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

草草一纸送老吴

吴福辉先生1月15日晨去世于加拿大。对这突然的噩耗，朋友们其实不无预感。一年半前就传出老吴患病的消息，听说他不得不结束国内的生活，准备赴加拿大与妻、子团聚，养病兼以养老。记得2019年8月中旬我与老吴相遇于开封的河南大学，很吃惊于一向壮实的他那样消瘦。从陪护的小哥吴福广那里得知，老吴得的是癌症，饮食起居都得细心呵护，所以小哥随侍在侧。老吴自己则不露声色，仍热情洋溢地为“中国近代文学第一届暑期青年讲习班”做了第一讲：《我与现代文学六十年》，那讲演显然带有自我总结的意味；同时，老吴也悄悄召集他在河南大学所带诸生聚会于开封，那更显然地带有告别的意思。居停主人关爱和兄临时得到消息，立刻张罗着在河南大学召集了一个“吴福辉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祝贺吴八十大寿兼以欢送他远行。这个小会虽然只有短短半日，但宾主忆旧、温情满堂、举座尽欢，老吴也兴味不减，笑谈仍旧，像没事人一样。而临别依依，朋友们不免黯然伤怀——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果然，别后不过一年有半，老吴就病逝于异国，只听说是在睡中遽然去世的，没受什么罪，且年过八十，一生稳健有成、生活有趣有味，临老还有妻、子相伴，老吴也算得有福而无憾了。

我是1月15日晨从李今的微信里得知老吴去世消息的。到了午间，王中忱兄与我通话，相互唏嘘中，中忱兄乃嘱我写几句话，略表清华中文系同人之哀忱。于是下午草拟了一副挽联，随手用毛笔写了草稿，扫描传给中忱兄审正。中忱随即转给“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网站，傍晚就发布出来了。其辞曰——

吴福辉先生千古

学术无偏至，京海雅俗齐物论，赏鉴最中肯，名著岂止“三十年”；

生活有趣味，东西南北逍遥游，人情真练达，快意曾经八十载。

这一纸挽联，也不过秀才人情罢了；抄在这里，或可作为下文的引子。顺便也检讨一下——由于匆匆草拟，未及仔细斟酌平仄、更无暇计较工拙，书写则更为潦草，还留着涂抹的痕迹呢。因此台湾那边的古典文学专家吕正惠先生看到了，16日上午乃发来微信说：“按照传统对联的习惯，下联要以平声字结尾，你的上下联是否可以考虑对调，这样也蛮恰当的。”老吕的意见当然是对的，而我则回函解释说：“一般联语确是下联平声收尾的，只是勉强合平仄，不免以辞害意也。此所以钟记室重自然而不取于声律，乃谓‘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此联上说老吴学术、下说老吴生活，似乎比较自然顺当，所以就不再为调平仄而上下换位了。”其实，为了配对“逍遥游”，只得勉强“齐物论”，也很生硬的，但也不便更改了——想想宽厚的老吴的在天之灵看了，也当会宽容地笑纳吧。

人文通达是老吴

吴福辉先生研究现代文学四十多年，恪勤职守、著编等身，贡献之良多、见解之精审，实非常人可及。但老吴是个谦抑的人，直到晚年还迟疑于自己是不是一个现代文学史家。陈子善兄在《文学史家吴福辉》（2018）中回忆道：“三四年前吧，有一次与老吴闲聊，他突然对我说：子善，我们都研究现代文学史，搞了那么多年，可算文学史家了吧。我听了吓一跳，赶快对他说：老吴，文学史家这个光荣称号，于老兄是名副其实，当仁不让。”对子善兄的首肯，我自然无异词，我想补充的是，与粗知史略、侈谈史观的文学史家不同，老吴是一个特别有文学批评慧眼的文学史家，在他那里，丰厚的学术素养、扎实的文献功夫、开阔的文学史视野，是与他对文学作家作品的敏感卓识融为一体的，这才是他的论著的真正难能可贵之处。我甚至要说，老吴是否参编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或是否撰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那其实都无关紧要，他的真正卓越的贡献在于所写诸多文学史论文和专题著作如《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从容自如地会通批评家的敏感与文学史家的史识，发掘出众多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独特性，表现出过人的慧眼卓识，这在并世的几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罕见其匹。这也正是我在挽联中特意说他“赏鉴最中肯，名著岂止‘三十年’”的意思。

这其实是我很久以来对老吴的深刻印象，而最初的印象得自1980年代初拜读老吴发表的几篇论文。说来，1979年老吴考入北大的时候四十岁，已经人到中年，是个富于生活经验的有心人了，且此前已在中学教学二十年，用心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善于体会文心、很会分析文本的好语文老师，常给一线教师介绍教学经验。进入北大后的老吴更努力补旧纳新、用心收视反听，很快就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和出色的批评家。他从1980年开始在《文学评论》《十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一出手就相当成熟有见识，非寻常论者可比。恰好那时钱钟书、沈从文、施蛰存、张爱玲等人的作品重现，我也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他们的作品，感到新颖异常，可是这些作家作品各自的独特性究竟何在呢？自己实在是心有所感却无能力言说，看并世的著名学者批评家的论说吧，却都解说得与鲁迅、茅盾、老舍等大名家差不多，实在让我失望。使我茅塞顿开的，正是老吴在《十月》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现代病态知识分子的机智讽刺——〈猫〉和钱锺书小说讽刺艺术的独特性》《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那真是卓尔不群而又中肯切当，令我打心眼里佩服，所以至今难忘。

那时的老吴对《儒林外史》以来尤其是《阿Q正传》以降的中国讽刺小说，已有全盘的把握，所以论钱钟书一篇在比较鉴别中，特别中肯地指出其讽刺小说的独特性之所在——

讽刺远非一种风格，钱钟书的讽刺自有其独自的特色。一个博闻强识、才情横溢的学问家，处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特殊环境之中，生活在新老知识分子群居终日的大学圈子内，他的贯通上下、古今、中西的文化教养，他的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势必给他的讽刺小说的题材、手法、风格带来与众不同的特质。回顾五四以来，在由鲁迅开创的现代讽刺流派里，有冷峭夸张的张天翼、沉郁深厚的沙汀，他们的讽刺是摧毁旧世界的剑与火。老舍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幽默讽刺的代表作家。他用地道、纯净的“京片子”写旧中国社会的灰暗画面，却闪出深切温厚的笑意。讽刺，作为一种社会批判，作为一种喜剧化的否定，在上述作家的讽刺中已经有了不少的艺术积累。但是，讽刺能缺少“智”吗？老舍说过:“机智是将世事人心放在X光线下照透”，“它是用极聪明的、极锐利的言语，来道出像格言似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长期以来，精巧和机敏，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当中，只能作为批判锋刃上的润滑油，作为喜的附着物存在。

正是钱钟书提高了机智的地位，他的《围城》、《猫》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这就是钱钟书小说的独特贡献。

老吴进而又以《猫》和《围城》为例揭示出，“对知识分子人性深处的弱质的道德探索与批判，这才是钱锺书的特长”，并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确认钱钟书“最出色的艺术手法：心理讽刺”，也不忘提点出“钱锺书讽刺语言的独特性”，尤其是“比喻的标新立异、力戒陈腐，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的机巧与博识”。①

见解更为过人的是关于施蛰存小说的专论。那时，施蛰存的爱欲心理分析小说以其出格的新奇，赢得学术界的一片揄扬，但多是莫名其妙的泛泛之论，鲜少分析独到之见。老吴1982年写出的《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才是绝妙好文。此文不仅显示出更为开阔的国际性文学视野：“这差不多是带有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现代心理学派的新发见，增进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尽管不完全是科学的），遂使得传统小说跨入了现代的门槛（自然还有其他因素）。从爱伦·坡的唯美主义，到詹姆斯的意识流，一经与弗洛伊德主义汇合，即酿成现代派文学的轩然大波，对现实主义文学潮也从一侧加以冲击。”更纵观从鲁迅到施蛰存等中国现代作家对弗洛伊德的接受情况、区分其间的差别。然后对施蛰存小说做出了精准的具体分析。对《将军的头》等爱欲小说，老吴并不像一般论者那样因为新奇乃予以好评，而独具慧眼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施蛰存在《善女人行品》与《小珍集》里表现出把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相融和的倾向！”由此，老吴从施蛰存众多作品中拔萃出了深入揭示乡镇妇女性心理的《春阳》和颇富民族化格调的爱欲升华小说佚作《黄心大师》两篇。关于《春阳》，老吴特别称道其融现代主义的心理分析与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于一体的出色成就——

这种故事，如果换到作者早期来写，往往会把性爱本身表现得高于一切，并抽掉丰富多样的人与社会关联的背景，使文学降为离奇的心理病例。到了《春阳》，施蛰存在描写性心理时，已经大大渗入了社会变迁的历史内容了。婵阿姨，这个旧式的牺牲了青春的中年财婆，在商业性大都会的生活面前，引起了一场爱情心理的波动。她反抗地想挥霍一次，去爱、去生活一次，最后把自己骗回到银行行员那里，却发现这一切有情有意的构想，不过是一个受雇职员对所有主顾的亲切客套罢了（而且女顾客越是年轻艳丽，接待便越亲切）。她垮了下来，迅速地退回到原先的生活轨道上去。她命定只有去保持产业，在那上面寻找唯一的又随时可以崩溃的精神寄托，这就是《春阳》的本事。它从妇女的角度道出用财产交换生命的可悲。婵阿姨被压抑的性心理，打上了中国半封建社会肌体上二三十年代以来局部资本主义化的印迹。不过，这里的社会变迁是隐的，包含在人物心理变迁之内。十几年里上海的畸形繁荣，与其周围占旧保守的城镇农村的关系的演变，都包含在春阳一日的变化之内。从而表现了作者对封建性的死水微澜与资本化的享乐世界的双重怀疑！这样一个主题，岂不是茅盾、丁玲、张天翼、沙汀等“左联”作家从正面展开过，并给予革命性解释的吗？

老吴也敏锐地指出左翼文学的影响使施蛰存在《黄心大师》里把现代主义推向大众化、民族化：“左翼作家不断提倡大众化、民族化，对他又深有影响。他未入集的《黄心大师》一篇，据说便是试用话本小说文体的一种尝试。摆脱欧化倾向，一直是施蛰存创作的重大课题。他早年多模仿之作，有些小说的题材完全是受外国小说的启迪，甚至是改作。……应当说，后两个集子已经好得多了。施蛰存的创作，是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化趋向结合的未完成型。”文末则水到渠成地提点出现代主义必须现实化和民族化才可望获得成功的文学史经验：

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中曾以博大的胸襟，提出过这样的文学发展的两途：“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和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施蛰存的心理小说走的正是第一途。关键在于“发挥”。他开初“发挥”得生涩，也是自然的，以后终于不把欧美式的弗洛伊德心理小说写到底，证明着他的进步。《梅雨之夕》中的欧化小说的失败，才导致《善女人行品》中一部分中国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出现，而《小珍集》的归入现实主义，更预示我们的文学只能在时代的呼唤下，沿着现代化与民族化双双结合的道路走下去。②

这两篇文章都写得具体而深入、精警而从容，充分展示了老吴的学术特色。自从1980年代初读到老吴的这些文章，我就成了他的忠实读者，也从他的论著中受益匪浅。后来看到老吴步步深入到左翼、京派、海派文学以及通俗文学，更进一步旁及当代文学、远及近代文学，真是精进不息、日益发煌，而其为文的具体深入、精警从容，则一以贯之而且更为通脱练达，尤其善于在从容自如的叙论中，随手点染出对人生人性的深切洞察和对文学艺术的敏锐识见，真是让人折服。

当然，我也注意到老吴的学术声名不很高热。这或者因为老吴从不悲壮兮兮地张扬某些作家的刻深思想和高超精神是什么唯一正确的树人救国之正道，也从未煽情兮兮地揄扬某些作家对情感情欲的诗意抒写是什么唯一美好的从文救世之妙道，此所以他的学术感染力就不大会过分高热地吸引学术文青，而反证出他早就超越了热情的学术浪漫主义，故此才能自觉规避极高明之偏至而取道于中正平和——这无疑是更为沉稳也更为成熟的学术风度。其实，作为一个谙熟世态人情的有心人，老吴何尝不懂思想与情感之底细，只是他深知过于高明的思想往往高深难行，连倡导者自己也未必能践行，勉强行之则不免一塌糊涂，而浸渐之甚、强调过分，甚至以为非如此不足为人，反会沦为不近人情的新道学；更洞明新文人沾沾自喜的情感情欲抒写固然可爱可喜，但未必就唯美在斯以至可以傲骄于人，过分执迷于此，甚至会演变成想入非非的情性神学也说不定。老吴是个实在人，与那种只高看“精神世界”的高知不同，他曾不怕俗气地坦言“我喜欢衣食住行的平常生活”，对凡俗的人间生活很有同情的理解，肯认普通劳农市民的求生欲望、食色要求、生活念想，同样值得文学的关怀；当然也深切地理解社会改造、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更需要文学的积极参与。正唯如此，老吴的社会视野和人生眼界宽大而实在，论文学不偏激、不矫情，对各样各派文学都能兼容并赏。尤其令人钦佩的是，老吴具有明敏的艺术感受力和中肯的文学判断力，为文力戒新老教条主义的夸夸其谈，始终保持着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机智风趣的知性风度，其文章造诣实非同年侪辈所可比，更远非当今话语才子所可望。我愿意老实承认，多年来不断拜读老吴的旧著新作，一直兴味不减、受益良多，深感他至少有数十篇好文章和好几本论著如《戴着枷锁的笑》《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都堪称卓有见识的现代文学史论著和出类拔萃的当代批评杰作，无疑更有资质传诸久远。就此而言，老吴也不枉此生一回、无愧为文一场了。我因此敢于确信，在公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和中国当代批评史中，老吴必将占有比现在更为重要、更为显著的一页。

人情因缘记老吴

我对老吴心仪已久而相识甚晚。1980年代后期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离老吴比较近了，但几年间也没有见识过老吴。直到1989年末即将毕业答辩，导师严家炎先生也约老吴做我论文的“同行评议人”，由此认识了他。他亲切地认我为同门，热情地向我约稿。我便把论汪曾祺一小节改题为《汪曾祺早期小说片论》，交老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上。这是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很感谢老吴的提携。毕业后的半年多，我因为河南大学暂时无课，于是继续留在北大读旧刊物。那时北大的旧刊物集中在靠近西门的“民主楼”里。就在那个二层楼的阅览室里，我常常遇见也来看旧刊的老吴，他正在细读海派文学杂志。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翻读上海唯美—颓废派的刊物《狮吼》和《金屋》，老吴看到了，问我是何等刊物，我略说一二，老吴惊讶地说：“还有唯美—颓废主义的专刊啊？！”正是这个缘故，乃有了老吴后来向我追稿的故事。

记得是1995年的后半年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有意与一些正在申报博士点的学科点合作，集中为各学科点刊出一组论文，以示支持。主持此事的老吴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在困难中的河南大学学科点，他建议刘增杰先生从中青年学者那里选几篇文章给《丛刊》。刘先生乃从我正赶写的专著《美的偏至》中，要去了论上海唯美—颓废派的一节。稍后老吴来函，我始知是要在《丛刊》上发表，而我其实不大愿意把这个文章给《丛刊》，乃托词说文章太长，怕编辑部为难，所以想换一篇短些的。没想到老吴在1996年1月31日来函，恳切慰留道——

志熙兄：

……

我不知道《狮吼》—《金屋》作家群一节不给我们后，你准备给谁，也不知道这一期你另换成什么题目赐稿给我们。我此信的意思是，假如你不认为另换一文是更好的，我倒愿意在编委会上做一次“冲锋”，把你的两万字长稿也“过关斩将”地通过，你看如何？

因为你这个题目酝酿已久，我是知道的，相信一定精彩。京海派的前后期问题是很有说服力的。废名说“上海气”，而“上海气”这个词不就是周作人先用的吗？相信废名是受了周的影响。京海论争，只是将这种对峙进一步扩大而已。我在拙著中，将新海派（所谓更具现代质的；鸳蝴身上的“现代”的东西目前也在受人注目）的第一批作家从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章克标、邵洵美、曾今可等算起，也是兄的意思。但除了张、叶两人以外，余者我的研究都很潦草，甚至到现在，我也没有读过章克标的《蜃楼》与《恋爱四像》，不知你在哪里读过？因而我对读你的新作，格外地有一份兴趣与期待。

京派的唯美颓废主义，也是我感觉有兴味的领域。可惜我涉及更少。这方面也希望能听到你的新鲜意见。河大旧书似还可以，而且据说这十几年你们在图书期刊方面也下了大本钱，可敬可敬。

……

福辉 96.1.31

其时老吴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已经出版，并很快成为众所瞩目的学术杰作，老吴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海派文学的权威学者。可只因拙文对海派文学研究略有补充，他就自我谦抑而殷切慰留于我，让我非常感动和惭愧，于是仍把文章交给老吴，那就是发表在《丛刊》1996年第3期上的《“颓加荡”的耽迷:十里洋场上的艺术狂欢者》，其端绪正源于当年老吴所见我在北大翻读的上海唯美—颓废派刊物。老吴奖掖后学、提携边缘地区学科点的仁心厚谊，于此可见一斑。

稍后，老吴更与河南大学结下了深长的情缘。记得是1997年春季吧，又到了各高校申报博士点的时候了。一天早晨突然传来了新政策——国务院学位办宣布，各高校的学科点可以与国内相近的科研机构联合申请。正好那个早晨刘增杰先生、关爱和兄与我就在河大中文系办公室商量申报事宜，临时得知这个新政策，我们立刻想到可以联合现代文学馆和吴福辉先生。于是关爱和兄立逼着我在系办公室给老吴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我直奔主题，老吴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事情就这么成了！而据老吴后来的回忆，他当天下午也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和京外的另一个高校学科点的邀请，老实说，这两个学校都比河大有名，但老吴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坚守了对河大学科点的承诺。这既显示出老吴为人的仗义有信，也包含了他对任访秋、刘增杰先生等河大资深学者的尊重及其学风的信任。

从此，老吴开始了与河大学科点的合作。从1999年到2019年的整整20年间，老吴一直担任着河大的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十几名博士生和数名博士后。在这过程中，老吴既以其博雅的学养趣味和通达的学术思想，循循善诱地启发着所有从学诸子的学术成长，也卓有成效地带动了河大学科点的学术提升。同时，老吴还积极地为河大学生争取利用现代文学馆的资源和条件，热情地为河大学科点的发展壮大建言献策。合作是顺利而且愉快的：每年老吴都要数次来河大“蹲点”一两个月，讲学、开题、答辩，非常认真地履行职责；教学之余，他也乐陶陶地出游河南以至省外各地，赏玩山水名胜，踏访风俗民情，用心拍照写日记……渐渐地，可爱的老吴“反客为主”，成了一个毫不见外的河大人以至于开封人——晚年的老吴曾经由衷地肯认，开封是与他生命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城市之一。

好像因缘前定，老吴最后与朋友们聚会和告别的地方，就在开封、就在河南大学。那就是前面说过的2019年8月中旬他到河南大学的讲学和聚会。而从此一别，竟成永诀！如今那一切都成为珍贵的念想！作为小师弟，我多年来一直很有兴趣地悄悄学习老吴的学术，也常常很有兴味地从旁观察老吴的为人，渐渐认识到他不仅是一个杰出而且通达的学者，更是一个很有生活兴味而又达观人生之理的人，故此乃能有情地在而从容地去。正唯如此，我能够感觉得到，老吴2019年8月中旬带病来河大聚会，在他其实是有意识地前来辞行的。此所以他那时虽已一身病相，却毫无戚色，显得一如往常地健朗和开朗，面对朋友们关切的问疾，他不仅轻描淡写、努力给人其实无事之感，甚至反过来以幽默轻松的笑谈来宽解对方的担心。然后，老吴微笑着走了，留给朋友们的是那永远难忘的亲切笑容！

注释：

①吴福辉：《现代病态知识分子的机智讽刺——〈猫〉和钱锺书小说讽刺艺术的独特性》，以上引文见《春润集》第2、3、5、7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吴福辉：《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上述引文见《春润集》第18、19、20、23～24、24页（引文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