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航行，王旭瑞

（1.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咸阳712082；2.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西西安710055）

西藏网络舆情分析研判对于西藏的社会治理、发展稳定能够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规划谋略，对于边疆安宁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使得网络世界成为公众和社会各界对现实问题的态度、情绪、意见和主张的重要表达平台。近年来，国内外对于西藏网络舆情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趋于丰富而热烈。

一、相关研究论文的选取与作者构成、高频关键词分析

中国知网（CNKI）是目前中国各行业专业知识生产、传播、扩散与交流最广泛、使用率最高的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笔者选取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博硕士论文、会议论文和报纸四个子库作为检索库，时间下限截至2020年8月31日，希冀对有关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文献进行大范围筛选。开始尝试以“西藏网络舆情”为主题词进行全文搜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950篇。笔者发现这个数量的论文过于庞大，有许多文章虽然出现了“西藏网络舆情”的词语，但是中心主题并不在此，或者全文与“西藏网络舆情”关系并不紧密。于是，笔者改变了策略，主要聚焦于文章的“主题”和“摘要”，分别使用“舆情”“舆论”主题词搜索，且把“西藏”“涉藏”并列看待。这样，笔者有针对性地进行了12次一框式文献检索，具体检索过程和结果如下：

首先以“西藏网络舆情”为主题词在“主题”类搜索，共检索到59篇；接着又以“西藏网络舆情”为主题词在“摘要”里进行搜索，共检索到20篇；第三次，笔者以“西藏网络舆论”为主题词在“主题”类进行搜索，共检索到19篇；接下来以“西藏网络舆论”为主题词在“摘要”里进行搜索，共搜检到41篇；第五次，以“涉藏网络舆情”为主题词在“主题”类进行搜索，搜检到7篇；第六次，以“涉藏网络舆情”为主题词在“摘要”里进行搜索，共搜检到6篇；第七次，以“涉藏网络舆论”在“主题”类进行搜索，共搜索到2篇；第八次，以“涉藏网络舆论”在“摘要”类进行搜索，共搜索到9篇；第九次，笔者以“西藏舆论”在“主题”类进行搜索，共检索到33篇；第十次，以“涉藏舆论”在“摘要”类进行搜索，搜到了12篇；再下来，以“藏区舆论”在“主题”类进行搜索，检索到了41篇；最后，以“藏区舆论”在“摘要”里进行搜索，共检索到49篇。为了多阅读一些权威文章，笔者又选择了新闻传播学和相关领域8位知名学者，对其发表论文逐篇浏览，发现与西藏、涉藏工作重点省网络舆情相关的研究文献共19篇。然后，笔者对检索到的315篇论文进行归纳整理，经过去重和剔除与西藏、涉藏工作重点省舆论舆情关系不够密切的论文，总共获得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105篇，其中博士毕业论文3篇，硕士毕业论文12篇。

表1：按照不同主题词、类别检索的西藏（涉藏）网络舆情论文数量统计

（一）从时间轴来看，相关论文发表量呈现缓慢增长、跌宕起伏的曲线图

笔者对筛选出来的105篇论文按照发表时间进行排序，发现第一篇有关西藏网络舆论研究的论文发表在2001年。为什么会产生的这么晚呢？这大概在于互联网普及到西藏自治区比较晚的缘故。2000年4月，中国电信集团西藏公司建成了西藏自治区第一家网站“西藏在线www.tibetonline.net”；同年5月25日，我国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家涉藏新闻综合性网站——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后更名为“中国西藏网”）。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西藏公众才拥有了通过网络了解地方新闻和信息的机会，而且，网络信息发展和舆情传播一直比较平缓。直到2008年之前，涉及西藏（或涉藏工作重点省）网络舆情（舆论）的分析、探讨文章总共只发现4篇。进入2008年，因为“3.14”拉萨事件的发生，有关西藏网络舆情（舆论）研究突然成为热点，峰值是11篇，这个研究热点持续一两年后回落，到2011年降到3篇。从2012年起，关于西藏（或涉藏工作重点省）网络舆情（舆论）的研究又缓慢回升，2016年达到新高12篇，然后进入相对比较平稳的研究状态。整个论文发表量呈现出有趣的缓慢增长、跌宕起伏的曲线图（见图1）。当然，笔者的这个统计可能存在误差，因为对有关论文主题的判定、对论文的筛选取舍存在着个人的主观性，仅仅是笔者之见，也许会顾此失彼甚至是一叶障目。

图1：历年来发表的西藏（涉藏）网络舆情论文数量统计

（二）从发文机构看，研究力量表现出集结与分散相映衬的分布特征

我们对发文作者所属机构进行比较，看到了比较明显的研究力量的集结与分散的现象。即从论文作者的工作单位来看，近年来倾注精力关注和研究西藏（或涉藏）网络舆情（舆论）问题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是西藏民族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其中，作者属于西藏民族大学的论文有17篇，发表数量位列第一，这些作者分别是周德仓、袁爱中、张玉荣、刘小三、陈航行等；位居第二位的是电子科技大学，发表的相关论文有11篇，主要作者有韩鸿、詹恂、徐晓光等，前述12篇相关硕士毕业论文中就有6篇来自电子科技大学；位居第三位的中国人民大学，发表的相关论文有7篇，作者分别是郑保卫、张征、刘小燕、周勇等（参见图2）。有学者在2019年初统计的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舆情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西藏民族大学以该研究领域论文发布量15篇，同样位居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之首。[1]当然，这只能表明该校的相关研究队伍比较庞大，论文发布量成绩喜人，而论文质量还有待于提升，论文被引用频次还比较低（后文详述），凝神聚力发展提高的空间还比较大。

统计发现，除了上述6家发文机构，多数高校或科研单位的西藏网络舆情研究文献没有超过3篇，即其余的30多家高校或科研单位的相关论文发表量每家只有1至2篇。也就是说，西藏网络舆情的研究力量特别分散，这些单位基本上就是一名作者对西藏网络舆情研究感兴趣，或者是“偶遇”西藏网络舆情研究选题，做过这个题目之后就转移到其他阵地、领域。他们搞西藏网络舆情研究，往往是“遭遇战”，持之以恒研究下去的很少。

图2：各个高校、科研单位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

（三）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涉及民族、宗教等概念，具有较强的敏感性

论文的关键词可以用最简洁、概括的语言表达文章的关键研究内容，运用词频分析法可以比较直接地揭示相关研究的主题、侧重点和特征。近年来流行的关键词云图软件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文献数据的可视化，可以比较直观地感受研究主题的特征。笔者选取了简单流行、容易操作的图阅在线词频分析工具，将筛选的研究文献进行数据转化处理，从而获得这些文献出现的关键词达到151个，这些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介于1至81次之间。图阅词频分析软件根据数据来源自动赋予这些关键词不同的细微而有区别的权重，绘制了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关键词云图（见图3）。其中，居于前10位的高频词分别是“西藏、网络舆情、舆论、民族、互联网（网络）、宗教、传播、藏区、自媒体、达赖集团”等关键词，它们的频次数量之和接近整个关键词频次总量的30%，显示了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明显特征。从地域上讲，西藏明确了该领域研究的网络环境范围；从学科分类看，网络舆情、舆论、传播、自媒体，表征了该领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特征；从研究内容分析，民族、宗教、达赖集团等显示了该研究领域的社会性质，具有相当的社会复杂性、政治敏感性，它揭示了这个研究领域必须面对的本质问题和疑难挑战。正如有学者指出，民族性、宗教性是西藏网络舆情的显著特征；信念作为一种预存的立场，它是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相对固定的价值观、道德信条，藏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藏传佛教信仰，构成了涉藏舆论研究的深层次内容。[2]

图3：西藏网络舆情相关研究的关键词云图

（四）从文献的被引量和作者的发文量考查，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尚不够清晰

核心作者是推动某个研究领域学术创新与发展的骨干力量，他（她）在这个领域应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关于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的测评方法，基本上是围绕两个指标进行的，即作者的发文量和被引量。[3]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普赖斯（Price）提出了如何确定核心作者的方法，即普赖斯定律，认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篇数的下限应该达到该领域发文最多的作者论文数量平方根的0.749倍。笔者的统计发现，西藏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发文量比较多的作者，其文章被引用率并不是很高；而文章被引用率高的作者，发文量没有达到普赖斯定律要求的下限。

根据中国知网的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被引用频次达到和超过10次的论文作者分别是孟慧丽、杜永彬、韩源、毕研韬、杨秀园、刘小燕、许亚锋、相德宝、李希光、李大玖，居首的论文被引用频次是47次（参见表2）。他们中确实存在着具有影响力和引导力的知名学者、专家，但是他们的学术重心并不在西藏网络舆情研究领域。这些被高引用率的文章，大部分是围绕“3·14”事件而展开的，相关研究是基于突发事件的一个“遭遇战”，事件之后就转移了研究阵地。有些作者是在自家田园耕耘时偶尔路过、光顾一下这个“殿堂”，有的是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就转移“他乡”，有的是研究主题与西藏网络舆情有部分的牵涉、关联。他们个人公开发表的以西藏网络舆情研究为主题的论文都不足3篇，这个领域不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如果把核心作者规定为在该领域至少公开发表3篇学术论文[1]，符合这个要求的目前只有刘小三、张玉荣、陈航行等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的论文被引用率还不够高，影响力也不够显著。这与核心作者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可能与他们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有关，也可能与研究成果还不够突出有关。

另外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是，像郑保卫、方延明、韩鸿、周德仓、袁爱中等教授在新闻传播、发展传播、文化传播或新闻史等领域发表的论文有很高的被引用率，但是他们的西藏网络舆情传播的相关文章被引用率并不高，而这些文章的质量还很不错。这种反差可能意味着，被引用率不能作为判断文章质量的唯一标准。我们需要细心研读每一篇西藏网络舆情论文，深入体会、剖析每一篇论文的观察角度、写作思路和中心主题。

表2：涉藏网络舆情研究的高频次被引文献统计（截至2020年8月31日）

二、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角度、主题探讨

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相关论文侧重点各有不同，每一篇论文都有自己的针对性。笔者对选取的论文按照主题、关键词和主要内容等进行研读，发现可以把相关论文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西藏网络舆情工作全局的总结性、规划性或前瞻性的研究

郑保卫教授在考察、调研了西藏新闻业的发展现状后认为，西藏新闻业在维护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促进民族团结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也与社会公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与期待存在差距，应该大力加强网络媒体发展和基层网络传播覆盖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4]。孟晓林提出，面对新的舆论格局，平面媒体要与网络媒体进行互动，形成聚合效应、放大效应，西藏日报社要以特色“修身”，以创新“立命”，努力抢占舆论阵地制高点[5]。方延明在对西藏及涉藏工作重点省藏语媒体影响力进行大范围调查之后提出，应该建构一个包括新闻舆论引导决策内核、亚内核和外围三个圈层的生态结构系统，通过优化新闻舆论亚内核系统中的理念、制度及实施路径，提高舆论引导的规律意识，实现传播价值的最大化，从而把涉藏工作重点省区的新闻舆论引导提高到一个新境界[6]。欧阳方兴认为，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始终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同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斗争的前沿征地，我们一定要坚持把打赢网上斗争作为涉藏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要主动作为，攻防并举，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7]。陈航行提出，当前影响西藏及涉藏工作重点省网络舆情的主要有三个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出自于普通百姓的“民间舆论场”，一个是来自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境外舆论场”；在复杂、交叉、多变的网络舆情生态中，党和政府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大力促进“官”“民”舆论场的互动交流，有效抵御境外舆论场和各种敌对势力的反宣渗透，努力打造维护民族团结、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同心圆”。[2]

这些文章的作者，除了最后一位是高校普通教师外，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学界权威、媒体单位的总编辑，或者网信部门的行政负责人。他们看待问题从大局出发，高瞻远瞩，往往是从宏观上“粗线条”地论述、分析。

（二）基于突发事件、热点话题或某个时期社会问题的研究

李大玖认为，拉萨“3·14”事件的发生，刺激了中国民众利用网络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突破了西方主流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垄断，促进了中国民众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8]。韩源分析了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认为这是他们企图把奥运政治化的各种反华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深层根源在于个别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把媒体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无硝烟武器[9]。阚道远运用政治学理论分析“3·14”事件，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持续的舆论冲突，根源于文明的误解、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历史观的差异,并被国家利益分歧和西方新闻媒体的炒作所激化，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种冲突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为化解国际舆论危机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10]。马廷魁指出，在突发事件中，一些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叙事模式刻板化、陈旧化，以灌输式传播为主，导致受众关注度下降，产生传播的“低度效果”[11]。孟慧丽考察了“3·14”事件后“西藏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热点的话语生产的各相关利益方，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涉藏报道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媒体话语建构、叙事修辞、争议点理论等角度深入探讨国际话语权的博弈和传播效果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权的改进路径[12]。袁建、周德仓、刘小三等专家对2015年上半年涉藏网络舆情进行了考察、总结，认为移动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其中“两微一端”应是涉藏舆情的监测重点和主要关注对象，境外“藏独”势力的反宣反扑日趋伪装、隐蔽和具有欺骗性[13]。陈航行、刘伟光认为，2017年上半年西藏主流媒体对十四世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宣渗透进行有效抵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敌对势力的反宣渗透依然猖獗，信息“倒灌”现象严重；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定政治信念，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坚持以客观、正面报道为主，“两面说”是对付反宣渗透的最好武器[14]。

这些研究聚焦于某个突发事件或热点现象，时间跨度较小，关注的问题相对集中，以解剖麻雀的方法从多个角度进行细致分析，有比较强的针对性。

（三）基于传播技术、传播载体、传播通道、传播平台的研究

刘长江根据西藏广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加大改革力度，努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一些策略[15]。范昀以中央电视台《透过历史看西藏》的专题节目为例，认为选题的准确性，主题的深入性，通过“藏人说藏”等传播方法的运用，能够增强舆论宣传的信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16]。刘小燕从国家对外传播通道的角度，分析了中西方国家对外传播通道利用的优劣，认为有效的对外传播应发挥多渠道传输框架的作用，即由政府(及议会)、政党和多元化的民间团体等共同承担传播通道[17]。张征、张玉荣根据对西藏电视台新闻实践的研究，指出在“维稳”思维指导下形成的一些传播模式存在着弊端，比如对“上”不对“下”，报喜不报忧等等，这样的报道模式在国内外舆论中往往造成被动，应该加强新闻传播改革创新，努力适应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18]。王晓红、张硕勋认为，传统宗教寺院是涉藏工作重点省区最主要的“信息场”和辐射源，随着新媒介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乡村的“信息场”从寺院逐渐向以家庭为主的个人空间转移[19]。徐晓光通过深入四川省甘孜州村镇的走访，采用小组座谈、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康巴地区观众的收视环境、接收心理、收视需求、行为特征和收视模式等进行了总结分析，提出了改进康巴卫视、促进该地区发展与稳定的策略和措施[20]。周德仓提出，在互联网时代，要建立多元传播主体，增强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的传播力量，开展全方位的对外传播[21]。王向文提出了“舆论场+”的思考范式，重新审视互联网技术与舆论场叠加效应而生成的舆论场生态环境，正视互联网时代意见供求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传统“受众”具备了议程设置能力，舆论主体的积极参与使得他们走进了互联网世界的话语中心、舆论中心和行动中心[22]。张玉荣分析了西藏青年微信传播的特征，认为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进入藏族青年的视野，使得地域“孤岛”心理有所突破，一部分藏族青年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上变得不那么“敏感”了，甚至可以批评西藏的各种不良风气、习俗，反思宗教发展的种种利弊[23]。欧阳明、耿尕卓玛通过调查发现，涉藏工作重点省区僧人的媒介接触出现倾斜，在传媒信任方面亲近电视和手机媒体；在收听广播媒体方面，主要选择境外广播；在新闻内容方面，亲近国际新闻，疏远娱乐新闻；在内容评价方面，亲近地方藏文媒体，疏远其他媒体[24]。陈航行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手机媒体已经成为西藏公众的第一媒介选择，社会公众使用媒介的年龄分层差异特别明显，多数公众对西藏地方网站不感兴趣，但是却对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自媒体抱有希望和憧憬[25]。刘小三认为，在自媒体时代，作为社会舆情热点区域的西藏，其舆情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出现了境外负面信息“倒灌”的现象，普通公众在涉藏舆情“生产”中的地位上升，“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对涉藏舆情走向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涉藏负面舆情呈现出更多的隐蔽性，这为西藏网络舆情管理带来了新挑战[26]。朱欣对“快搜西藏”客户端的使用行为进行研究，从个人使用意愿、使用偏好、满意程度等方面进行调查，发现“快搜西藏”客户端已经成为西藏第一大商业客户端，在新媒体中影响力显著，内容的趣味性、使用该软件时的耗力程度和满意程度等因素对用户使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用户隐私泄露、带来时间浪费等对用户使用行为存在较大的负向影响[27]。

“媒介即讯息”，传播技术的影响力日益彰显，我们看到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升级，专家学者关于网络舆情的讨论愈加热烈，认识也越来越深入、细致。

（四）针对十四世达赖集团、西方反华势力的研究

毕研韬密切跟踪了西方媒体对于西藏骚乱事件的报道，认为国际舆论存在着许多偏见、谬误，但是西方媒体的传播策略值得借鉴，如重视新闻时效，善于抢占舆论先机，巧于迎合或照顾受众心理；达赖集团开展各种游说活动，粉饰、美化达赖形象，转换传播策略进行反宣渗透等等。我们必须对症下药，创新战略思维迎难而上[28]。杜永彬探讨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认为一些西方人出于自身的需要，带着“东方主义”的眼镜审视藏民族和西藏，其对传统西藏的描述和认识，经历了从俯视、贬低、丑化甚至诬蔑，到美化乃至神话的演变[29]。李希光通过对达赖集团网站的宣传文本进行分析，发现他们特别重视修辞技巧，善于包装达赖的个人形象，宣传常常使用中立的语言、堆积大量“事实”,并且加上一些具体数字，显示出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而把感情渲染有意识地隐藏在字里行间之中[30]。相德宝认为，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特别注重利用自媒体进行对外宣传，试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使得西方自媒体涉藏舆情呈现政治化、国际化、暴力化倾向，甚至设置和左右国际自媒体的涉藏议程[31]。宁曙光指出，针对国际涉藏舆论斗争的尖锐、复杂，我们应该加强涉藏对外传播的主动性，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及时报道，让真相跑在谣言之前，要使用西方受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并贴近其接受习惯，加大涉藏问题的深度报道和解读，与西方争夺涉藏话语的定义权、解释权。[32]

这个方面的研究特别重要，从舆论斗争的需要和策略出发，我们必须及时、具体、全面掌握敌对势力的舆论传播方法、手段和策略，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有备无患，即做到“知彼知己”，方可“百战不殆”。

（五）关于网络舆情传播周期、测量、管控、治理的研究

江涛根据藏文网页众多编码方式结构的差异，设计了藏文网页舆情监控系统，提出采用格助词与藏文舆情分词词典相结合的自动分词算法，进行舆情信息的敏感词监控、话题发现和跟踪[33]。钟振明认为，由西藏突发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具有涉外性、复杂性、敏感性等特征，需要按照法治原则、区分不同性质社会矛盾原则和立体治理原则，分别从舆情监测与汇集、分析与评估、控制与引导等三个方面构建和完善西藏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控机制[34]。张玉强指出，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具有复杂性、敏感性、政治性和国际性等特点，建议政府重点关注民族问题的热点事件和敏感事件，快速实现对网络舆情事件的正面舆论宣传，提高领导干部的网络舆情引导能力，争取在对外宣传中掌握主动权[35]。夏建华针对藏文Web网络中Web页面内容和页面之间的链接，构建了藏文Web网络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搜索找出网络社区中存在和潜在的信息，解读其中蕴含的社会网络关系和藏语文字信息[36]。黎远宏针对我国涉藏网络舆情监管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了涉藏网络舆情的特征属性，提出从转变监管观念、完善立法制度、强化监管技术、推进涉藏工作重点省区社会建设等四方面优化涉藏网络舆情监管和应对的措施[37]。

从目前收集到的公开资料看，钟振明比较早地提出了一套相对较为完整的应对西藏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控机制，黎远宏的硕士论文对涉藏网络舆情监管工作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对照英美等国家的网络治理模式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改良建议。

（六）其他角度的研究

由于网络舆情涉及许多社会领域，一些学者选取不同的视角、理论，观察或阐释网络舆情问题，特别富有启迪意义。如韩鸿采用媒介行动主义理论，解读、分析中国公民建立“反CNN”网站抗议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中的歪曲报道，认为以全球视野、理性表达和民间立场而勃兴的中国赛博行动主义正在成为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一股新生力量[38]。袁爱中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西藏网络传播中的宗教传播偏向、传播价值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指出宗教传播分为宗教信仰传播、宗教文化传播、宗教信息传播三种形式，针对当前语境下宗教媒介结构不均衡、传播体制不灵活、传播观念滞后、议题的焦点性与传播地位的边缘性差异等问题，必须坚持观念创新，优化传播结构，有步骤、有区别地实施宗教传播“脱敏”[39][40]。周勇从信源使用的角度，探讨了中美主流媒体在西藏问题报道上的差异，对如何加强与西方媒体和社会的对话沟通、改进中国媒体的报道质量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改进路径[41]。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与网络舆情存在一定关联、交叉的问题。如陆双梅较早地在云南迪庆开展田野调查，探讨手机使用对于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孙信茹从媒介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转型，进而提出建构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实践及其意义；郭建斌进一步探讨了网络民族志的变与不变；王万宏从网络歌曲、影视、小说等文化艺术角度，探讨了藏族网民对网络文化的使用习惯、特点与认同问题；尕藏草考察了我国涉藏工作重点省区互联网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影响；许亚锋、朱华鹏、陈敦山、李春华等学者探讨了西藏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与网络舆情传播的关系问题，等等。他们的研究，虽然没有把网络舆情直接作为研究重点，但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文艺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网络舆情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宏大探讨空间，对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三、国外相关研究的概况扫描

目前，国外对于西藏网络舆论的研究存在一些偏差或者误读。从近年来Public Opinion Quarterly（《舆论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国际舆论研究杂志》）等期刊发表的论文看，西方学者对于西藏网络舆论研究涉及较少，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舆论本体如态度、意见、偏好、信念、认同的探讨，对于舆论影响如框架效应、说服效应的分析，对于意见测量、调查方法的研究等兴趣浓厚，如对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就从各种角度持续不断地进行深入剖析。近年涉及西藏舆情的论文，如《国际舆论研究杂志》2018年冬季刊发表了Anning Hu的一篇论文Evaluating Sur⁃vey Items of Buddhism Religiosity in China（《关于中国佛教宗教信仰的调查项目的评估》），对于佛教信众从believing,belonging,behaving(the Three Bs)三个方面做了深入调查，结论比较客观、中立，有关藏传佛教只占了其中的小部分内容[42]。

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笔者用“西藏，舆论”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检索到379篇外文论文。但是，这些论文大多数与西藏舆论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看到很多关于青藏高原气候研究、藏医药探讨、藏羚羊观察、临床医学实验等等，只有极少部分论文涉及西藏与网络舆论。

美国期刊International Studies曾经发表过B.K.Shrivastava的专门论文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the Tibetan Question，发表时间是1968年10月，文章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对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很多误解，同时也指出美国不同媒体、不同议员对于1959年西藏叛乱的意见分歧，提示某个神秘机构给叛乱“游击队”提供了必要的轻武器和弹药，但那时根本没有互联网，不可能涉及网络舆论。In⁃tercultural Education期刊，2012年发表过Nawang B.Phuntsog的论文The role of ethnic identity in school engagement：perceptions of immigrant Tibetan adolescents in select US public schools，探讨在美国中西部公立学校就读的藏族青少年的族群认同问题，考察了这些学生在参与学校集体活动中的认知角色与交往特征，族群认同牵涉到复杂的历史过程和敏感的社会问题。[43]如果说这篇论文还保持着相对客观、中立的态度，那么下面的两篇文章就是赤裸裸的攻击和诬蔑。2011年Anonymous在一篇论文中根据VOA（美国之音）的片面报道，指责生活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遭受到中国网络的攻击；2012年Paumgarten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藏人的陈述，认为中国占领了西藏而且是毁灭性的。这些论述往往是一面之词，道听途说，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

翻阅这些外文资料，发现2008年“3·14”事件发生之后，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西藏的关注度有所增加，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确实存在明显的偏差，有一些文章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有一些文章明显地颠倒黑白。出现这些误读和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文化、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有些西方人总愿意用“冷战思维”搞意识形态对立，不少人把过去的西藏看作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对西藏传统文化充满神秘的想象和憧憬，否定西藏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还有一些西方国家把涉藏问题当作政治博弈的筹码，出于政治意图的需要，有意炮制、大肆渲染所谓的“西藏问题”，采取主观臆断或歪曲事实，用立场代替方法，用观点代替事实，进而制造和误导舆论，进一步加大网络舆情传播的裂痕。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能够比较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

四、西藏网络舆情研究的薄弱环节与努力方向

通过对国内外近二十年关于西藏网络舆情（舆论）研究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中西方学者对于西藏网络舆情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重点和立场、观点等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

国内学者对于西藏（或涉藏工作重点省）的网络舆情概况、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特征、传播载体和网络管控、治理任务等关注较多，重视网络舆情学的理论应用与治理实践，而且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具体、深入，提出了一些管控、治理的对策、建议。但是，对于西藏网络舆情发生、演变的因素和动力，目前还缺乏深入地探讨；对于自媒体蓬勃发展而形成的西藏网络舆情复杂格局关注不够，对于线上线下的舆论游离状态的研究也比较薄弱；有关舆情研判和引导机制的合理性、连贯性、稳定性认知欠缺，基于计算机信息体系、政府公民互动、专家智库参与的综合治理系统尚没有完全形成。

西方一些学者虽然对西藏网络舆情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有些人甚至发表了诬蔑性、攻击性的文章，但是，他们之中不乏冷静、理性的思考者，特别是重视实验、重视调查的研究方法，对于意见测量、说服效应、受众分析等细致入微的研究值得我们借鉴。

通过中外的相关文献对比，我们能够看清中西方之间关于西藏舆论问题研究的差异，要寻找问题的症结，发现自身研究的薄弱环节，做到扬长补短。目前看来，我们在西藏网络舆情发生、演变的因素和动力等基础性研究，即涉藏网络舆情发生的本质要素探讨不够；“对涉藏舆情的走向、传播方式和影响力把握不够，对涉藏舆情的学理研究不够，不能更多地提出应对策略，特别是缺乏对涉藏舆情引导战略、策略的设计。”[13]这些情况将严重影响西藏的网络舆情引导和社会治理工作。

我们须立足西藏，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尽力消除文化隔阂，努力还原事实真相，减少主观臆断和偏见，在多元主体的社会环境下，正视西藏以及涉藏工作重点省的民族性、宗教性问题的复杂影响，扭转“传者本位”的思维惯性，树立“以人民为本”的舆论观，寻找和建构适用于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表达渠道和沟通交流平台，积极采取对话合作和梳理引导的方式，促进政府主导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共赢”，努力建设符合西藏特殊区情的网络协商与社会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民族团结，实现与维护社会长期发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