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共同作用的结果，即致贫因素应当是多维的，这已是学界共识。目前，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围绕在代际流动性测算、产生原因和阻断机制三个方面。

从代际流动性测算方面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微观数据库从收入代际流动性这一角度来反映贫困代际传递，通过建立父辈收入和子辈收入的对数方程计算两者的弹性系数，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弹性系数越高，收入流动性越小；［10-11］再就是以国家绝对收入贫困线作为基准，测算父辈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以及子辈也处于绝对贫困的概率。［12-13］但基于不同的测算标准、数据和估计方法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偏低，阶层固化较为严重，而另一部分则认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且近年来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阶级固化趋势得到缓解。［14］

从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来看，众多研究表明在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交互影响下，父辈禀赋缺失容易传递给子辈，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现象。［15］在代际不平等传递的早期研究中，学者更加倾向从子辈人力资本角度来进行阐释，认为父辈收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家庭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影响子辈的就业机会和市场竞争力。［16-17］Schultz和Theodore认为由于父辈收入不足，生活窘迫对于子辈在文化教育、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投资匮乏使得市场竞争力较低的家庭只能在收入低微的边缘化部门就业，子辈会继续复刻父辈境遇，出现遗传。［18］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开始聚焦于父辈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以及文化资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例如，赵红霞指出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差异明显，农村人口更易发生代际传递，其原因在于农村个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过低，贫困文化抑制了教育代际流动性。［19］杨帆借助CLDS数据库实证分析了父母禀赋与新生代农民工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父亲教育剥夺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20］此外，根据催化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内在动因和外在诱因，学界还从性别、［21］年龄、［22］社会发展状况、［23-24］制度因素、［25-26］公共服务、［27］社会资本、［28］家庭结构［29］等方面进行了验证。

从贫困代际传递阻断机制来看，有学者通过人力资本培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了研究。例如，林相森认为人力资本培育是提高中国贫困家庭子女阶层向上流动机会的主要途径，而且人力资本价值越高，阶层上升的机会也就越大。［30］谢婷婷指出收入流动性和贫困代际传递有助于反贫困，应从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增强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来抑制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31］张立冬利用1988-2008 年CHNS 微观数据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在中国农村地区特别显著，同时还发现加强对农村子女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能够显著缓解贫困代际传递。［32］还有学者从公共服务供给进行了探讨。卢盛峰通过构建Logit 模型对CHNS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概率要远高于脱贫和返贫的概率，并呈现出“贫者愈贫”的演化动态，要斩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需要财政从文教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两个方面来提高贫困群体健康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而摆脱贫困。［12］闫坤通过梳理国内外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经验，指出应将中国贫困学生教育资助体系进行精细化和系统化升级，充分发挥教育打破代际传递的阻断作用。［33］杨越指出体育扶贫是国家减贫行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体育+”多种组合的扶贫模式能够推动各贫困地区多方面同步脱贫，构成体育精准扶贫的逻辑起点，因而可以通过发展贫困地区体育事业来阻断贫困。［34］还有诸如从社会环境、［35］能力培育、［36］贫困结构、［37］社会保障［38］等角度进行了阻断机制研究。

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为本文提供了思路和经验借鉴，但以往研究中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的测算主要围绕着贫困群体的绝对收入，而忽视了主观贫困和多维相对贫困两个方面，在农村原发性绝对贫困渐进消灭的背景下，将这两个方面纳入考虑范围更加符合现实情况；此外，以往文献在分析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和阻断机制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要集中在绝对收入领域，重点对反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本身或是从教育、人力资本等单一角度进行探讨，还相对缺乏对影响贫困代际传递效果的多变量因素间的综合定量研究。基于此，本文从多维相对贫困角度，将主观贫困和多维相对贫困纳入测量范畴，对现阶段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进行测算，进而探析反贫困代际传递的各种因素，以期为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问题以及为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供新思路。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为尽可能地展现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新现状与动态演化趋势，本文根据CGSS 第二期公布的问卷题目设置，选择2010 年、2012 年、2015 年和2017 年共四期的调查数据作为样本来构建混合截面数据模型。剔除了在识别贫困代际传递家庭时关键变量数据缺失、变量存在异常值的个体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17 612个，其中2010年4 319个，2012年4 687个，2015年3 934个，2017年4 672个。

（二）变量选取

1.贫困代际传递

本研究着重探讨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是否通过家庭内部传递的方式使得子辈重复父辈的贫困境遇，因此将因变量定义为“子辈贫困是否来源于父辈”，即家庭内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考虑2014年之前中国尚未全面开展对贫困群体的精准调查与识别，难以做到客观准确地度量父辈过去是否贫困以及子辈的贫困状况是否因父辈而起，因此，本研究参考王卓、葛传路以及邵洲洲等人的做法，［39-41］根据受访者对目前和童年时家庭经济状况的主观判断作为家庭整体经济状况的参考，以此来确定家庭内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现象。需要说明的是受访者在认定自己的经济等级时，是根据自身经济综合状况进行主观研判，因而判定出来的贫困是一种主观贫困。相较于客观贫困，主观贫困更具有综合性，其涉及的贫困方面不只是绝对经济收入，还与诸多方面有关，例如医疗卫生、国民教育、社会公平、交通通信、居住环境、公共服务、职业类别以及未来预期等。［42］将贫困制定标准的决定权下移到最了解自身经济状况的社会个体，不仅能够更加注重普通人对社会贫困标准的看法与参与，还能降低精英话语表达的偏差性，更具有民主风格和赋权的意味，这正符合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的考量。但为了防止受访者在评价自身经济情况时过于主观随意，笔者还对客观收入进行了限制。根据CGSS 问卷的题目设置，本文选取了如表1 所示问题进行判定。若受访者在回答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时认为自己所处的经济现实属于贫困家庭且满足个人收入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50%，在第四个问题中回答已经有儿子或者女儿，则表明受访者的贫困可能源于父辈传递，现阶段已经有后代，还有可能将这种贫困境遇继续传递下去，故将其视为贫困代际传递家庭。若受访者被视为贫困代际传递个体，取值设定为1，若不满足，则设定为0。

表1 贫困代际传递判断标准

2.多维贫困变量选择

可持续生计框架源于强调参与的贫困哲学观点，是一种围绕贫困的多维致贫因素与各种复杂问题并采用综合性的办法予以解决的集成分析框架。基于该理念，学术界研究出了多种可持续生计框架（SL）及其相应的分析框架（SLA），用以评价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状况①可持续生计框架主要包括脆弱性、生计资本、组织机构、程序规则、生计策略五个方面。。因其在分析多维致贫因素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现已被广泛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指出生计资本决定了个体是否陷入贫困陷阱②生计资本是指贫困人口为维持生存、摆脱贫困或寻求发展的各类资本总称，主要包含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大类型。。为了探讨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多维致贫因素，本研究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提供的研究视角并结合CGSS 问卷数据的可获得性，通过整理、筛选和分类调查问卷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参照尤亮、闫东东以及刘自敏等人对CGSS变量选取与赋值的做法，［43-45］最终选取18个变量并将其划分为3个维度，即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父辈禀赋。此外，为了尽可能避免模型回归结果偏误问题，文章还控制了个体效应、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见表2）。

表2 多维贫困变量定义、说明及赋值

（三）模型构建

因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是取值为0 或1 的二元离散变量，因此选用二元Log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假定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变量为X。当二元离散变量Y取值为1 时，表明个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概率为P=P1；而当Y取值为0 时，表明个体未发生贫困代际传递，概率为P0=1-P1，其二元Logit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1）式中，α为常数项，β为所关注变量贫困代际传递的一系列影响变量的系数。此外，由于影响代际传递的各个解释变量多为二元离散变量，只能变动一个单位，在经济意义上难以解释，为了更好地解释模型回归结果，本研究主要对Logit 模型测算的概率比（Odds Ratio，OR）进行分析。考虑Logit模型与Probit模型在本质上没有较大区别，一般情况下可以互相换用，但两者采用的分布函数有所不同。模型残差项可能或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或逻辑斯蒂分布，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准确，同时也是基于相互佐证的目的，本文还选取了Probit模型作为辅助参考，Probit模型设定为：

（2）式中，Yi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农户贫困代际传递，当Yi=1时，认为该个体发生代际传递，反之则视为未发生代际传递现象；Xi为个体i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一系列解释变量；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概率密度函数；α和β分别表示常数项和待估系数。

四、实证分析

（一）贫困代际传递动态演进的描述性特征统计

表3 给出了各年份各地区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为了方便观察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与绝对贫困之间的关系，检验扶贫工作对于慢性贫困的成果，本文还加入了历年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进行对比，相关数据来源于《2019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从整体上来看，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由2010 年的18.4%下降到了2017 年的7.8%，下降10.6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绝对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1%，下降14.1个百分点，慢性贫困消灭速度低于绝对贫困消灭速度，反映出虽然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巨大成就，但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扶贫政策和手段更加倾向“输血式”的收入增加，忽视了贫困家庭自我能力提高与乡村发展动能培育。面对贫困趋势固化，传统贫困治理方式渐进失效的现实背景，在消除慢性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工作上仍有较大发挥空间。从地域分布来看，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分布状况，中西部地区的代际贫困发生率较为接近，这与两地实际贫困状况有关。数据显示2010 年中西部的贫困人口数量分别为5 551万人、8 429万人，截至2017年底两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为1 112万人、1 634万人，贫困发生率分别降至3.4%和5.6%，累计减贫分别为79.97%、80.62%。较为接近的减贫速度在贫困代际传递减少速度上也有所反应，这就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代际传递发生率较为接近。2017年仅有西部地区代际贫困发生率高于10%，这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禀赋欠佳等因素干扰有关。西部地区特有的“插花式”贫困与整体性贫困交织的格局，使得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脱贫返贫风险大，贫困固化趋势明显，贫困治理难度大，因而西部地区仍是现阶段脱贫需要攻克的“硬骨头”。［46］

（二）实证分析

因选取的多维致贫因素指标较多，为探究驱动贫困人口代际传递发生的首要因素，本文先对各个维度的细分指标进行加总求综合分，再进行实证回归（见表4）。

表4 各维度的贫困代际传递

从回归结果来看，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父辈禀赋均对贫困代际传递产生正向影响。其中，个体特征的影响程度最深，其OR 值为1.889，发生概率非常大；父辈禀赋的影响次之，家庭特征最后。这表明影响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最大干扰在于个人禀赋欠缺和可行能力不足等方面，因而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瓦解贫困内生抵抗力量，有效可行的路径是着力提高贫困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使之在各个方面具备摆脱贫困的能力。此外，为减轻父辈禀赋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可对其进行家庭内部文化宣传、思想意识纠正等。为明晰各维度内部每个指标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情况，将这些指标纳入模型内进行整体回归（见表5）。

表5 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从个体特征来看，教育贫困的个体易陷入贫困传递陷阱，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不同社会阶层在收入上的差别与其所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低，职业的“天花板效应”越明显。教育贫困意味着贫困群体在人力资本方面欠缺，这会直接影响个体选择机会，限制生计策略，从而会促使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发生。物质资本作为多维贫困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维持生计所需的基础设施以及生产用具或手段，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为收入消费不足、发展机会缺失及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经济短缺。当个体陷入物质贫困时，表明其收入水平极其低下，当前仍需要面对生存性、发展性贫困难题，这还会诱发教育、健康、认知能力等非收入性贫困，进而陷入贫困陷阱。生活态度正向影响贫困代际传递发生，即认为自己十年后仍处于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群体更容易陷入贫困遗传。缺乏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为之付出行动的内生动力，易使贫困群体产生等、靠、要的思想，不利于脱贫，在贫困场域干扰下，这种心理思维还易传递给子辈，造成子辈目光短浅、欲望不足等。从回归结果来看，生活态度、物质贫困和教育贫困的OR值较高，意味着该方面陷入贫困状态的个体极容易陷入贫困遗传陷阱。当个体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其感情状态和感知压力水平经常被发现偏离健康范围，这种生活状态可能会限制个体注意力并不断固化具有牺牲目标导向的惯性行为，诱发贫困个体及家庭做出短视和风险厌恶的经济行为。因而，在物质资本缺乏的条件下，生活态度消极会不断固化贫困者的贫困思维，在经济行为上注重眼前利益，放松对教育人力资本培育，子辈受到家庭禀赋影响，认知能力、行为特征也会随之发生偏移，贫困亚文化发生传递，进而陷入贫困。

从家庭特征来看，发生家庭不幸现象的个体更容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从实际生活经验可以发现农村贫困地区致贫性事件多发，例如，丧偶、离异以及未婚式单亲家庭，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贫困状态会影响子女性格特征、生活态度、婚姻以及社会网络等方面，是催化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欠缺也是致使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2015 年全国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占贫困总人口的比例为42%，而新农合所涉及的疾病种类和药物范围对居民重大疾病的报销力度不足。面对日益严重的农村老龄化以及空巢老人问题，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相对滞后。农村家庭出于预防疾病和养老的目的，会在日常生活中预留一部分资金，因此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其他服务购买不足以及患病后家庭负担增加。再者，由于各项社会保障的加入有一定门槛，若贫困家庭由于自身经济条件被阻隔在这些保障之外，一旦突发天灾人祸，自身无法抵御冲击又没有额外的经济弥补，极易陷入贫困状态。

从父辈禀赋来看，父辈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政治资本作为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反映，是子辈能否接受良好家庭教育和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也决定了父辈对子辈的教育期望、工作期望和教育回报率。家庭环境会直接影响子辈的性格特征、社会网络、认知能力、行为偏好等，从而直接作用于子辈成年以后的家庭状况。例如，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会更加看重孩子的教育投资，注重孩子学习态度、兴趣以及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因而，父辈教育欠缺家庭、环境和文化场域的局限性，更容易导致贫困的遗传。从回归结果来看，父辈禀赋中所对应的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工作类型和父辈政治面貌均正向影响贫困代际传递发生，验证了父辈禀赋对个体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二是扩大样本量。在被解释变量的替换上，本文根据CGSS的问卷题目，再增加“您的家庭经济情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对贫困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若受访者的回答为“低于平均水平”或“远低于平均水平”，再结合上文设置厘定的四个标准。若受访者同时满足五个标准，则认为该个体发生了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在样本的扩充上，再添加CGSS2013的数据进行检验，扩充之后的有效样本量为22 179 个。采用Logit 模型概率比和Probit 模型对上述两种设定进行检验。从表6 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还是扩充样本量进行估计，大部分变量对贫困代际传递状态的相互关系以及显著性未发生明显改变，因此可以认为基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表6 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因父辈资源禀赋贫困遗传给子辈，子女不断重现父辈的贫困境遇，贫困阶层之所以长期不能摆脱贫困，其深层次原因不只是其家庭内部、个人禀赋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还在于制度设计、政策执行以及资源分配等方面，扶贫减贫问题是一个综合性复杂社会系统。本文通过使用CGSS2010、CGSS2012、CGSS2015 和CGSS2017 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建立了Probit 模型和Logit 模型，对影响贫困群体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通过主观认定与客观收入进行限制，筛选出了贫困代际传递发生情况。统计结果发现虽然贫困代际传递发生率从2010-2017 年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相较于绝对贫困发生率，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形势依然严峻，地区差异较大，特别是西部地区受制于贫困程度深、致贫成分复杂等因素影响，仍为减贫发展中的“硬骨头”。

其次，分析得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父辈禀赋均从不同程度影响着贫困代际传递，而生活态度消极、物质贫困和教育贫困的个体发生贫困代际传递的概率非常大，因此可以从激活内生动能、教育阻断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激励。

最后，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

（二）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政策引导，以阻断贫困的传递：

一是激发深度贫困地区群体自我发展动力，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是发挥个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增强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点。在扶贫过程中应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通过加强自我奋斗文化宣传，引导贫困地区群众形成勤劳致富观念，改造贫困人口“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坚决抵制贫困亚文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与和谐的社会文化生态体系。此外，还可以通过优化顶层设计，遵循当前利益与长远谋划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土产业的方式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可持续脱贫。

二是精准建立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台账，多渠道加大教育扶贫投入。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要进一步聚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精准建立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教育人口底数台账，摸清教育扶贫基本情况，稳步提升农村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统筹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协商与合作，推进单向制度设计模式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制度安排转变，增强教育系统、政策系统与社会系统共生性，共同构建农村教育反贫困共同体。

三是拓展贫困群体社会网络，扩充其制度性和组织性社会资本。应积极努力创造益贫政策和扶贫资源分配机制，积极培育和引导各类贫困互助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等非营利性组织发展，鼓励各类组织深入到农村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减贫工作，不断拓展多元主体相互合作新路径，探索高效协作新方式，拓宽互助新领域，完善现有的帮扶制度，不断弥补贫困群体制度型和组织型社会资本。

四是践行健康扶贫政策，推进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应加强乡村医疗队伍和公共医疗组织建设，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普惠性制度和特惠性制度的相互补充与结合，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多层次可持续的医疗保障体系，切实解决社会医疗资源在城乡间、不同职业间分配不均衡问题。另一方面，针对健康扶贫各主体割裂运行、碎片化严重的问题，可由政府牵头搭建健康扶贫所设涉及的各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与非营利性医疗救助组织间的信息联动平台，打破各主体间信息壁垒，掐断“因病致贫”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