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妍

DOI：10.19699/j.cnki.issn2096-0298.2021.10.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服務外包发展已进入3.0阶段，加快服务外包尤其是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升级不仅是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要求，也是形成经济增长新亮点的关键。数据显示，我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不断扩大之势，业务种类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理论与实证均表明，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正加速释放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新动能，同时离岸服务外包的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发挥政府试验田作用，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和保护，增强外包企业核心竞争力，从平台、创新、人才等方面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助推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优化升级，促进融合型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升级路径;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5（b）--06

《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企业的运营边界已不是自己生产一切，而是将更多的任务外包给国外市场。如今数字技术的加码，服务外包已不是单纯的技术外包服务，而是通过数据的流通、产业链数字化含量的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提供综合型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服务外包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国际社会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我国传统服务贸易受阻，离岸服务外包逆势上扬，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外包服务快速增长。2019年上半年，云计算、人工智能服务等数字化服务离岸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186.3%。离岸服务外包成为疫情下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1 理论基础

1.1 服务外包的定义及划分

2019年1月14日，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服务外包统计调查制度〉的函》（商办服贸函〔2019〕15号）对服务外包定义作出新调整，明确其分类及业务范围：“服务外包是专业服务提供商根据企业、政府、社团等组织委托或授权，完成组织以契约方式定制的内部服务活动或服务流程，为组织创造价值、提升价值的一种生产性经济活动。它分为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 知识流程外包（KPO）。其业务范围包括离岸服务外包、在岸服务外包、境外服务外包。”由于离岸外包更能够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资源优势进行全球化生产，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因而成为服务外包的主流形式。

1.2 数字经济概述

根据G20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的解释：“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助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发展，在数字技术创新的驱动下，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呈现出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它改变了现有的商业模式，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平台经济。在传统模式中，企业服务是单边市场，但平台经济服务是双边市场，既服务消费者又服务生产者。

2 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机遇

2.1 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现状

2.1.1 规模不断扩大

由于我国服务业开放总体滞后于制造业，服务外包产业的推开也较晚，直到2006年我国才将服务外包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其发展开始受到重视，逐渐成为新兴业态的主要增长点。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服务外包及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不断扩大之势。目前，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居全球第二位。2019年，我国服务外包执行额10695.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5%，执行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比2008年增加10375亿元，增长26倍。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6555.8亿元、同比增长11.8%，较2008年增加6439亿元，增长16倍，如图1所示 。

2.1.2 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国际研发技术及服务水平的提升，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正加速向中高端化发展。从业务结构看，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依然以信息技术外包（ITO）为主，但其占比逐年下降。2019年其执行额2894.3亿元，占比较2011年下降17个百分点;知识流程外包（KPO）占比逐年上升，较2011年上升了14个百分点;业务流程外包（BPO）占比有所提高，如图2和图3所示。此外，我国高端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呈加速发展态势，其中，电子商务平台、互联网营销推广、检验检测、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2019年增速分别达53.2%、37.1%、20.5%和15.3%。

图3 2019年我国离岸服务外包结构组成

2.1.3 市场不断拓展

金融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转变发展思路，强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离岸服务外包作为服务业跨国转移的重要手段因此得到重视，外包市场逐步多元化。2014年以来，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发包来源地相对集中，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是主要发包来源地，合计发包总额超50%。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日益增强，承接其服务外包合同额、执行额快速增加。2019年，美国、欧盟和“一带一路”市场增速加快，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美国仍为主要合作伙伴之首，其离岸执行额1325.8亿元，较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提高5.6个百分点;承接欧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执行额分别为1111.9亿元和1249.5亿元，同比增长17.6%和12.4%，比上年快10.7和4.4个百分点。

2.1.4 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已基本实现重点区域错位发展。2019年，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约一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执行额达3246.6亿元，该区域主要承接软件研发服务;作为制造业集聚区的粤港澳大湾区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824亿元，同比增长4.9%，占全国的比例达12.6%，该区域则以工业设计外包为发展特色;京津冀地区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642.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3%，全国占比9.8%，该区域主要发展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东北三省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为246.2亿元，同比增长10.8%，占到全国的3.8%。

2.2 离岸服务外包发展机遇

当前，全球服务外包产业正面临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机遇，在2019全球服务外包大会暨第三届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武汉峰会上，专家们指出：“预计到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4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50%，数字技术将全面渗透各个行业，并实现跨界融合和倍增创新。”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也提到：“服务外包兴起于信息技术领域，也成为促进数字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力助推器。数字化与智能化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离不开服务外包的有效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正在加速释放服务外包发展动能。”在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驱动下，离岸服务外包领域合作竞争正在进入新时代，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将在数字化转型中迎来更快速的发展。

3 数字经济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相互影响

3.1 数字经济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3.1.1 数字化技术优化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和产业价值链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改造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提升其产業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产品技术创新含量，促使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结构发生变革，加速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优胜劣汰的行业洗牌。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不断促进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走向价值链的高端，外包需求也逐渐从标准化、规模化转变为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信息化、智能化、高端化成为未来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主要趋势。

3.1.2 数字化战略影响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

党的十八大后，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九大又对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作出了战略部署，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迅速扩张。基于此，2020年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指导意见》提出：“以‘数字引领，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到2025年，我国离岸服务外包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数字化业务占比不断提高，信息技术外包（ITO）企业和知识流程外包（KPO）企业加快向数字服务提供商转型。到2035年服务外包成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高端服务为先导的‘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方式，成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力量。”

3.1.3 数字化融合拓展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业态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产业链大数据不断融合，商业应用不断拓展，由此衍生出各种新的产业内容，加之信息技术重组，推动离岸服务外包与不同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成长壮大。如依托5G技术衍生出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通过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创新与融合，衍生出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同时，数据资源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新驱动，许多离岸服务外包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推动产品创新和流程改造，促进服务领域向数字化融合方向发展，进一步加快催生新模式新业态。

3.2 数字经济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

3.2.1 变量的选择与数据获取

本文拟研究数字经济增长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关系，用DE表示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用OS表示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规模，数据采用的是历年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其中，数字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离岸服务外包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司《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及历年人民币与美元中间汇率数据计算得出。鉴于我国服务外包发展起步晚，直到2008年才有明细统计，故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8—2019年。

为减少数据异方差性，分别取DE和OS的自然对数，得到LNDE和LNOS。将LNDE和LNOS序列中的数据绘制时间序列图（见图4），可以看出，我国数字经济和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都在不断增长。再将LNDE和LNOS的数据绘制散点图（见图5），可以看出，LNOS和LNDE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经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达0.973426。

3.2.2 平稳性检验

数据非平稳，往往会导致出现“虚假回归”，因此，在建立模型之前有必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使用Eviews8.0对LNDE和LNOS序列进行ADF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在5%的显著水平下，LNDE和LNOS的水平序列均不平稳，一阶差分序列具有平稳性，即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满足协整检验条件。

3.2.3 协整检验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做回归分析会导致“伪回归”，应先进行协整分析。对相同阶数的LNDE和LNOS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为消除残差中的自相关，又不影响参数估计的有效性，需要先根据无约束VAR模型确定最大滞后阶数。结果如表2所示，选择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3。

LNDE和LNOS两个变量的滞后3期的VAR（3）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与数字经济规模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表明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与数字经济规模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2.4 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通过协整检验可知，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与数字经济规模之间是协整的，需要建立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约束其内生变量的长期波动满足它们的协整关系，但允许短期波动。首先用Johansen检验确定一个协整方程，然后每个内生变量对它和其他内生变量的滞后项及协整关系表示的误差修正项的滞后项做回归，模型估计的结果如下：

式（1）和式（2）为包含修正项的误差修正模型，代表两个变量之间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关系;式（3）为模型的误差修正项，代表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从方程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度较高，误差修正方程的可决系数分别为 0.856726和 0.952043;AIC值、SC值都较小，分别为-8.832235、-8.529650，表明模型估计效果较好。

3.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通过以上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到在式（1）中，滞后一期的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系数为-0.42，在式（2）中，滞后一期的数字经济对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影响系数为-6.13。说明短期内，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都存在相应的滞后效应。

从误差修正项来看，在长期均衡中，我国数字经济和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由协整方程可知，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对数字经济增长的弹性是6.34，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对数值每增加1%，数字经济的对数值增加6.34%。由此可知，长期内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与离岸服务外包产业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缺一不可，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离岸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反之，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一环，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4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升级路径

4.1 发挥政府支持引领作用

4.1.1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政府要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一方面，通过财税政策减免、鼓励社会融资等，为服務外包注入更多血液，让外包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技术创新，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和掌控上来。另一方面，加强离岸服务外包的数据分析、统计考核和监管服务工作，对国外服务外包企业进行跟踪及研判，定期不定期开展离岸服务外包专题招商活动，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国内外重大科技项目招标。

4.1.2 强化标准体系建设

完善行业标准制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借鉴国际经验，学习先进标准，依托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形成先进的服务外包交付标准，研究完善适应数字化服务外包的贸易规则及人才培养标准，尤其是在我国拥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研究制定一批在国际上高水平的标准。同时，拓宽外包标准涵盖领域，如设计、咨询、维修等生产性服务领域，提高我国离岸外包服务质量。

4.1.3 完善国内外市场布局

在国内，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打造服务外包城市群，并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充分利用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发达的网络数字基础，加大发展力度。构建东部与中西部协同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链，强化合作机制。在国外，稳步扩大美欧市场，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抓住“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机遇，扩大与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外包合作，加大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等数字化服务外包及医疗、教育、文创等服务外包的发展。

4.2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4.2.1 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新思维建立数字化原生企业，探索工业机器人、数字化车间及无人工厂的改造应用，加大数字化研发力度。提升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促进服务产品数字化、个性化、多样化，适应需求端的新变化，加快转型为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服务供应商及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将鼓励企业技术发展上升至国家层面，如将企业开展信息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计划支持范围。

4.2.2 推动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对拥有技术、渠道等综合优势及具有现代供应链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鼓励其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注重其对价值链、供应链的掌控，提升服务水平，逐步向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外包发展;对于中小企业，鼓励其走“专精特新”道路，通过自身实力的增强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此外，发挥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适度将自身业务分包给中小企业，从而促使中小企业逐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4.2.3 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

重视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品牌尤其是自主品牌的打造，加强对品牌的研究与管理。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开展商标和专利境外注册，通过国际的标准认证，在国际上得到认同，从根本上提升品牌价值。强化“中国服务”的标志，并不断提高其美誉度，可以选择一批服务水平高、发展潜力大的服务外包企业作为“中国服务”品牌的先行者。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将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品牌逐步引向国际市场。

4.3 强化产业环境助推战略

4.3.1 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成立离岸服务外包数据服务中心及行业协会，推进外包平台和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面向全球集聚创新要素，重点培育服务外包科技创新平台及项目储备库。建设服务外包新型智库，对国内外外包战略、形势等开展决策研究，提升国际市场咨询和研究服务能力。利用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推进及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建设，打造一批数字服务出口基地。

4.3.2 发展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依托5G等新技术，打造服务外包新商业模式。大力发展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等新技术，加速推动云外包、网络众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新业态。提高数字服务出口能力，如大数据、软件等信息技术服务以及教育、娱乐、金融等数字内容服务的输出。

4.3.3 培养引进数字化人才

完善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和激励机制，加大对服务外行业领军人才、研发人才等的引进力度，从购房落户、医保等多方面为他们提供保障，吸引全球的优秀人才。增强与高校、科研中心及国际相关机构的合作，加强课程设置与外包企业的衔接，引进全球专业培训课程体系，设计满足需求的服务外包数字化技术课程包，为企业培养服务外包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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