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福干，董 杰

（1.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2.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引言

古代东西方哲人早就认为反讽是一种强有力的修辞手段，中国的诸子百家著述与苏格拉底哲学思想为反讽共建了理论根基。时至今日，反讽已成为人性与社会的根本存在方式之一，成为文化符号学的一种本质特征。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反讽本身便是存在的本质，须于无处不在的反讽之下认识事物[1]93。伯克修辞批评的特点之一是通过隐喻、换喻、提喻、反讽四大修辞格来消解二元论，其中尤以反讽为主[1]96。然而反讽的传统定义“所言非所指”局限性有二：集中在语言领域，只反映言语反讽；是从反讽发出者的角度加以定义，忽略了接收者一方。鉴于反讽的符号属性，从符号修辞框架内重新考察反讽，可以消除上述两个弊端。而符号修辞学作为新修辞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在学术界方兴未艾，大有市场。倪爱珍[2]基于符号修辞视角，对反讽进行了全新的阐释，颇具开拓价值，但在系统性和针对性方面有待改进。本文以《天佑孩童》(1)为个案，对反讽加以符号修辞解读，力求不落窠臼并展陈一孔之见。

一、反讽的符号修辞观照

（一）依据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对反讽重新界定

新批评派认为文学艺术的语言永远是反讽语言，广义的反讽是文学语言的最基本品质，任何“非直接表达”都是反讽。这样就将反讽的内涵无限泛化，在实际操作中有必要对反讽进行“窄定义”。再者，如果将反讽仅仅定义为“所言非所指”或“实际义和表面义不一致”，一方面难免陷于“能指”与“所指”之间封闭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它只是站在发出者的角度，强调发出者所说的话不是其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