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志慧，叶姝雯

(重庆理工大学 会计学院， 重庆 400054)

一、引言

近年来，国家实施《中国制造2025》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政策实施至今，降成本与补短板的成效还有待提高。2018年末，中央明确提出将降成本作为目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通过市场化改革做“加法”，从而激发企业的活力。从改革开放至今，产权体制、企业治理机制、企业监管方式和市场运营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企业外部的不确定性增大，制造业企业面临人力成本与资源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困境，降成本仍是企业应对复杂经济环境的重要着力点。

成本粘性反映了企业成本管控与资源配置效率，因而降低成本粘性对推进供给侧改革有重要的意义，也一直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传统的成本理论认为成本与业务量之间呈线性关系[1]，然而大量学者通过实证证明了成本与业务量之间并非呈对称变化。Anderson等人首次正式定义了“成本粘性”的概念，认为营业收入增加1%时，成本的上涨幅度较营业收入下降时成本的下降幅度更大[2]。在此背景下，学者们深入研究了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影响因素和可能影响的后果。通过研究发现，对管理者严格程度不同的监管制度，引起管理层的决策也有所不同，监管较弱的企业，若管理者在职消费水平越高，那么成本粘性也就越高[3-4]。可见，高管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对企业成本管控和资源利用起着决定性作用。代理成本和信心不对称，很可能造成企业成本粘性剧增。研究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市场化进程不同，信息的流通速度和法治环境等对高管的决策影响也不同。高管在经营决策时，除了考虑企业本身情况以外，还需要考虑市场化进程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重点研究高管平均年龄、平均任期、平均学历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存在显著影响。高管的平均年龄与成本粘性负相关；高管的平均任期与成本粘性负相关；高管的平均学历与成本粘性负相关。(2)市场化进程对管理层特征和成本粘性具有调节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增强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负相关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高管特征与成本粘性

自高阶理论提出以后，学者们便将目光投向了对管理者特征和行为的研究上。高管团队控制着企业的整体运营，包括成本的管控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目前，对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情绪和代理观上[5]。从调整成本的研究来看，女性高管的性格特征导致其决策时“三思而后行”，而男性高管则相对草率，在市场环境变化时更容易引起经营风险[6]，因而对成本的管控不足。从管理者乐观情绪的研究来看，男性高管容易过度自信，倾向去选择收益高但风险更大的决策，而女性高管则相对谨慎，倾向于稳健的决策[7]。安灵等人认为股权集中度的增长使得股东拥有更多的监管能力，能有效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高管薪酬粘性[8]。从代理观的研究来看，高管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极易导致成本粘性的增加。薛维军通过实证发现，如果公司的股东对高管行为没有有力的监管，高管极易出于自利动机在业务量下降时，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会选择保留冗余的经济资源，从而促使成本粘性的产生[9]。高管在业务量下降时并不愿意降低自身的在职消费水平，这会导致企业的费用开支随着业务量呈现非对称变化[10]。由此可见，高管特征和行为从各个角度对成本粘性都有所影响。

(二)市场化进程与成本粘性

市场化进程主要体现在法律机制、竞争环境和生产资料等方面的差异。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高管的决策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吴祖光和李秉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形成热点环境构成企业的生存环境，它通过影响企业的激励机制来影响企业的代理行为[11]。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中西部三大地区分部粘性存在显著差异[12]，夏雨超通过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的发展越快，企业绩效的调整速度也就越快[13]，这都会对成本粘性造成影响。但目前尚未有研究证实市场化进程对成本粘性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试图探究市场化进程对高管特征和成本粘性关系的调节效应，为降低成本粘性，实现成本管控提供理论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成本粘性的存在，营业收入增加时成本的增加幅度大于当营业收入下降时成本下降的幅度。很多学者证实了成本粘性在各个行业中均存在，并将研究投向其影响因素，以期合理地管控成本。目前，学者认为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主要为3点：调整成本的存在、代理成本的存在和管理层的乐观预期。

(一)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根据高管阶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我们发现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存在影响。由于每一位高管的特征不同、身处的市场环境不同导致其决策存在不同，高管为追求短期利润，会立即对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现有资源进行调整[14]，这些决策行为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管理，因而高管特征与成本粘性存在一定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高管平均年龄

不同年龄阶段的高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不同。吴德军、黄丹丹认为年龄能够反映高管的阅历和风险倾向，年龄大小会影响到高管的需求偏好、价值观和风险倾向，而风险控制是成本有效管理的关键[15]。第一，从风险角度来看，年龄越大的高管越倾向于风险小的决策，经营风险降低，调整成本减少，成本得到合理的管控，成本粘性减少。第二，从生活阅历角度看，年龄较大的高管，生活经验丰富，相对沉稳和老练，因而有能力对成本进行管控。第三，从需求偏好来看，年龄较小的高管，迫切地寻求事业突破口，容易高估自身的工作能力，而年龄较大的高管更追求维持自身的声誉，处理方式较为谨慎，能有效控制管理层自利情况，从而降低成本粘性。

综上所述，年龄的不同，风险倾向、生活经验和需求偏好也不相同，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也不相同，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高管的平均年龄对成本粘性有负相关的影响。

2.管理层平均任期

任期长短不同，高管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也就不同。一方面，高管的任期越长，工作经验越充足，工作越娴熟，相比于任期短的高管能减少调整成本，从而降低成本粘性。另一方面，任期越长的高管，团队之间的沟通度越高，高管对企业内部信息越了解，越能帮助高管及时地做出合理的决策，抑制成本粘性。再者，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人都是自利的，任期长短不同的高管对自身的规划有所不同，任期短的高管与企业的利益不一致，容易诱发自利行为，而任期长的高管往往与企业的相关度更高，与企业持续经营的目标更一致，能减少企业的代理成本，从而降低成本粘性。

综上所述，任期长短能够影响企业的代理成本和调整成本等，对成本粘性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b：高管的平均任期对成本粘性有负相关的影响。

3.高管平均学历

学历的高低不同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不同。高阶理论认为教育不仅能够增加个人的知识储备，提高学习能力，而且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首先，学历高的高管，个人能力相对较强，能灵活处理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减少企业的风险损失，从而降低成本粘性。其次，学历高的高管，个人修养相对较高，长期在校接受道德价值观的熏陶和法律知识的教育，对法律法规的认识更全面，能避免内部腐败现象，减少代理成本，从而降低成本粘性。最后，学历高的高管，由于长期的学习，具有更广泛的人脉和社会资源，处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能帮助企业在市场化不够成熟时，及时作出应对策略的同时增加投融资的便利，从而降低成本粘性。

综上所述，高管的学历高能提升企业的日常经营的效率，有效的降低成本粘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c：高管的平均学历对成本粘性有负相关的影响。

(二)市场化进程对高管特征与成本粘性关系的影响

市场化水平不同，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也不同。1978年我国进行了市场化经济改革，由于各个地区实行的国家政策和具备的地理优势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进程并不平衡[16]。至今，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不平衡，各地区的法治水平、生产资料等差异较大，这些因素都对高管的决策产生影响。

其一，市场化水平高，法律制度更完善，外部监管更苛刻，高管的自利行为就会得到控制，就会有力地管控高管的代理行为，降低成本粘性。其二，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生产资源和人力资源更丰富，企业无需签订长期契约，可避免违约风险，节约违约成本；同时人力资源的丰富减少了企业因为人员变动发生的招聘费用和培训费用，市场竞争更激烈，高管的决策也更谨慎，能有效地降低成本粘性。最后，市场化水平越高，企业的信息公开度越高，生产资源的流动性越高，高管为获取信息额外支出的成本就越低；同时，高管能及时了解市场的发展情况，及时作出合理的决策。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地控制高管不同特征引起的调整成本和自利行为，从而抑制成本粘性。

H2a：市场化进程越高，越能增强高管的平均年龄对成本粘性负向影响；

H2b：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增强高管的平均任期对成本粘性负向影响；

H2c：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增强高管的平均学历对成本粘性负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数据于2018年截止是由于樊纲等人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仅更新到2018年。本文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筛选:(1)剔除ST和ST*公司等公司数据；(2)剔除金融及保险行业数据；(3)剔除研究期间破产重组的企业及数据不完善的企业数据。通过删减步骤，本文最终获取6 680个样本观测值。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部分高管特征数据由手工整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成本粘性的度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成本粘性，Anderson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成本的变动与业务量的变动并非呈线性变化，并指出这一现象是由于“成本粘性”的存在[17]。本文采用ABJ模型，公式如下：

ln(Costi，t/Costi，t-1)=β0+β1*ln(REVi，t/REVi，t-1)+β2*ln(REVi，t/REVi，t-1)*Di，t+εi，t

其中，ln(Costi，t/Costi，t- 1)表示成本变化率，成本实际上是指管理费用和营业成本之和。ln(Revi，t/Revi，t- 1)表示营业收入变化率，代替业务量的变化。模型的系数可以反映粘性的程度，通常用来解释成本粘性的存在性。

对工程进行施工以前，需要对资金担保制度加以落实，在针对工程展开招标活动时，政府部门应该要求投标单位对工程质量保证金加以交付，以此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在施工单位对工程质量标准加以承诺以后，相关安全管理部门需要对整个规划建设活动的过程进行跟踪检查，确保工程质量能够达到施工单位承诺的标准，对于能够达到工程质量标准的单位，监管部门应将质量保证金无条件退还，而对于质量检验未能达到要求的，则要按照规定对质量保证金加以扣留，甚至追究其责任。

2.对解释变量高管特征的度量

本文主要探讨的高管特征包括高管的年龄(Age)、任期(Ten)和学历(Edu)，本文对高管特征用数据的平均数进行度量，探究不同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的差异。

3.对调节变量市场化进程的度量

市场化进程(Market)的不同，政府与市场的关联度、产品市场的发育度、法律制度的完善度也不相同[16]。本文市场化指数变量数据参考自樊纲等所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2018版)。以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来区分市场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衡量公司的市场化进程。设市场化指数小于中位数的组为0，市场化指数大于中位数的组为1。

4.对控制变量的说明

借鉴现有的对成本粘性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本文选择资本密集度(AI)、员工密集度(EI)、资产收益率(Roa)和连续两期营业收入的变化(SD)作为控制变量，其中SD为虚拟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说明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中采用的ABJ模型，并考虑到高管特征变量，重新构建了模型一：

ln(Costi，t/Costi，t-1)=β0+β1*ln(REVi，t/REVi，t-1)+β2*ln(REVi，t/REVi，t-1)*Di，t+

β3*ln(REVi，t/REVi，t-1)*Di，t*Geni，t+β4Controls+∑Yeari，t+εi，t

在模型一中，Geni，t表示高管特征，包括高管年龄(Year)、任期(Ten)和学历(Edu)。对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将重点关注β1、β2和β3的值，REVi，t/REVi，t-1增加1%时，Costi，t/Costi，t-1增加β1；REVi，t/REVi，t-1减少1%时，成本与管理费用减少β1+β2，即β2显著为负表明该样本存在成本粘性；若β3显著为正，表明高管特征会减弱成本粘性，即支持假设H1a、H1b、H1c。

在研究市场化进程对高管特征和成本粘性关系的影响时，仍采用模型一。但按照市场化进程的中位数大小分成市场化水平高低两组进行实证分析。若高市场化水平粘性低于低市场化水平时，则高市场化水平交乘项的系数大于低市场化水平的系数。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成本变动率的均值为1.275，营业收入变动率的均值为1.316，说明制造业企业总体的成本和营业收入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成本变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500.8和0.083 7，营业收入变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为430和0.182，说明成本和收入的变动并非按比例呈直线关系，这为后文分析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市场化进程的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10.83和-1.14，说明企业所处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深究其对高管特征和成本粘性的关系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重要性。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的特征同其他文献相一致。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收入与成本的相关系数大于0.05，是由于成本与收入的配比度较高，但并不影响本文对成本粘性的研究。其他控制变量就相关性分析表来看不存在共线性。

表3 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

(三)回归分析

1.高管特征与成本粘性

表4呈现了高管年龄、任期和学历对成本粘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交叉项的系数β3都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年龄、任期和学历的增长，企业的成本粘性得到抑制。第一，高管年龄越大成本粘性越小，是由于年龄较大的高管能更好地控制风险，同时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使成本粘性得到抑制，假设H1a得到验证。第二，高管任期越长成本粘性越小，是由于任期长的高管对企业的熟悉程度高，决策更为合理，假设H1b得到证实。第三，高管学历越高成本粘性越小，高学历的高管学习能力较为突出、人脉较为广泛是成本粘性得到控制的主要原因，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H1c的正确性。因此，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表4 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的回归分析

2.高管特征、市场化进程和成本粘性

为了验证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实证过程中将样本按市场化水平的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以(1)(2)(3)的回归结果来看，低市场化水平交乘项的系数β3总是小于高市场化水平的β3，且高市场化水平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进一步得到抑制。通过回归可以发现，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在不同市场化水平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市场化水平较高时，信息流通度、资源丰富度和法律制度都更加完善，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也更明显。

表5 高管特征、市场化进程和成本粘性

(四)稳健性分析

借鉴朱永明的方法，本文在稳健性分析中将市场化进程采用不同是方式分类，将市场化进程指数2014—2018年连续排名靠前的地区归类为高市场化水平，否则为低市场化水平[18]。高市场化地区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观察高市场化水平的(1)(2)(3)列的交乘项β3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的结论相一致，表明结论具有可靠性。

表6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对制造业上市公司2014年到2018年的成本粘性的研究，实证检验了在市场化进程下高管特征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的调节作用。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年龄与成本粘性负相关；(2)高管任期与成本粘性负相关；(3)高管学历与成本粘性负相关；(4)市场化水平越高，越能增强高管年龄对成本粘性的负相关关系；(5)市场化水平越高，越能增强高管任期对成本粘性的负相关关系；(6)市场化水平越高，越能增强高管学历对成本粘性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1)重点建立内部高级管理团队。高管层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战略选择，因此优化高管层团队结构能够显著影响企业控制成本的能力。优化高管团队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延长高管的任期，能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更有效地控制企业的成本粘性。(2)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不仅包括信息公开度变大，还包括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高管更便捷地获取信息，有利于高管的决策，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国家而言，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尤为重要。目前，我国法律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但惩罚力度不够，导致部分管理者有机可乘。加强对企业高管的监管力度，能有效规范高管行为，从而降低成本粘性，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