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江

(华中师范大学 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进入20世纪，学生以独立身份，与工商业者、工人并列，成为近代城市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因之，学生的失学与救助，也就超越了教育界范畴，成为联动政、商、学界，共同参与的重要社会事件。透过助学活动，可以考察民间社团、政治力量、学生群体面对失学这一社会危机的不同作为，进而研究其行为取向、实力消长。①抗战胜利后，“青年学子生活困苦，普遍贫困化”[1]，救济活动愈加密集，涉及战后学生运动与国共博弈的复杂命题。本文拟以1945年上海的失学危机及其救济进行个案考察，探讨危机下民间社团、政治力量以及学生群体不同的救济活动及学生群体政治立场的转向。

一、战后上海的失学危机

战后上海的失学危机，根源在于战后的经济恶化。尚在战时，受日军战时经济统制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开工率愈见不足。以面粉业为例，至1945年8月，上海面粉业整体开工率不足两成，其中民族企业开工率仅9.85%。[2]工厂不能开工，工人只得待业在家，陷入失业状态。国民政府接收上海后，由于对经济缺乏有效统筹，使得上海陷入燃料、原料短缺以及对外交通停顿的境况，停工态势只得延续，失业因之继续。[3]至1945年9月底，“上海工业百分之九十，均陷于停顿。因此失业而无所事事者，达五十万人之多”。[4]

对工薪家庭来说，家长失业意味着收入的丧失，这些家庭的子弟，也就因此离开校门，陷入失学的困境，“大部分的工厂……停止开工……社会机关的原有职员，则大都解雇，形成了广大的失业队伍，而目前全市各校的学生都大半是这般失业者的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