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冬梅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党建教研部， 重庆 400041)

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在重庆成立，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南方局在国统区8年，一方面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另一方面沉着应对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逆流”，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持质重于量的组织发展策略，进一步巩固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

南方局从1939年初建立到1946年5月迁往南京，党的各级组织大致经历了恢复重建、清理整顿和巩固发展3个主要阶段。

(一)恢复重建阶段(1939年初—1939年8月)

南方局的组织建设以长江局组织建设为基础，是长江局组织建设的延续，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关系恶化，在此基础上的组织建设具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鲜明时代性。1938年初到1939年8月，南方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同时大量发展了新党员，充实了组织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日军事力量的消长，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加快，日本军国主义被迫对侵华策略进行了调整，从速胜决战转向长期作战，从军事进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受日本诱降和汪精卫叛国的影响，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逐渐逆转，由初期的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不顾国共合作的事实，持续对共产党从政治上进行迫害、经济上进行遏制、组织上进行摧残，南方国统区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会后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民政府的军队、警察等对共产党的一切正当活动均可以不合法为由进行阻止和破坏。此后，国民党还印发了《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川康防止奸党活动政策》等系列文件，与国民党中央决议相呼应。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是国民党“由片面抗战转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个转折点”[1]42。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由前期的相对融洽转为既合作又斗争。国共关系的转变奠定了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制度基础。

南方是“中共在抗战前的发展重心”[2]，但抗战开始后南北组织发展出现异位，在中央“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指示下[3]466，南方国统区党员人数仍然发展迅速。截至1938年9月，“南方13个省总计党员数目已达67 000多人”[4]159，其中四川省和湖南省发展最快。从1938年3月到1938年9月，四川省党员从340人发展到3 400多人，增速达10倍；湖南省党员从几百人发展到7 000多人，其中长沙市铜官瓦窑区重点在工人中发展党员，3 000多工人中已有党员800多人，比例高达27%，长沙某支部“一个月内就由5人增加到30多人”[5]69。到南方局成立初期，南方地区地下党发展了5万多人，仅四川省就发展了 7 000多人[6]2。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信息闭塞，加之负责人相对谨慎，故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

1939年7月，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博古向中央汇报了南方局党员发展状况。截至1939年7月，国统区党员人数已达81 300人(详见表1)。

表1 南方地区党员发展状况(1)资料来源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其中云南省的统计截止时间为1939年4月。

其中，江西省党员发展最多，达到18 000人，其次是浙江、闽粤边、湖南和四川地区。云南省党员发展最少，仅190人。党员总量的进一步扩大为国统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南方局一方面着力发展党员，另一方面指派干部奔赴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筹建从省级党组织到基层党支部的一系列组织。据统计，南方局成立初期领导建立的省级党组织包括川康特委、川东特委、江苏(上海)省委、湖南省委、广东省委、江西省委、广西省工委、云南省工委、贵州省工委、闽西南潮梅特委、湘鄂西区委，共计11个。省委又下辖若干特委、县委、支部等(详见表2),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基本恢复，组织体系基本构建。

表2 南方局成立初期，各地党组织的建立状况(2)资料来源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

川东特委和闽西南潮梅特委的组织体系相对完善，各个层级组织均有布局，广西、贵州、云南的基层组织力量有待充实。此后，由于形势变化，加之外部环境日益恶化，一些地方党组织被迫解散或缩小，各级党组织无论是数量还是所辖范围和名称均有调整。如广东省委到1939年底，不再负责潮梅地区，而是下辖7个特委、1个相当于特委的工委、6个中心县委、44个县委，与1939年初相比有较大的变化。

绝大部分地区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严格执行党员标准，吸纳了一大批优秀分子充实党的队伍，为抗战及解放战争胜利储备了中坚力量。恢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有效解决了国统区党组织的覆盖问题。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组织影响力的扩大，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组织保障。党也需要不断吐故纳新，保持活力和战斗力。为此，毛泽东高度肯定南方局党的建设“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效”[5]73。

但国统区党员发展和组织恢复重建中过于左倾的问题“没有完全纠正”[1]21，给党组织发展埋下了隐患。一是党员发展的标准不一、执行不严。一些地方没有严格执行党章对党员入党标准的规定。从早期持谨慎态度，转为放宽条件。从而出现了一人入党，全家跟进的现象。一些地方党组织完全以入党人数的多少来判断党员作用的发挥，使得一些投机分子或者退过党的人也趁机混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严重削弱了党员的先进性和党组织的纯洁性。二是对新党员考察不够严肃。一些地方以出生和职业作为考察党员的重要标准，如工人、雇农不需要候补期，贫农、小手工业者候补期为一个月，学生、知识分子、小职员、中农、下级军官候补期是三个月。考察标准“在特殊情况下可伸缩”[7]86，187。考察的不规范、不严肃，本质上放松了党组织对党员的管理，不利于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深入了解，更不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党员数量的增加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带来组织质量的提升和战斗力的增强。无论是应对外部的挑战，还是党的长期发展的需要，都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建设策略。

(二)清理整顿阶段(1939年8月—1941年底)

从1939年8月开始，南方局调整组织建设策略，由大量发展党员，普遍恢复组织到有计划地实施清理整顿。精干组织、审查干部、剔除不合格党员成为这一时期组织建设的主要任务，根本原因是国统区党的组织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

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到处杀人封报搞摩擦，“甚至进攻边区”[1]41，相继制造了平江、博山、深县、确山等一系列惨案，持续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江西等地抓捕共产党人。各地党组织均遭不同程度破坏，江西尤为严重，到1942年，江西省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全部瓦解。“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了顽固派的摧残，2 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 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制‘管训’”[4]249。

党在国统区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组织整顿势在必行。为此，中央要求南方局“立即采取各种应变措施”，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1]88。 南方局对组织进行整顿的又一原因则是党组织发展过快带来了严重隐患。

一是一些地方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滥竽充数。加之特殊环境下对新党员教育不到位、不及时，尤其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部分新党员对党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肤浅，分不清“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理论的基本区别”[3]467，对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职教社、救国会等众多党派的组织形态、人员构成、纲领宗旨缺乏基本认识。这些党员虽有极大的革命激情，但是缺少科学理论武装，缺乏国统区的斗争经验，无法真正认识党在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使命，以及作为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作用发挥极其有限。

二是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漠视中央权威，对中央决议阳奉阴违现象时有发生。以南委事件为例，周恩来早就意识到南委工作面临严重问题，“根本原因是秘密工作与武装力量同时并行，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4]249。

由此可见，鉴于国共两党关系已经发生重大逆转，从保存组织力量与发挥组织作用考虑，南方局按照中央指示，对南方地下党组织进行整顿。

第一，转变组织形式。顺利建立、实现覆盖、安全运行、发挥组织的职能职责是中央对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要求。一旦组织发展过快影响质量，或者常规组织方式不利于组织安全运行，就需要根据形势发展作出适时和适当调整。1939年6月，《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逐步转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着手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组织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党员转地不转关系，确保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心任务[6]11-12。

从1940年3月开始，南方局要求所有国统区的党组织一律转入地下活动，迅速安全撤退已经暴露的党员到外地、外省或回延安工作，建立相应的接头会与通讯机关，保障秘密工作安全进行。党员干部尽量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和合法化，以合法职业掩护党内身份，“并保证能够长期维持他的职业”[6]20。党员不幸暴露后，要严守党的秘密，绝对不能暴露党的组织与供出其他同志，违者将受到党内的严厉处分。

组织生活适当调整，不召开党员大会，党委、支委会和党员之间“只个别联系”[6]35。上下级之间减少联系，“省委和特委、中心县委至多每三月一次，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委每两月一次”[6]20。

缩小党的领导机构“至短小精干的程度”[6]18，青委、妇委等机构视情况撤销。组织层级相应减少，个别地方甚至只保留支部，其余层级组织一律停止活动。进一步加强四川和重庆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对川康特委、川东特委负责人进行了调整，把川康地区党的组织划小，新成立川南、川北两工委。川东、川北两特委和川南、川北两工委直属南方局，保证了党对重要核心区的直接领导。

可以说，正是从组织到个人，从领导方式到活动方式，南方局对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做了规范要求，才保障了各地党组织的运行安全。

第二，加强秘密工作教育。随着时局的进一步恶化，中央与南方局对党组织的隐蔽运行要求及秘密工作教育更为严格。1940年中宣部连续出台了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为代表的4个重要文件指导国统区干部教育，要求秘密教育应由党内秘密组织系统专门负责，与秘密环境相适应，且要有计划、有组织。各地党组织要充分认识秘密教育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对秘密教育工作持忍耐性和灵活性。地方省委、特委、县委必须严格区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从事公开工作的党员不能参加支部活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要在分开中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党员和党组织应严格遵守党内秘密工作规定，不得违反与破坏。可见，中央对国统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视，也折射出一些党员干部对秘密工作的认识与中央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对此，南方局及时作出部署，要求“绝不要因形势的一时好转而动摇贯彻党中央的政策”[8]，而是要继续把巩固组织、审查干部、创新工作方法作为党组织中心工作，把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结交朋友作为普通党员和非党干部的主要任务。

南方局整顿组织的要求和指示得到南方各省市及时的回应和坚决的执行。川东特委严格禁止各级组织之间发生横的联系；停止上下级业务部门之间单独的联系与会议；禁止上级组织越级调下级干部谈话；减少交通和通讯联系等[1]57。这种全面禁止横向联系和部分停止纵向联系的要求，使各级组织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保障了各级组织的运行安全。

江苏省委“改大支部为小委员会”[1]62，缩小组织规模。上海地下党把文化和宣传工作同党的组织工作分开，避免交叉运行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也对组织进行了整顿。

经过清理整顿，南方各地党员人数锐减，从1940年到1941年，“川康特委由3 000人减到1 400余人；川东特委由3 000人左右减到1 900余人；鄂西特委由1 900人减到1 300人”[6]12。1941年，“川东党员从2 947人减少到1 914人，川西党员从3 700人减少到1 434人”(3)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8年第3期。。其他地区的党员人数和党组织也做了相应调整。调整后，国统区党的组织“逐步得到健全”[5]82，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内政治生活逐渐正常化，中央和南方局巩固组织的意图基本实现。但个别地方矫枉过正，胡乱开除党员，缩小组织，闽西南平和“某支部20余人，整理后只剩下9人；金丰某支部11人仅留2人”[5]82。特委对此均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三)巩固发展阶段(1942年1月—1946年5月)

1942年1月，南方局召开两年工作总结大会，周恩来明确提出“过去清洗的工作应告一段落”，一直到1946年5月，南方局迁往南京改名为南京局为止，是南方局党组织巩固发展的时期。“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该时期国统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1]23。

一是从思想上巩固党。加强理论武装，建设一支适应大后方斗争环境的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是南方局夯实思想基础，筑牢理想信念，从思想上巩固党的首要任务。在日常工作中，南方局重视加强干部理论修养，经常在党内分层次开展各种教育。1942年到1943年，根据中央安排，南方局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整风运动，着重从思想上和作风上巩固组织。不仅专门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运动的领导机构，还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分期分批对南方局机关干部，各省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培训，并结合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对不同层次干部选择有针对性的学习内容，且开设专题授课。两年多的整风运动剔除了非党思想，加强了对党员干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路线的教育，实现了在思想上巩固党的目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年轻党员干部，不仅通过学习提升了能力素质，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对党的忠诚，对党的历史的深刻认识，对党在国统区政策的准确把握，为贯彻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审查干部是南方局思想上巩固党的具体举措。根据中央要求，南方局从社会关系、个人能力、成长经历、政治倾向等方面对国统区干部进行彻底审查，从中发现对党忠诚，能力出众，善于处理危机，擅长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并使“该干部得到一定的适当的工作岗位”[6]39。被审查的党员要如实向党公开自己的一切情况，“即使是他过去的罪恶也应如此”[6]39。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

实事求是是南方局审查干部的基本原则。各级领导机构以对党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既严格落实中央规定，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审查干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党组织不能对党员轻易下结论。“只能阙疑，一般并应告诉本人”并彻底搞清楚事情真相[6]39，为锻造一支信仰坚定、战斗力强的干部队伍，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从组织上巩固党。鉴于党支部的基础性地位，重点加强支部建设，明确支部职责，发挥支部作用是南方局巩固组织的重要举措。应对形势发展，南方局对支部建设提出了的三大要求。其一，控制支部规模。建立小支部，“最多5人，分两组”“一般以3人为好”[6]39，必须设立平行支部，互不发生横的联系。其二，简化支部结构。支部一般不设干事会，只配书记或者副书记。3人支部只设一名书记，5人以上支部才设副书记，“副的要秘密一些”[6]39。其三，落实支部职责。支部要敦促党员履行义务，按照党章要求收纳党费和完成党规定的各项任务。

从1944年开始，为了适应国统区民主运动发展的需要，中央对南方地下党组织提出“及时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新要求[6]24。各地党组织再次由一般的停止发展到逐步转入谨慎的发展阶段，主要以骨干工人及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为主，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从1945年开始，鉴于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南方局指示各地“恢复、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6]25，南方国统区党的组织再次得到恢复发展。

由此可见，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从恢复建立、清理整顿到巩固发展，经历了一个艰辛而曲折的过程。由于南方局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党的各级组织在隐蔽精干中实现了巩固发展，为抗战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南方局的组织建设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始终紧跟时代要求，并始终紧扣党的组织发展策略，这就使得党的组织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相互适应，并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回顾南方局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历程，坚持党的领导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的根本保证，坚持信仰上的坚定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的根基灵魂，坚持实践中的创新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的活力动能。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的根本保证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得到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也是国统区地下党组织曲折发展的重要阶段。南方局既是国统区党的组织路线的领导者和制定者，又是组织者和实施者。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恢复重建，清理整顿，适应形势巩固发展，到胜利完成各项任务，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党中央对南方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建设和发展极为重视，对路线制定、策略实施、制度建立、人才队伍建设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国共两党关系发生逆转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对国统区的组织建设指明正确方向，“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1]14，国统区的斗争策略是“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1]14。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中央从机构的设置，具体机要人员的配置，保密制度的建立为国统区打造了一支信仰坚定、素质过硬、能力出众的通信干部队伍。据统计，南方局所属的电台工作人员“一百二十三名，其中报务工作人员一百零六名；揺机员十七名；男同志八十三名；女同志四十名”(4)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中央对国统区党组织的人才需求，“总是有求必应”(5)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南方局绝大多数隐秘战线的主要骨干“都是从延安军委派出的，前后共有四十九人”(6)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这壮大了国统区隐蔽战线队伍。正是包括隐秘战线在内的各方面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和牺牲，才保证了国统区党的组织发展。

南方局发挥直接领导作用。周恩来亲自为秘密通信工作制定了“迅速、准确、保密”的方针(7)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以及“机要人员之间不得发生横的联系”“守口如瓶，心细如发”“工作完毕，桌面及地面不留任何痕迹”“不得随意上街”等四条保密制度(8)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4期。。机要电台的批准、设置，对外的交涉，周恩来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他人，而且每天都要通过电台向中央汇报工作，接受中央的最新指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可见，南方局的组织建设坚决贯彻了党的组织路线，坚持了党中央的领导。但领导不是事无巨细的包揽，中央要求上级党组织应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找出问题的规律性，总结经验教训，放手下级组织独立开展工作。各地又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领导对象、客观条件注入相应的地域特色，凸显了组织建设上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独特性。可以说，在组织建设上，既体现了对党中央权威的维护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持，也充分发挥了下级党组织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二)坚持信仰上的坚定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的根基灵魂

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9]。南方局党的组织建设之所以能够历经曲折而不断加强，各级组织能够保存力量且凸显作用，根本在于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方面，坚持了固本培元，始终和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信仰上的坚定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根基。党要领导社会革命，首要前提是从严治党，实现自我革命。南方局建立之日，恰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日本侵略者调整侵华策略，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可见，南方局的组织建设所面临的历史时期极其特殊，外部环境极其险恶，没有对初心使命的坚守，没有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支撑，不要说完成任务，连组织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南方局不仅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还培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红岩精神。这一切靠的就是严明党的纪律，始终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用严管守住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支部是党的一切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夯实了支部就筑牢了党的整个组织体系。国统区地下党支部从恢复建立到清理调整，再到巩固发展，领导方式和组织形式的转变是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的成功经验。在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同时，各级党组织没有放松自身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灵活推进党员教育，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转变领导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同时，既保障了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也传承了党的红色基因。

党员是党的肌体和细胞。南方局坚持党员发展标准，把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分子吸纳入党。对于一些地方因把关不牢、标准不严，让投机分子、同情分子、不合格分子混入党员队伍的情况，中央和南方局及时指示各地组织进行清理整顿，确保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坚持从严管理党员。南方局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有详细严格的纪律要求，部分地区对党员提出了“不该问不问，不该说不说，谈话防耳目，会议限3人，布置要小心，宣传须技巧，组织莫集中，书籍妥收藏，记事忌笔写，约好假名字，人人有职业，工作地方化，生活合环境，口供常准备，调查最要紧”等各种纪律规定[5]111。1941年，中央又对国统区党的组织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指出凡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须独立工作”，绝不允许到处乱找党，也不允许“与素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上的关系”，以此保障党的组织与党员安全，并指导党员通过“打假报告，敷衍塞责，伪造情报”等斗争策略有效应对国民党的盘查(9)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8年第3期。。

坚定信仰就是要守住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南方局在国统区的8年，就是国统区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谋独立，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奋斗历程。无论是面对国统区的灯红酒绿、国民党的腐蚀拉拢，还是国民政府的反共、限共、防共，南方局均要求党员干部要具备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科学、民主积极斗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不仅严格要求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觉悟，且率先垂范。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引导党员干部坚守革命气节，从思想上做好牺牲准备，并指出要和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10)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赏“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9]。

南方局组织建设的成功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信仰上的坚定，坚守马克思主义对党的建设的指导，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才能确保组织建设的正确方向，发挥组织的强大力量。

(三)坚持实践中的创新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的活力动能

创新是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的不竭动力。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实践探索，在创新中开创党的组织建设新局面，是南方局组织建设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创新突出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周恩来指出，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还要继续深入地理解和贯彻，要“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检讨”，“仅研究这两年的经验还不够，还要研究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抛弃过去不好的，现在不适用的方式”(11)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8年第3期。。可见，“三勤三化”(12)“三勤”是指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是指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工作策略的提出既是南方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对国统区党的组织方式和领导方式因循守旧，力量过于暴露，遭到严重破坏的深刻反思。

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创新本质上是保障组织生存。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国统区多次掀起反共高潮。面对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策略，党在国统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因此，面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隐蔽精干”是党在国统区居于首位的方针。只有及时转变领导方式和组织方式，建立严格的平行支部，缩小组织规模，才能落实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南方各省市地下党积极适应环境和任务变化带来的党的组织建设的新考验，不断在组织设置、活动方式、党员教育管理等方面，作出有别于解放区和根据地的调整，以新的理念认识组织地位、新的思路谋划组织发展、新的办法开展组织建设、新的方式落实组织运行，尽量缩小组织规模，甚至停止某一级组织运行等，保障了南方国统区党组织的有效运转。经过几年努力，1942年以后，国统区党的组织建设成效显著，除个别地方外，“一般已没有大的组织被破坏的事件发生”(13)参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研究室编著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8年第3期。，某些地区还实现了巩固发展。

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创新强调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原则上，应吸纳更多工人阶级入党，但是，南方局认为在国统区党的组织发展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当因时制宜”[10]40-41，根据党组织所在领域，所在地区灵活发展新党员。周恩来指出，建立坚强的战斗堡垒，就应该到机关、学校、农村、工厂等“群众集聚的单位”建立平行支部[1]22。湖南在组织清理整顿时期，允许在农村等党的力量薄弱的地方适当发展党员，而云南则在高校师生中发展党员，凸显了在党员发展中的创新。

南方局组织建设的成功实践证明，组织建设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思路，才能为党的组织建设注入强大动力，激发组织活力，发挥组织作用。

三、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启示

系统梳理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深刻总结南方局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为新时代组织建设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目标任务是党的组织建设的方向

手段、方式、方法都是为目的，也只能是为目的服务。无论是根据地、沦陷区还是国统区，党在组织建设上的守正也好，创新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组织路线，保存组织力量，保证组织运行，站稳组织阵地，发挥组织作用，以党的组织路线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

南方局在国统区8年，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始终围绕党在国统区的目标任务开展组织建设，不仅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创造了党的组织建设史上的奇迹，根本原因就是坚持党的组织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变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保证了南方地下党组织在隐蔽中保存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逐渐恢复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当前，面对新任务、新机遇和新挑战，更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的组织路线，充分吸取党在历史上的成功经验，积极应对党的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困境，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二)制度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关键

管党治党，既要重视教育，更要注重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的活力来源于党员，根本在于“科学、有效地运用制度建设”保证党员的质量[11]。1939年8月，中央针对南方局党员发展过快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出台《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明确从党员发展、成分审查、党内教育、保卫工作、反对奸细、秘密工作及党的纪律7个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并持续对各地进行详细指示，用制度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当前，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更要从严治党，吸纳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重视党员政治教育，“依规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12]23。要建立健全的组织设置，组织生活严肃规范，组织的运行、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水平，还要抓好组织体系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党的各级组织是按照党章规定，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加强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组织体系建设，各级组织体系就能运行有序，中央决策部署就能得到贯彻落实。

(三)党员干部是党的组织建设的基础

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能力贯穿于干部培养、选拔、任用的各个环节。要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部门要履职尽责，用监督保障干部廉洁用权、干净干事、清白做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

总之，南方局党的组织建设始终重视外部环境的影响，服从于南方局的政治任务，坚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开创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性和独特性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之路，为抗战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也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展开，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坚持制度建设、组织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以高质量的组织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