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顺良，赵 斐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引言

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隐喻研究开始蓬勃发展，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某一类事物[1]426-435。具体来说，隐喻是一个模型，包括“本体”“喻体”“背景”三个部分，以相似和联想为基础[2]26-30。而在国内，诸多学者脱离对隐喻理论进行研究的外壳，往往转而从其他角度着手来研究隐喻:庞继贤、丁展平[3]9-12从应用语言学角度研究隐喻在日常交际中的应用；孙毅[4]7-18以体验哲学为基础，探索英汉两种语言中情感隐喻的认知模式和优势分布格局；陈海燕、汪立荣[5]57-62从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研究对学生隐喻意识的培养等。

除此之外可以发现，国内从翻译的角度所做的隐喻相关研究在2005年后逐渐具有热度，这时对隐喻翻译的研究覆盖面广，关注题材、体裁、文本以及各种隐喻翻译的个性特征[6]1-9，例如从诗歌、法律、金融、科技等各个方面来研究隐喻的翻译[7-10]。翻译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隐喻化过程，译者对源语的翻译也是跨域映射的过程[11]22-25。每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化背景、政治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都是不尽相同的，这给翻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与挑战[12]。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传统上一般采用描写的方法，公认的有3种：直译法、替换法、意译法；而在近年来也有人提出可以用省译的策略删去没有意义或多余的隐喻[2]。

以“隐喻翻译”为关键词在CNKI期刊库中搜索近三年（2017—2020年）的研究论文，显示共有257条搜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