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铭，王歆知

（1.陕西科技大学口语传播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21；2.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陕西西安710021）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1]自先秦以来，口语传播活动的价值、规律与思想一直受到中国先民们的高度重视。历代先哲们就言说与意义、言说与行为、言说与道德、言说与教化、言说与秩序等诸多口语传播命题展开了广泛、持续与长期的思考，形成了重言、慎言、善言、巧言、轻言、不言等源流多元、风格迥异的口语传播观念。与西方世界口语传播实践、教学、研究的繁盛局面相迥异，我国的口语传播研究与学科建设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东风中于20世纪末才开始不断发展起来的。中国依凭汉字媒介绵延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但这片土地上的个人、团体抑或政府在全球化语境中，却在如何表述自我，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言说问题是传播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自古及今的口语传播思想究竟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丰富资源还是历史负担？向历史发问，以历史为师，在思想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去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明确对象、发现价值、理清现状与探讨路径等几个方面的努力，尝试为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扬帆起航做一点探索性的工作。

一、口语传播与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

（一）口语传播的内涵与学科发展

口语传播即人类的言说活动，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以有声语言和非言语为媒介，来组织、发送、反馈信息并产生有效互动的一种传播行为[2]。口语传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地区学者翻译自西方传播学中的speech communication。有大陆学者借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将其翻译为言语传播。美国华人学者林灿初、鲁曙明等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将其翻译为沟通交际。不管使用什么媒介技术，有声语言符号和以身体为主要载体的非言语符号是人类口语传播活动的最基本构成。因此，无论是从传播形式上考察，还是从传播过程中审视，“口语”都是speech com⁃munication的基本形态。为了与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相区别，以及突出speech communi⁃cation的学科独特性与核心能力，在此我们沿袭台湾地区的学术习惯将其译为“口语传播”。

口语传播作为“人猿相揖别”的重要标志，它既是人类传播史中最漫长的传播形态也是人类最基本、最灵活、最常用的传播手段[2]。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在场”行为，口语传播涵盖了人类日常中一切面对面的口头交流活动，不仅包括人们之间习以为常的言谈，还包括演讲、辩论、播音、主持、谈判等特殊场景中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专业性口头表达。美国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二代核心人物沃尔特·翁将文字没有被发明并广泛使用之前的口耳相传式的交流时期称为“原生口语文化”阶段，将印刷、电子信息等技术介入人类言说活动之后的时期称为“次生口语文化”阶段。电话、广播、电视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延伸和扩大人类口语传播活动的效力，但仍旧无法较为顺畅地实现言说者之间的互动性与在场感。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深度普及使人类进入了数字口语传播时代，同步视讯技术、AI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大大弥补了电子传播时代人际间言语交互性的匮乏和面对面交流感的缺失。技术因素并没有瓦解原生口语传播，互联网场景中人们应用口语的传播状态高度趋同于口语传播中交流、互动、平等、分享的状态，经过技术的加持更加强化了口语在各种社会情境中信息运行的重要性。网络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着口语传播从印刷时代与人的疏离中再次回归到人们生活的日常。

口语传播学发端于欧洲，其学理雏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Rhetoric传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内将Rhetoric翻译为修辞，但西方的Rhetoric研究与我国语言学中修辞研究所关注的文学遣词、辞格、文风等范畴不同，西方的口语传播学一直被等同为“言说的艺术”或者“说服的艺术”[3]。口语传播学从一般性的研究范畴到形成建制化、规模化的大学学科是在美国完成的。19世纪初期开始，公共演讲课程逐步成为美国各大学的核心通识课程，演讲学系开始在康奈尔大学等知名高校设立并授予学位。在实证研究潮流的裹挟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各大学的演讲学系接受了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并改名为口语传播学系。随着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勃兴，20世纪末美国高校大部分口语传播系与大众传播系开始合流组建传播系（学院）。此时，美国有一百多所大学开设口语传播学学位课程，能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4]。可以说以演讲学为雏形的口语传播教育是美国传播学教育的重要源头和传统。现行的美国大学学科专业目录CIP-2000[5]，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群（代码09）下属的二级学科传播与媒介研究（代码09.01）中分别设立口语传播修辞学（代码09.0101.00）与大众传播学（代码09.0102.00）两个方向。以言说表达为核心的口语传播学与媒介效果为核心的大众传播学共同构成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体。口语传播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因应了西方“言论自由”“民主公开”的政治体制，深度辐射演讲辩论、公共沟通、危机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领域，对西方国家的权力运行、秩序维护以及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表1：美国学科分类目录(CIP 2000)节选

建制化、学科化的传播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引进入中国大陆的。当时，以施拉姆为代表大众传播学发展风头正劲，并呈现了融合口语传播的态势。因此，在传播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其重要组成的口语传播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长期以来在中国语境下传播学与大众传播学画上了约等号。口语传播研究作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版图中长期缺失并亟待填充的学科地位已逐渐被学界所认知的。中国的口语传播学研究与教学开始于台湾地区，1992年世新大学汇集多位在美国学习口语传播、修辞、公共演讲的返台博士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口语传播学系，开始了专业化、建制化的教学研究工作。2000年以来，伴随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腾飞，在社会需求与播音与主持艺术学、传播学学科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厦门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暨南大学等一批高校专门建系或成立研究机构，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译介西方成果偏多却本土化严重不足，人才需求巨大却学科建设错位，政府社会亟须却理论建设薄弱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口语传播学发展中的三个突出瓶颈。

（二）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对象、目的与属性

思想史即思想的历史。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是以中国历代先贤与民众们言说的观念、实践、制度与媒介为对象，在梳理其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着重考察它萌生、传承、发展的历程和内在动因。一切思想史家实际上都是文本的阐释者，文本的选择决定了其研究的基本领域与根本属性。以言说的观念、实践、制度、媒介为对象，就是要区别于既有传统研究中关于书籍、报刊、电子媒体的传播思想考察，就是要重点关注汉字文化与思维影响下的口语媒介特殊作用。以中国“人”的身体、音声为媒介的口头活动所形成的文献、传说、器物等都是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材料与对象。关注这些史料中的重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固然是本研究的关键，但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民间的、普通人的言说境况，二者合一才算是中国口语传播思想流变的全部。口语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的本能之一，其思想观念的萌生与发展必然是绵延不断的，其研究的时间跨度必然包括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作为区域化的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以中国为视域旨在强调在地经验的特殊性和谋求未来给予全球传播智慧有所贡献。

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主要在于回应以下三个面向的问题：首先，中国口语传播思想的内容、体系及其流变的“内在理路”是什么？所谓思想，当然要有系统，没有系统则只是零碎片断，不成其为思想。作为一种历史的、系统化的呈现，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必然需要呈现在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地域的言说环境中，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如何进行言说的？为什么是这样言说，而不是那样言说的？在诸多的言说思想、言说传统之中都围绕着哪些口语传播问题不断被提出、解决或依然悬置的？其次，思想基础、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外缘因素在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延绵流转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正如约翰·格林在《思想史之目标与方法》中说，思想史“首要任务是勾画每一历史时代的思想前提，解释这些思想前提在不同时代的变化”[6]。因此，如果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脱离原有社会情境和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只是根据史料、文献的相近性进行联结的话，那么必定会与各个时代的思想者们的观念差之千里。再次，中国的口语传播思想与国家秩序、社会秩序、人伦秩序之间是如何互相形塑的？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描述对象本身，更在于将其“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进行系统性、结构性的考察，进而揭示研究对象与其所在系统、结构之间的关系。思想史既要关注思想的“提出”，同样要关注思想的“实现”。稳定的秩序结构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言说行为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形态必定参与了秩序建构的过程。找寻中国口语传播思想与中国秩序结构之间相互构造的内在动力与逻辑才是思想史研究发挥其实用理性和历史价值的关键所在。

当下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放的领域。正因为思想史的边界很开放，所以，它能够连接各种各样专门领域，将其整编到思想史的大脉络里。作为专门史的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兼具历史学与传播学的双重属性。最大限度地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本研究的不懈追求。研究过程中对口语传播史料、文献的收集、识别、辨伪与选择，对口语传播事件的客观分析与史料证实，对口语传播观念流变进行符合逻辑的历史推论等都无不体现着历史学的态度、方法和属性。当然，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本身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建立在传播学的专业理念与技能之上的。在史料拣选与分析过程中动态的、系统的把握言说主体、内容、策略、效果、语境等要素的运行规律，将口语传播行为视作一种文化技艺，重点考察口语、非言语的符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功能等都体现了传播学科背景的特殊性。本研究过程中也必不可少的涉及修辞学、语言学的部分知识，但这些都作为助力于研究对象的特征描述和认知环节，蕴含于口语传播史料的符号、效果分析等部分之中。因此，不能将研究对象的部分特性与整个研究的属性等同起来。

二、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价值

与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日趋衰落不同的是，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却一直源远流长，甚至带动传播、法律、经济、艺术等众多专门思想史一同高歌猛进。中国人固有“以史为鉴”的思维定式，一旦遇到问题习惯于回溯思想的历程，从中解疑惑，寻依据，找答案。众多不同专业门类思想史化身万千地涌现，固然与中国强调实用理性的传统有关，同时也昭示了回应现实需求的强烈价值属性。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除了具备一般思想史发现、积蓄经验的历史价值外，还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价值。

首先，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为提升国家、个体的话语传播能力提供智慧资源。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技术将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无声的中国”带入了信息交流无限紧密的地球村。不论国内传播还是国际传播，以“国家”为主体和内涵的传播活动，大都是借助政府官员、媒体出镜人员甚至是一般民众的口头言说完成的。当人际化的个体口语传播被赋予国家身份、国家内容时，其公共属性和公共价值就会变得重要起来。中国作为世界新兴强国，提高国家话语传播能力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这种战略意义的实现，依托并受制于个体口语传播能力的有效整合和提升[7]。“有话说不出，说了没人听，听了没人信”的被动局面依旧制约着我国对内、对外宣传工作的效果和质量。可以说言说的问题不仅关涉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中国传统口语传播观念中的“慎言”“不言”“轻言”等思想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同样具有悠久传统但却体系迥异的东西方修辞秩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应如何磨合与对接？在创新世界话语体系、规则的过程中如何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上述问题在当下中国已不仅仅是一系列理论问题，已经演变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加快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对于助力分析、认知、解决上述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次，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为传播学本土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吴予敏用“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词准确概括了四十年来传播学从引入中国到发展至今的历程[8]。经过四十年的建设发展，从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到全国范围的专业布局，从专业期刊、专栏的大量开设到规模化学术成果的定期产出，从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到助力媒体产业发展，传播学科基本上完成了扎根华夏的任务。此时，在文化认同和服务国家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推动“传播理论本土化”进而“重构中国传播学”的工作日益被政府、学界、业界所重视。凡是创新与重构的工作往往都是从追溯过往和回归来处开始的。中国传播思想史研究对于加快传播理论本土化进程能够大力发挥强基固本的功能已是共识，但是中国传播思想的来处都有哪些，回归哪些脉络更为真切有效，却是学者们一直探索的问题。美国传播学者J·D·彼得斯在透过学科危机反思西方传播学时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他认为传播学科虽然短暂，但传播的观念尤其是言说的观念却源远流长。彼得斯批评实证主义的传播学对灿烂辉煌的言说哲学的忽视，主张追溯并回到言说传统并将其视作使传播学重获新生的思想资源。言说思想伴随着中国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的繁衍生息一直延绵至今，开放与保守、光明与黑暗、特殊与普世等多元文化特征无不附着这些思想之上。因此，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传播学知识体系中的主脉之一为学科本土化建设提供一条新路。

再次，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为传播学科回归“人”本身提供思想资源。长期以来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一直笼罩着传播学科。尤其是定量研究方法被过度推崇，在观察、测量、比较的过程中传播学远离了对活生生的“人”本应持有的学术关怀。一直以来，对信息、过程、效果的研究被设定为传播研究当然的“母题”，而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实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这种严重缺乏学术“想象力”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学科本身的危机四伏。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传播的核心问题、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上发现多元的答案。传播的主体和本质是“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与传播不可分割。无论是文字传播之前的口语传播时代，还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传播活动中的主体都是“人”，传播内容的主体都是“人”的符号性创造[7]。口语传播是发自人体自身的传播活动，也是没有被外化、物化的一种人性化传播手段。因此，当我们反省人类醉心于传播手段的研发与传播科技的创新之时不难发现，无论传播的媒介为何，口语传播依旧是人类传播的原型和本源。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作为传播研究的溯源与回归，体现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类自身的高度重视，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2]。言与行、言与德、言与意、言与文等诸多意蕴丰富的中国传统口语传播传统，必将为考察以“人”为主体的媒介研究、关系研究、效果研究等提供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三、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现状

通过使用中国知网、超星发现、谷歌学术和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等检索途径耙梳发现，当下虽然关于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数量不多且较为分散，却也为未来研究的深化积累了经验。现有成果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关于某一人物、流派、时期口语传播思想的研究，一类是传播思想史、修辞思想史、言语交际学研究中关于口语传播思想的部分，另一类是各种专门史研究中??涉及的关于言说观念与思想的部分成果。现有这些研究呈现了如下特点：

首先，研究群体学科背景多元，成果的口语传播立场、观念淡薄。言说思想的问题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来说都是重要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关于中国口语传播思想的研究吸引了传播学、修辞学、言语交际学甚至是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力量。代表性的研究有：关绍箕在《中国传播理论》（1993）中就口语的传播规范、伦理以及语意、语用、说服、辩论等做了细致地阐述，在《中国传播思想史》（2000）中对历代重要人物的言说思想做了摘录、梳理并就其规律进行了总结；秦志希、方鹏程在《华夏传播论》（1997）中做了关于古代口语传播时机、策略、说服等的研究；陈光磊、王俊衡在《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就先秦时期的口语传播观念做了详细论述，尤其是对诸子部分的系统性研究较为突出；邓小南团队在《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2011）中关于君臣之间进谏的机制、规律、影响等研究细致入微，对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思路的拓展有重要价值；白文刚在《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2014）中就政治传播中言说的应用、观念等也有深入的研究。实际上除去黄玲媚、夏春祥等几位口语传播背景的学者是直接以言说的立场和观念进行思想史研究的以外，修辞学、传播学领域的研究是把口语传播思想作为其整体研究的一部分来考察的，而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仅是将口语传播作为一种政治运行的手段来进行历史性的考察的。这种状况与口语传播研究刚刚起步并且学科本身具有交叉性的背景密不可分，但这既说明进一步凝聚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学术立场与取向是本研究能够扎实推进的重要前提，也说明本领域研究有着广袤的发展空间等待来者有所发现。

其次，研究人员以华人学者为主体，研究成果不为西方学界重视。中国的口语传播观念源远流长，但却并不为西方学界所重视，更有甚者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学者就多次断言：“中国或东方无修辞学”[9]。早年来自大陆、台湾地区留学西方的华人学者陈国明、吕行、鲁曙明、张惠晶等成为研究中国口语传播思想的先行者，他们关于先秦诸子修辞思想、东方言说伦理、中国说服思想等方面的成果不断在英语世界发表。在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后更有一批中国学者加入其中，将言说思想作为传播学本土化中的重要资源做出了积极探索。尽管吉姆等（2002）西方学者不断呼吁传播理论要结合非西方的观点，尤其是中国言说的传统智慧，以帮助更全面了解人类的沟通互动行为[10]，但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依旧对西方学界影响甚微。这种局面的改变既需要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也是创新世界修辞新秩序过程中需要积极贡献中国智慧的内在需求。

再次，研究成果不均衡、碎片化，体系性、系统性亟须加强。现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多集中在先秦诸子的言说思想方面。基本覆盖了先秦诸子中儒家（余卫国，2009；丁秀菊，2007）、道家（吴根有，2003；丁秀菊，2009）、法家（尹振环，2012；赵梦佶，2013）、墨家（刘湘平，2008；阮立平，2009）、纵横家（石晓宁，1996；马宏基，2016）、名家（颜青山，1994；刘利民，2011）等主要学派。其中何九盈（1982）、朱喆（2000）、张伟（2018）等还就各家作了总括性的比较研究。尹钧科（1999）、陈谦（2016）、潘祥辉（2018、2019）、杨丽（2020）等多个学科背景的学者们还就中国特殊的言说现象、言说观念流变、不同朝代的言说事件等做了深入考察，虽数量不多但学术品质上乘。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先秦之外的其他历史时期，尤其是明清以来等史料更为丰厚的朝代。还需要在微观研究的同时加强体系性研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去发现中国口语传播思想的起、承、转、合。

最后，研究方法单一，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都有待提升。近年来政治传播、历史学等领域关于口语传播思想的微观研究、观念研究显现出了中青年学者们较为成熟的方法素养，产出了不少角度新颖、论证严密、观点鲜明的优秀成果。但是长期以来多数传播思想史研究还是以文献研究为主，尤其是对传统经典文献进行的归纳研究和演绎研究较多。文献丰富性不足，研究结论缺乏内在逻辑性，研究成果回应社会现实的效果欠佳等诸多问题不断引起学人们的重视。这不仅需要研究成果、史料等的持续积累，还需要着眼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未来在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优良作风的同时还要广泛参考、引入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在拓展史料收集路径，加强系统化研究、历史性研究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四、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进路

（一）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史料优势

对史料的选择、分析、阐释是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除去现代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技术对当代口语传播史料的多模态化保存外，祖国延绵不断的文化传统、浩瀚的历史文献、不断涌现的文物遗存等更为我们开展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古代资源，这也是我们相对于欧洲、美国、印度等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我国悠久的“记言”传统为本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语料文本。中华文明中的史官传统源远流长，从夏商巫史文化开始，自周以降，对历史言论、事件的记载与传承已成为各级政权中专门化、职业化、制度化的存在。正如《汉书·艺文志》所指出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样[11]，对历史人物言说内容的记录一直被我国史学传统所重视。从殷墟甲骨卜辞，到春秋战国的《尚书》和语类文献；从《二十四史》中的言事同述到明清朝的“实录”，数量之丰富可谓让人难以穷尽。2、中华经典文献的延绵传承为本研究思想脉络的理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凭。中国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经典文献的传承，即便经过秦朝焚书坑儒的短暂劫难，中国历史上的各类经典文献尤其是儒家著述，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增续与传承。历代累积各类文献对梳理、理解各个时期言说思想的流变、语境等意义重大。3、近年来不断涌现的考古成果为本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动力。近年来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先秦文献的再发现以及相关考古文献的出土，对我们更新观察言说的视角，发现先民们言说活动的细微证据创造了新的条件。4、民间的边缘文献、口头文化等为本研究深入口语思想变迁的下层空间提供了可能。中国历史上的口语传播思想不仅仅由精英阶层创造的，我国民间丰富的地方志、族谱、戏剧及其他口头文化资源中的案例、观念，既能为本研究提供更加立体多元的视角，也能为发现言说与秩序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充分的佐证。总之，如此丰富的史料资源与优势是本领域学者们扎实做好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责任与动力。

（二）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文化困境

传统口语传播思想不是简单凝固起来的历史沉淀之物，而是以一种形态松散却结构稳定，并且一直隐隐发力的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同样被历史中固有的惰性和执拗牵绊着。时代、国家与人民的需求都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性环境，但中国文化中的重文轻言与汉字思维传统对口语传播观念的影响务必需要被重视、正视、明视。

重文轻言的传统并不是在历史的源头就存在的，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短暂的百家争鸣与合纵连横中的游说之后，言说活动便在中国大地上暗淡下来，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互联网时代的当下。儒家“慎言”观和道家“不言”观的不断浸润，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整体性感悟认知习惯，加上长期以来君主集权统治架构的超稳定运行，使得口语传播活动逐步失去了繁荣发展的土壤。重文轻言传统在长期压抑国人言说诉求和活动的同时，也使得自汉朝以后口语传播思想的产出趋于匮乏，后世或主要围绕先秦诸子的牙慧进行过度内卷化的阐释，或不加检视地将西方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粗暴地移植。破除重文轻言传统对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困厄，既需要研究者本身学科自信的巩固与坚守，更需要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出。进而为消解旧有观念提供有效理论阐释，为建构新时代国人的口语传播能力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汉字是人类使用时间最长并从未间断的文字，它在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对中国人的言说活动、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尤其在沟通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愈来愈显现出负面效应。汉字并非只是声音的记录，而是存在、思想和语言三者的聚集，它依托于象形和指事的构字基本原则将意义最简约地加以再现。与表音文字依靠口语进行思维认知不同，汉字的笔画符号本身就凝聚了思考的过程。因此，不少学者甚至认定中国思想是反语言的，或者至少是轻视和疏离语言的。言说是思维的音声化过程，这种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固不足取，但应对汉字思维驱动下国人言说行为的表意模糊性和缺乏逻辑性持有足够的省思。坚持比较研究的视野，将西方的口语传播思想成果与中国的问题进行对标审视，不仅有助于问题的解释，亦有助于理论的补足与创新。

（三）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方法

史学界有“史无定法”一说，正契合了当下国内诸多思想史、专门史研究方法使用的状况。长期以来，除却劳思光、葛兆光等少数几位先生就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方法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外，其他多是在论著的序言、绪论部分根据自身经验进行了些许总结，与系统成熟的方法论还有相当的距离。近年来，以斯金纳剑桥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史方法论的引入为中国思想史研究活化出了不少新路。作为一门专门史，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更是少有被论及，现有成果的开展基本上都是在借鉴一般思想史方法下进行的。这种统摄关系也与思想史的方法是一种理论的方法，而非过分强调技术的方法有关。关于口语传播思想史的操作观念在研究目的部分已做了阐释，下面就研究者的基本能力、研究的视角、和一些操作性的方法作简要论述。

史料的阅读能力和解析能力是治口语传播思想史核心能力的一体两面。别无他途，向原典投入巨大的精力，是本研究艰辛过程的常态。这不仅是对研究者古文能力、学术态度、精神体力的检验，更是对其学术毅力的磨砺。史料获取和阅读并不能一定就会有成果产出，对有效文献不能披沙拣金者大有人在。对口语传播观念、事件有深刻的同情和了解，对内在思想脉络能够清晰明辨并梳理归结，对言说现象、规律有新的认识和创造性发现，这些都是文献解析能力的构成。这需要兼具丰富的口语传播实务经验和历史经验，需要具备系统化思考的能力方能实现。

视角的多元化不仅能够使研究对象更加立体地被考察，也能体现出研究者不同的旨趣与偏向。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的开放性提供了众多的切入视角，主要但不止有以下几种：1、整体研究。即把中国口语传播思想观念的流变过程视作一个整体性系统，研究其内在结构的同一性、特殊性，以及生成这些同一性、特殊性的制度、文化、观念、心理等因素。2、分期研究。即断代研究，尤其是先秦、汉、唐、宋等几个口语传播活动异常繁盛的时代，其思想产出也同频叠出。3、个案研究。思想的凝结常常会集中附着在部分精英群体或特殊代表身上，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韩非子等诸子都有口语传播思想方面的丰富的论述，如纵横家、谏官、说书人、进京举人等口语活动活跃群体也常常为口语传播思想的流转、演变做了体量庞大的注脚。4、流派、观念研究。如先秦诸子中的儒、道、墨、法等诸多流派各自的言说观念，再比如长期以来不同时期反复出现的慎言观、巧言观、谏言传统、纳谏传统等许多有代表性的口语传播观念，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的重要选题。5、比较研究。既可以是中国内部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比较，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比较。尤其是与西方相比，中国有着迥异的口语传播历史、文化、制度，比较的视角对于自我理论创新和为建构新型世界修辞传播秩序有着较大助益。

口语传播思想史的开放性和丰富性使研究方法的选择不仅是多样的还会是复合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研究中往往会使用多个方法对不同的史料和视角进行分析。一种方法的选择绝不是对另一种方法的否定，一定要根据具体的问题、材料，取长补短地综合施用。以下三个操作性的方法相比之前的研究较为新颖，也比较适合对口语传播思想的解读。1、谱系学的方法。该方法由法国哲学家福柯所开创，它既是一种分析方法，也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观点。该方法摒弃强调因果关系的传统历史观，放弃围绕必然性展开的线性的研究，引导我们关注口语传播观念的丰富性、细致性和复杂性，注重描述历史中偶发的系列口语传播事件对社会历史、对传播观念的整体影响。谱系学的方法呈现一种非线性思维，意在使历代口语传播思想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享有应有的地位，也是对以往研究中广泛使用地强调对过程、历史进行分析的发生学方法的补充。2、话语分析的方法。该方法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和成熟。历史上的口语传播事件、个体或群体人物的观点、言论等文献材料都可视之为话语分析的语料，这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十分契合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的特质和文献史料的样态。本研究的史料本来就多以言论、述说为主，再加之中国思想文献中人物的观点多是散漫的、感悟式的和缺乏逻辑性、体系性的，因此，以文献中言说者的关系、言说效果、话语规则、言说媒介等为主要切入的话语分析的方法，对发现口语传播思想的体系与变迁是十分有效的。3、基源问题研究法。劳思光先生是少有能够独立提出方法论并实际操作的哲学史家，他的基源问题研究法对本研究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他认为“一切个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根本上必是对某一问题的答复或解”，所以哲学史研究需要首先确定真实的“基源问题”，然后就这些基源问题的多维层次进一步建构系统理论空间，最后将各时代的基源问题排布一体，循证哲学史的整体理论趋势，再适当施加治史者的“设推”，便可形成融摄事实与阐释的统一判断。[12]中国传统言说思想中的言与行、言与德、言与意、言与文等基源问题都是本研究需要十分关注并深入展开的问题。虽然劳氏的方法在面对几千年中国口语传播思想长河的流变时，有着部分问题矛盾对立，无法前后统一的缺陷，但在处理一个时期、一个人物的思想问题时，其有效性就比较凸显。

结 语

源远方能流长，固本才能强基。在国家话语权激烈竞争和传播学科急剧变革的背景下，回到言说传统的本源，在追溯思想传统转承流变过程中去找寻答案，这既是中国文化的惯性，也是一种智慧使然。作为口语传播研究的历史向度，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兼具现实价值和学科价值。它的扎实开展既是服务国家重大现实问题的需要，也是口语传播学科蓬勃发展的逻辑基点和现实起点。总体而言，具有口语传播学科观念的思想史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对象虽初步锚定，但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方面仍是碎片化的，甚至是空白的。本文在总结经验，检讨不足的基础上，对研究目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进一步进行了廓清和探索，以期对同仁们与后来者们有所助益。中国口语传播思想史研究筚路蓝缕的探索局面一定时期内仍会存在，这需要有志于此的学人们下真功夫、苦功夫并持之以恒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